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见证中国宪法60年变迁
时间：2021-04-06 08:01: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许崇德一生几乎都与宪法结缘为伴。在这位宪法学泰斗看来，历史已经证明，重视了宪法，国家就兴旺发达，忽视了宪法，就会停滞不前，而他也从未怀疑过中国未来的宪法道路
灯光打在他满是斑点的脸上，85岁高龄的许崇德擦去了额头细小的汗珠，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对着摄像机缓缓讲述着新中国60年宪法变迁。那一天是2014年3月3日，全国的焦点都落在刚刚开幕的两会上，30年前，许崇德曾向国家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在3月份左右召开，这很必要。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许崇德参加过1954年宪法起草的辅助工作，全程参与了1982年宪法修改，同时，他还参加起草了香港、澳门两部特区基本法。2003年，许崇德穷尽毕生所学，耗时5年，完成了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这部专著以大量史料阐述了新中国每一部宪法的发展、演变历史。因此，他成为法学界第一个获得“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特等奖”的人。
“我这一生似乎都是与宪法结缘为伴，历史已经证明，重视了宪法，国家就兴旺发达，忽视了宪法，就会停滞不前。”
采访完毕，许崇德蹒跚起身道别记者，他缓慢摇动的双手，直到大门关上也没落下。
当天晚上，这位老人平静地走完了一生。
与宪法结缘
1929年，许崇德出生在苏浙边界、湖光水色照映下的小镇——金泽（今属上海市青浦区金泽），这里佳才辈出，状元糕远近闻名。许崇德半岁时父亲离世，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许崇德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在她的引导下，许崇德自小就酷爱读书，即使后来在抗日的颠沛岁月里，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他到当地的学校继续学业。在最初的启蒙教育中，母亲总是反复吟诵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童谣式的古诗教会了他爱和感恩，在日后1982年宪法草拟的过程中，许崇德极力支持将“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写入宪法第49条。
许崇德与法结缘源自对日本侵略者的“报复”——“因为战争原因，当时我讨厌侵犯中国的日本人，就想着怎么‘整’他们。”许崇德说，二战后，他非常关注报纸杂志关于远东军事法庭的动态报道，当他看到中国法官梅汝璈，用其无懈可击的雄辩说服其他几位持不同意见的外籍法官，最终将七名首要战犯处以绞刑时，高兴地拍案而起，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无与伦比的威力，当1947年许崇德考入复旦大学后，他毫不犹豫报考了法律专业。
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是许崇德的宪法启蒙老师，那时国民党宪法颁布不久，张志让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蒋介石五权分立是假，集权才是真。在许崇德印象里，张志让的宪法课总是人满为患，也总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捣乱。许崇德成了张志让的“关门”弟子，不久张志让就进入解放区，日后成为新中国“三大宪章”起草者之一。
195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许崇德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成为根正苗红的第一批红色教授，又是机缘巧合，他被分配到国家法（后来成为“宪法）研究室，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苏联的宪法学理论，“一些年轻教师往往是今天听了苏联专家的宪法课，明天就去给本科生讲课，连消化的时间都没有。”
1952年，《选举法》起草，要在全国普选，许崇德参与了泰安的试点工作，这是他学习宪法学以后第一次面对基层民众，“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过普选，所以在老百姓心里，选举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他们对选举的热情都很高，可是无奈没有文化，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我们给他们很多人取了名字，顺带搞了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1949年建国初始，制定宪法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只能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三年后大陆军事行动结束，土改也基本完成，制宪条件基本具备，1953年1月13日，中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许崇德被借调委员会办公室参与搜集材料，集体编印参考物，供内部使用。毛泽东考虑到当时党内多半同志都在战场上厮杀，对于宪法的基本知识未必熟悉，所以提供适当的学习文献和资料很有必要。许崇德主要从事宪法文本编纂，将中国苏区宪法大纲以及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美日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文本摘要汇编成册。
1954年6月14日，宪法草案交全民讨论，在将近三个月的讨论中，全国各族人民提出的意见达到118万多条，这些意见汇总到宪法起草办公室后归纳分类，刊印成《全民讨论意见汇编》16万册。1954年夏季全国遭遇特大洪灾，当许崇德打开被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材料时，不禁热泪盈眶。
“1954年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宪法的基本框架，是中国开天辟地的第一部宪法。我们虽然参考了苏联宪法，但五四宪法是中国化的宪法，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1949年以来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可以说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许崇德日后评价道。
“野夫好发不同声，急雨催风四座倾”
许崇德设想着宪法公布后，中国势必走上法制大道，然而195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右派运动，使得宪法形同虚设直至尊严丧失。多位宪法专家被打成右派，这其中包括中国宪法组组长吴家鳞、苏联宪法教研组组长王向明以及许崇德在武汉大学执教的挚友何华辉。
1959年人民大学法律系停止招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许崇德虽然没有出身问题，却也因知识分子的身份下放劳动，多年积累的笔记付之一炬，让他心痛不已，对于每日掏茅坑、倒粪便的任务，许崇德曾写诗称“汗水何如信水长，书生翻作种田郎。肩挑大粪穿街过，大粪臭污人发香。”
许崇德一直惦念着何华辉，在当时周围人都对其避之不及时，许崇德只要一有机会就去武汉出差，看望老朋友。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宪法学整体荒凉落寞的时候，他们两人合撰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分权学说》，对于开创新时期宪法学研究立下典范。
“中央当时决策都尽可能首先考虑是否符合宪法，只是后来逐渐脱离了宪法，以政治运动代替法律。”许崇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