警察权的法治化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时间：2021-04-26 12:05: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日，沈阳27家医院聘请属地公安机关、派出所领导担任安保工作副院长，成为大陆媒体质疑的焦点。据说此举是为解决医患纠纷，但显然触犯了中国的《警察法》，该法规定“人民警察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更违背了警察独立执法的社会常识。几天后沈阳市的这一做法即被叫停，但这个离奇的做法。却再度引起人们对警察权的警惕和反思。其实细察当下的很多社会热点，从上访到强拆，从看守所“离奇死”到黑势力“保护伞”，从山西大同高建勋强行索贿到重庆文强涉黑被判死刑等，这些事件背后都活跃着警察的身影。社会如何规范和制约警察权，以及如何平衡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已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在国家的各种公权力中，警察对维护统治的作用不言而喻，它对民众的强制手段也最直接。与一些西方国家比，中国警察权的行使范围要宽泛得多。它既有刑事侦查权，可行使各类刑事强制手段；也有治安行政权，从治安拘留到劳动教养、从遣送上访到强制戒毒、从户籍管理到交通处罚等，多种刑事与行政权力集于一身。多年来警察权一直呈现扩张的态势。
然而，现代社会一个基本常识是，警察权的大小与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警察权越小，国家的法治程度越高，反之同样成立。这是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所决定的。警察权扩张，公民权就会受到限制；而公民权得到保障，也会对警察权形成制约；假如警察权被滥用，只会导致公民权的缺失。虽然说保持一定限度的警察权，是现代国家实现法冶社会的共识，但如果超越了某种限度，就会构成对公民权的伤害与威胁。对警察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所以如何找到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平衡点，并达成一种制度保障，成为实现法冶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
警察能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而保障公民权利才是警察权存在的第一动因。只有把保障公民权作为确立警察权的核心，才可能实现警察权和公民权的统一。保障了公民权利，也就自然维护了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要把维护社会秩序，看作是保障公民权利的结果，不能使两者对立起来。然而在现实中，又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方面大多数警察执法为民，另一方面仍有不少警察权对公民权的侵害：有的警察弄虚作假纵容包庇犯罪分子；有的警察对民众随意实行非法羁押和刑讯逼供；有的警察对民众实施敲诈勒索及收受贿赂；有的警察甚至与黑社会相互勾结、谋财害命。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事务中越来越多地依赖或滥用警察权，不仅使警察权凌驾于其他司法权力之上，更造成了民众与警察机关利益与情绪的对立。一旦民众合法权利受到警察权的侵害，也没有任何法律救济制度能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民众欲伸张正义成为可望不可即的事。至今为止，警察因滥用职权而接受刑事处罚的案例，还极为少见。这显然与国家实现法冶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在社会转型期，警察权的扩张尤其值得警惕。如果过分依赖警察权来维护社会稳定，甚至因此纵容警察权对公民权的随意侵害，不汉无助于培养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极有可能造成普通民众和国家公权力的对立，杨隹案后普通民众的反应巳说明了这一点。不能把警察权当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手段，而要当作不得不使用的最后手段，这样才不会对本已孱弱的法冶环境造成破坏。那些社会秩序良好的国家，警察权无一例外会受到严格约束，而公民仅肯定得以充分保障。对公民权的敬畏和尊重，理应成为警察权行使的常态。如粜常常让警察处于与民众冲突的前沿，又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临督和约束、社会前景当会令人堪忧。
目前的《警察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受到检察院、监垞部门或上级警察机关及社会、公民的监督，至于如何监督以及出现问题怎么办，均没有详细的实施细则。这使得在现实中，检察院及监察部门极少有对警察权的监督行为，社会和民众虽能进行舆论监督，但由于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等、除非发生重大恶性事件，否则也极难实施。
如何确立警察权行使的边界，是规范和改革现行警察体制的关键。这里首先要确立的是警察权行使的公共责任原则，也即只有对那些有证据证明的破坏公共秩序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嫌疑人，才能行驶警察权；其次就是要坚持警察权的程序原则，传唤、讯问、审查、逮捕、取证、处罚等都须严守法定程序，一旦违反程序，必须接受相应处罚。更为重要的是，还要保障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不合作的权利，对涉及民众重大利益的案件要引入听证制度，通过公民权的行使，使警察权在一个合法的空间中运行。
可以说，目前警察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影响了一些民众对警察的信任，甚至损害到了司法制度在社会上的公信力。如何改革现行的警察体制，通过规范和制约警察权，来平衡它与公民权的关系，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只有让警察制度首先走上法治轨道，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才有可能在我们身边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