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后期的廉政机制
时间：2021-04-10 00:03: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明朝后期，明代初期的廉政体制在法律宣传、官吏选举、检查制度方面显示出极具的弱化。再加上为君者昏庸奢靡，不理朝政，为臣者植党营私、贪污腐败、玩忽职守使得廉政体制向恶性化运转，并日渐形成积重难返之势，终将明王朝拉入了覆亡的深渊。
关键词：明朝后期；廉政；腐败
明后期廉政机制瘫痪的表现
中国古代廉政机制萌芽于夏商周至春秋时期，到战国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使得廉政规定以官吏选任、法律措施、管理考核等得以体现，廉政机制开始制度化。到明代初期，经过朱元璋、朱棣等的大力建设，廉政机制的各项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备。但到明朝后期，廉政机制几乎瘫痪，较之明朝初期，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法律制度弱化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正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明初注重礼法。建国伊始，明太祖就着手制定影响后世的《大明律》。在惩治贪官污吏方面出台了《大明令》《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等严刑峻法，体现了明初对惩办贪官污吏的决心及信心。此外，明朝初期还出台专门的法律遏制官场的歪风邪气，如《铁镑》。这些律令加上皇帝的谕旨等都成为明初廉政机制的组成部分，明王朝惩治官吏贪赃犯罪的主要依据便集中于此。而在明朝后期，礼法的制定明显减少，主要代表仅为，明孝宗弘治十年开始编修的《明会典》。以后又经正德、嘉靖、万历朝重修才算完成。
此外，明朝初期，皇帝都会发布诏令加强对官员的廉政建设。比如，洪武元年春正月，天下府州县官来朝，谕曰：“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生息，惟廉者能约已与利人”。洪武五年十二月，下诏地方官员要劝课农桑、兴学校。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冬十二月，谕法司曰：“刑者圣人所慎。匹夫匹妇不得其死，足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甚非朕宽恤之意。自今，在外诸司死罪，咸送京师审录，三覆录然后行刑”，而到明后期，这种诏令明显减少。
2.吏治管理的弱化
吏治好坏的一关键因素就在于官员自身素质的高低，故明初十分重视人才、重视对官员的选拔。洪武元年下诏求贤时说：“天下之大，故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而到明朝后期，皇帝大多荒淫无道，不理朝政，造成廉政机制的功能失衡，朝廷上下趋炎附势，卖官鬻爵，官场变成市场。“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对于科举，正如蒋星煜先生斥责的一样：“万历年间科举营私舞弊者有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内阁首辅、次辅，以及一班尚书。侍郎们，不在有任何顾虑，公然不要廉耻，直接出面为自己的子侄出谋、钻营，以求在各级考试、主要是会试中能够名列前茅。从而增加自己的政治羽翼，壮大自己所组织的政治集团，以达到把持朝政的目的”。
3.监察制度的弱化
明代建立了严密完备的监察制度，中央有监察百官的都察院、监督六部的六科还有随时奉皇帝调遣的厂卫机构。地方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及其属官巡道，还有总督、巡抚、巡按等地方机构。特别是一些言官，他们为君为民，秉着“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的精神，直言进谏，起到了官场清洁剂的作用，成为明朝社会的防腐机关，在坚实的封建统治中无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后期，文官集团内部分裂，御史对自己命运的安排也总是押注在现世的权势利益下，一旦成功，繁荣富贵高人一等，不然轻则贬官重则丧命。原来的监察职能被侵蚀，代表的只是私人或党派的个体利益。关于这一点，天启朝无疑表现得淋漓尽致。东林党虽然名声显著，被万民拥护，仍抵不过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派的残酷打击。左光斗、黄尊素、魏大中等背负“欺君蔑旨，结党惑众”之名，锒铛入狱。终于，监察系统中最为重要的战士也被击溃，更加加速了明后期廉政机制的崩溃。
明朝后期廉政机制瘫痪的原因
明代的廉政机制在前期运行较好，而后期陷于瘫痪，可以说和皇帝本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专制皇权高高在上，不仅不受廉政机制的控制，相反，可以说廉政机制是皇帝的一颗棋子，其为皇权而服务。这样一来，廉政机制就具有了很大的人为性、随意性。自明一代，其前期的皇帝以勤勉著称，如元璋、朱棣，但自明中后期皇帝大多奢侈荒淫，无所作为，这就使得明朝后期的廉政机制与其前期不可同日而语。
明朝后期的武宗朱厚照宠信太监刘瑾，“帝悉以天下奏章付刘瑾”。武宗正德年间，一批朝臣谏止皇帝南巡，竟有146人受杖刑，杖死者11人。嘉靖帝崇信道教，痴迷神仙老道之术，很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如道士张颜、邵元节、陶仲文等。而夏吾、严嵩等也因为给嘉靖皇帝撰写青词而荣获宰相之职。
明神宗荒淫无度，常沉溺于后宫声色，废弃朝政达20年之久，新官员的推举选拔和调换任职长期得不到重视，致使朝中官员缺失严重，官员体制落后腐化，行政效率低下。中央六部中的户、工、礼三部仅有侍郎一人，六科中任职官员也寥寥数人，都察院八年都无正官管理；地方上，各地郡守空缺严重且官员往往一人身兼数职，在外的巡按离京十几年都得不到替换。到明熹宗时此种状况并未得到缓解，反而宦官群体的势力在日益壮大，被称为“九千岁”宦官魏忠贤的权势盛极一时，其党羽遍布朝野上下，致使时人“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更有阿谀奉承之徒为其修造生祠，数量之大，遍布全国。
在明朝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皇帝的怠政使得廉政机制几陷瘫痪，数十年的政务荒废酿成吏治腐败、军备废弛。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军队，卖官鬻爵、贪墨成风的官僚恶习取代以往官场的兢兢业业、奉公守法。那些在明朝初期制定的军国大计、方针政策、法律文书等已也如同一纸空文再也没有了喘息的声音。
官员的任用由原来的“三途并用”（进士、举贡、吏员）变成科举一门，士风因此大坏。奖惩之制破坏，执政之心全无。如廖纪言，“正德以来，世人做官以功利为目的，或假意推辞、假意不致，或辞官，或隐退，沽名钓誉目的却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上任后，自是不再关注民生、廉政，社会责任感全无，导致士风大坏。朝政被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奸佞之人把持，前途更是一片暗淡。王夫之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贿彰也，可不戒与！”在当时的官场形成“以廉者为拙，以贪者为溢”的不良风气。所以海瑞的清廉就在当时的朝野激起了层层涟漪。
明后期廉政机制的崩溃在军队上的表现则为“清军”。军中官员借“清军”之名公开收取贿赂，使得军队的腐败现象日渐严重。就像当时明人所揭露的一样，“民病莫甚于勾军，卫所差官至六七员，百差军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结及畏避征调之徒，重贿得遣。既至州县，擅作威福，迫协里甲，瓷为奸私，无丁之家，诛求不已，有丁之户，诈称死亡，故留滞，久而不远。及还，则以所得财物偏贿官吏，朦胧具核，……欲军无缺伍，难矣。”由于大胆、公开的行贿风气，军士原本食不果腹、困苦不堪的生活因为所受的剥削压迫愈加的惨破，士兵的逃亡之风一发不可收拾。
廉政机制的腐败使得明王朝的吏治一塌糊涂，臣子以升官发财为自己的志向，大小官员都只会阿谀奉承，统治愈来愈黑暗，腐败也越来越严重，廉政机制愈来愈脆弱。这样的恶性循环一直畸形发展。明后期的统治“已如河绝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终于辽左之难发生，腐败的军队无法抗衡、腐败的官场亦无法支撑，过重的赋税也无法团结百姓之力，反使得很多百姓都落草为寇。最后国家在举国皆贪的蛀虫咀嚼下垮台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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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