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十年：“香港制造”似水流年 三十年芳华似水流年
时间：2020-02-16 07:24: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2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性工作者阿金用一个晚上讲述了她的前半生。她的前半生发生在香港的欢场，在一次次冰冷的性交易中却道出了那个弹丸之地的人间温暖。故事不乏世俗色情，却真实、积极、励志。
这个杜撰中的香港女人是导演赵良骏《金鸡》里的主角，之后成了香港人心中的精神偶像。她身上折射出的乐观精神，也被反复引申为所谓“香港精神”。
这个精神既存在于想像中，又折射于每个港人身上，如果有，那即是：不逃避世俗，也同样不放弃乐观、积极。影片中，阿金用身体的态度迎合时下的胃口；影片外，香港人不停地转换着姿态迎合着时代的节拍。
导演赵良骏用130分钟，讲述了香港人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50年不会变――世俗或干脆说是低级趣味，是香港人(更是香港娱乐圈)无法逃避的深层结构，但其表层却呈现了乐观、积极与主动。
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
赵良骏用新片《老港正传》讲述了另一个香港人内心的世外桃源。一个叫老左的港人，在香港做放映员，边缘得不能再边缘。他一辈子爱着北京天安门，却只在梦里去过。他和阿金不同：他内心崇高、彻底排斥世俗，他的生活态度是承受而不是迎合。他和他的老婆像一双筷子品味着香港40年来的酸甜苦辣，后来他的儿子带着他的梦想“和另一支筷子”回到大陆去品味西部大开发。
老左这样的人，被隐喻为那些追求个人境界与道德的人，他们排斥时下流俗与香港社会格格不入，时刻爱国且时刻有着美好坚持。
影片以一曲《星光伴我心》收场，情绪深陷香港娱乐圈对当年星光灿烂的流连，还有一去不复返的无力感。这种感觉用导演赵良骏的话说是“消逝”，一种无法改变的消逝，像沙漏一样无法逃避。
在采访中大多数香港的娱乐人惋惜着这种“一去不复返”。
事实上造成这个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香港人自己。文化评论人林奕华说，香港人如果不是那么功利和反智，情况原没有现在这么糟糕。在他看来，所谓的“香港精神”，就是不断地迎合时流的精神，香港娱乐人自己完成了逐渐消逝的这个过程。而且态度始终乐观、积极。
一边迎合一边消逝
香港著名戏剧人林奕华这样描述当下的香港娱乐圈：已经煮了很久的一个火锅，虽然有新的东西加进去，但根本不足以把那些已经蒸发了的东西填补回去。
这口锅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翻滚，80年代沸腾，90年代焖锅，到了如今已是微火清汤。
如今的香港人都还在津津乐道过去的黄金十年，那时香港作为亚洲的好莱坞，除了本港票房，还坐拥台湾、东南亚和日韩的大量投资。
那时香港电影好卖到，只看明星，黄金万两的地步。片商只要看到有明星加入，钞票就滚滚进来，全然不看你有没有剧本，导演是谁。这种状态持续了整个80年代，电影的精彩通常靠明星个人的耍宝来支撑，由此捧红了一批最早期的以周润发为代表的巨星。
传媒人查小欣描述，那时候香港电影的周末午夜场火爆到周三票就已经售完，看完全程打不到车回家。后来，午夜场好着好着就没人看了，直至午夜出租车排着好长的队。
以当时的龙套演员周文健为例，1986年，刚入行的时候他一年收入不超过10万港币，到了90年代最初的几年，他跑龙套一年就能拿250万港币。那时候，香港的艺人封闭得要死，只知道有香港，台湾、新加坡的艺人根本混不进来，内地只知道一个巩俐、张艺谋，一年上一次香港娱乐头版。
从依靠明星来支撑整个电影工业，到不注重明星个性，沦为简单的赚钱工具，香港明星的地位也自此贬值。
之后，市场急转而下。影人普遍认为，祸端是东方不败。
1993年，由林青霞主演的《东方不败》劲收票房，卖火了东亚市场，卖到了欧美。也引起市场的跟风，各电影公司连环开拍《东方不败》的系列，单是那一年就有7部。造成南郭泛滥，质量急跌，加上其他烂片，一下子让外埠市场恶心了。自此不再盲目认星给钱，不敢买这系列、那系列。
这直接导致了电影投资市场的资金短缺，没有钱难为无米之炊，香港电影开始日头朝西。
此时，日韩的本土电影开始崛起，加之亚洲金融风暴来袭，投资者看不到香港电影的赚头，也都棒打鸟兽散了。
周文健入行时正赶上最好的时候，虽只跑龙套，却经常和明星混迹在一起。那时做电影的有班子之说，如成家班和洪家班，制作包圆，合作融洽。而如今没人投资了，班子散了，大家只好散兵游勇式找活。
同样，很难再有一部高投入的电影只为捧单个明星，多国联合的群星才能引来多方集资。
从星相上看，自2002年开始，香港娱乐圈大星陨落，罗文、张国荣、梅艳芳、黄(雨沾)谢世，人们惊呼一个时代去了。可自此再也没等到新星鹊起，娱乐圈中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的现象才被人看到，事实却早已如此。
1997之前，香港人心浮动，娱乐圈中做得最有名的一批人开始各奔前程。周文健回忆，那时身边的圈内人就有5％～10％的有钱人毅然离开，要么去好莱坞发展，要么干脆去加拿大养老。
前不久，香港国际影视展公布了由参展商、买家投票选出的最具票房价值香港男女演员和导演，榜上有名的明星依然还是梁朝伟、张曼玉这样的“老面孔”。
导演尔冬升早就预感到香港明星存在的断层，“很多人才都纷纷流失到外面去了，电影界要想办法多给这些有才华的人一些优惠条件，让他们留在本地。”
80年代末，第一代明星谭咏麟和梅艳芳表示不再拿奖。查小欣评价，其实这是个很漂亮的说法，既是为了给新人空间，其实也是一个完美的谢幕。因为他们已经霸占歌坛太久了。而如今这种情况在现在音乐颁奖礼上依然可见，所谓老脸长青。
1997年后，唱片业遭受了灭顶的冲击，这既有互联网的发展，也有当时内地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许多艺人对于领奖开始不感冒，因为以前获奖与销量有关，张学友获奖了，那时唱片能卖上百万张，现在却只卖15万张。所以很多艺人的公司都会考虑出席是否值得，因为还要花费化妆及衣服的钱，而且很多时候艺人都在内地做宣传也根本无暇回来。
如果说香港娱乐圈有三代明星的话，前两代多以演戏而走红，如周润发和刘德华，均是从无线培训班出来，先演电视后从电影中攀红。而到了第三代谢霆锋，则多是以唱歌发家。虽然如今的唱片业早已不景气，但通过打歌宣传的方式还是推出新人的最快方式。英皇星艺文化公司的行政总裁徐岩告诉记者，如今造星的过程已与造产品无异，推出新人，歌好不好无所谓，要的是知名度，人红了再做演出和代言人，钱就来了。
明星的星光已不再那么荣耀。周文健形容以前在街上看到张国荣，会感觉他在 闪闪发光。而如今他和周润发在街头拍戏，路人看到顶多多看几眼。明星的神秘感被狗仔队的刻意放大且恶搞摧毁到全无，“如今想看明星，在堂会就看得到，谁还去买票看你电影。”周文健说。
查小欣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娱乐评论节目多年，采访过大大小小无数明星，她形容谢贤以前来做节目时，会坐黑色加长林肯，下来一身白西服，白皮鞋，头发服帖，手插裤兜，款款神情。她感叹这才像明星，而如今很多新人穿着破烂仔裤和拖鞋就来做访问了，还自称简约主义。
当本土市场越来越小，内地市场的崛起使得香港许多艺人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在新一轮的主动迎合中，香港娱乐圈打开了加速消逝的魔盒。
但这一次他们发现自己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已今非昔比。世道可能真的变了，香港的艺人们主动学习普通话，可机会还是没有巩俐、章子怡这些内地明星多。
融合的机会和代价
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娱乐市场池浅人物多，出路只有走出去。
“这形成了香港娱乐圈的最大特性――主动迎合”，北京保利博纳总裁于冬说。而这种迎合一直没有停过，从迎合台湾、东南亚、到日韩，再到1997后，掉头北上。
近几年内地电影市场飙升，2002～2007年，内地的电影票房的市场每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再加上综合收益，如录影带，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使得香港主动走上合拍片之路。
当年黄百鸣就曾感慨地说，北望神州，这么大一个市场，到底什么样的电影可以进来?于是，向内地的主动迎合既是香港电影的策略，也是不折不扣的自救。
其实1983年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是第一部香港进入大陆的合拍片。只是那时的合拍，是以香港片的身份在大陆拍摄外景及利用廉价的劳动力。
香港电影进入内地成规模的还是这10年，尤其是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后，合拍片没了限制，题材变得宽泛，双方开始加强制作和资金上的融合。电影版权共有，同时享有全世界分账的形式。
表面上看，香港演员与制作班底与内地的融合，已经很难分清许多合拍片的归属是内地还是香港。
而自90年代初，香港娱乐圈最早去好莱坞的一批著名导演如吴宇森、陈可辛，在游荡一圈后，四五年前开始也纷纷回国，而向内地发展成为了他们选择的主流。
CEPA后，有一拨香港知名导演开始主动研究融入大陆，去年香港总产量51部电影，其中合拍片就占了39部。
于冬认为，不出五年，一些香港台湾的电影制作基地都会搬到北京，他们可以平时在北京上班，周末回香港的家。因为不仅是他们，整个世界电影工业的目光都盯着这里。
除了电影，以拥有成熟的造星工业著称的娱乐公司也开始进入内地。
香港著名的娱乐公司英皇娱乐集团早在90年代初就与北京电视台做过英皇杯新秀歌唱大赛。之后还陆续成立了中北英皇演艺学校，以及代理它在全部国内业务的英皇星艺公司。
这家公司既代理香港艺人来内地的工作，同时还签约内地艺人。去年他们与中央电视台合办《梦想中国》，并将前三名纳为其旗下艺人。
1997年后，香港艺人向内地发展成为趋势，唱片到内地宣传，电影与电视参与合拍，以及数不过来的各种大小演出和广告合约。
而在以前，周文健回忆，以前在香港混不下去的艺人才会选择去台湾或内地发展，然后再翻红回香港。
1999年他第一次去内地拍了一部合拍电视剧《上海之恋》，却没想到一直热播，两年后他再去上海，在餐厅还受到了热烈的簇拥，跟刘德华在香港的待遇一样。
2003年，周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北京，可是连龙套都跑不上了。如今，他每日只看内地娱乐新闻，已是一口京腔京味。他说，圈内很多朋友都来北京发展了，多是散兵游勇，虽然红得慢，但总好过那个日益衰落的香港娱乐圈。
香港文化的悲哀
这10年，香港的娱乐人看到的是香港味的消逝，内地的娱乐人却看到是香港人的融合。
前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文隽认为，香港电影这种模糊化的态度，也并非坏事。他始终认为所谓的“香港电影”就是大中华电影的概念。
伴随着唱片业的滑坡，电影市场的萧条，香港人对于电视的关注却始终不减。追根溯源，香港的一切娱乐精神皆来自于电视。在电视还是主流媒体的70年代，伴随经济起飞，一些新的东西出现在电视上。无线电视台从1967年创台到1976年，被林奕华称为是香港的电视文化最有活力的几年，出了很多像徐克、许鞍华、杜琪峰、林岭东这样的创意人才。
当时，电视的节目类型很多，综艺、连续剧、单元剧、纪录片以及一小时的电视电影，节目用影射的手段来表现社会时事。而到了1977年，无线高管紧缩支出，梁淑仪带着一批人出走。这些人，之后带活了香港电影。
而之后的无线电视台，节目日益固化，大走煽情路线。这种情况从1981年至今，已有25年没再改编节目安排。
林奕华认为这使得香港没有累积创意人才和编剧制度，更没有对创意加以尊重。做创意的人大部分都流失了，坚持下来的人赚得比10年前还少。这是直接导致香港电影和音乐没落的诱因。
香港日前正在热播一部叫《师奶的兵团》的电视剧，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完全抄袭美剧《绝望的主妇》，但香港人不在乎，300万人如痴如醉地跟看。
“香港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在机制――对新东西很抗拒，因为会威胁到他的安全感，怕被人觉得笨。”林奕华说。
然而最令林奕华担心的是，这种80年代的香港――表面上繁盛里面却千疮百孔的分裂状态，内地人却对此格外钟情。他说，“香港制造早就死了，但很多人却还面对着一个埋葬在棺材里的尸骨留恋。我怕这种反智的状态会影响日后的内地文化生态。”
“香港文化的悲哀之处，是识时务的聪明人比比皆是，但愿意改变的人却少之又少。因为这是一个以消费来定义人生意义的社会。”林奕华说。
推荐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