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时间：2021-02-26 12:04: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382p.史建云
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
按照彭的观点，在19世纪以前的两三百年中，中国的江南、岭南等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与西欧的核心地区有着大致同样的发展模式，如果没有19世纪发生在欧洲之外的一些偶然的事态，英格兰或西欧其他经济核心区本来应该走上一条与江南相似的“内卷化”道路。那么，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大分流》像许多同类著作一样使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也同样以中国作为主要的比较对象。但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该书不是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较对象（英国、西欧、日本、印度等等）都进行互相对照，如作者所说，该书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要弄清一旦我们免去了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的角色，它的发展看起来会有怎样的不同，二是要弄清一旦我们看到了欧洲经济与一个它最经常与之对比的经济之间的相似之处，欧洲的历史看起来会有怎样的不同。
作者首先比较的是所谓的西欧内生的优势，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的积累、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技术水平等等。作者认为，对于所有这些因素，西欧在19世纪前都没有任何自己独有的、世界其余地方都不具备的优势，中国或日本的一些经济核心地区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英国。作者提出了英国惟一的一个优势——煤，煤作为矿物质燃料，成为工业革命的新能源。但作者强调的并不是煤的使用或煤的产量，而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以及地质状况。英国煤矿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运输费用低廉，使煤可以大量推广。而中国当时的煤矿主要位于山西，与江南和岭南的经济发展核心区相距遥远，在铁路时代之前，运输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也就无法获得江南和岭南的市场。另一方面，英国煤矿含水量大，开采时需要不断抽水，蒸汽机最初发明出来就是为了抽水用，以后才发展成为重要的动力机。中国山西的煤矿相反，地下相当干燥，经常遇到的问题不是水，而是火，是煤层的自燃，18世纪中国煤矿的通风技术可能相当先进，但即使中国的煤矿能够有大发展，这种通风技术也不能产生像蒸汽机那样重大的作用。作者认为这并不是西欧的优越之处，而是西欧的幸运，是大自然给西欧的恩惠。
接下来作者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作者认为17、18世纪中国的市场比西欧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和土地买卖都比西欧更少受各种制约，产品市场也很少有卖主或买主的独家垄断。作者论述了既作为消费单位又作为分配劳动——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劳动——的机构的家庭之间的关系，提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在18世纪已形成一种“内卷性经济”；相反，中国家庭的劳动配置看来十分类似于欧洲“勤俭革命”的市场取向的劳动、休闲、消费的再定位。
然后是奢侈品的消费。奢侈品消费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开拓殖民地、上层社会（资本主义企业最可能的投资者）的观念变革等都有关系。作者把奢侈品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耐用消费品，如首饰、住房、高档家具、艺术品等，一种是所谓“日用奢侈品”，如糖、烟草、咖啡之类。西欧和中国、日本在17世纪和18世纪都经历了这两类奢侈品消费逐渐扩大的过程，而中国普通百姓糖和烟草之类的消费水平都不低于西欧。
接下来作者研究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作者提出，许多通常被认为是西欧优势的东西，实际上并不一定真正先进。比如股份公司，它是把分散的闲置资本集中起来的一种企业形式。但工业革命初期，铁路时代之前，一般的工商业企业并不需要规模很大的资本，所以股份公司对工业革命并不是必要的。股份公司真正的优势都表现在与海上掠夺行为和海外高压统治有关的事业中，在不能动用武力的场合，西方股份公司与中国商人竞争时，胜利的次数与失败的次数同样多。再如西欧一些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在保护商人利益和私有财产方面未必比清政府的政策更有利。
作者在比较了所有通常被认为是欧洲优势的事物之后，又对西欧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随着人口增长和原始工业（ProtoIndustry）的发展，对粮食、原料和木材等土地集约型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耕作，出现了森林采伐过度、土壤肥力下降、洪涝灾害增多等现象，而土地集约型产品的供给却日益不足。这是对工业发展最致命的生态制约。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个制约因素对西欧和东亚的困扰是同样的。即使在中国生态问题比较严重的华北地区，这些问题也并不比法国更严重。总之，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同样，所以西欧与东亚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作者认为，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道路，而西欧能够得到新大陆这一笔生态上的“意外财富”，除了西欧的殖民活动外，气候、疾病等偶然因素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该书最后部分分析了新大陆即美洲殖民地的作用，提出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原始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之类——缓解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
《大分流》一书出版之后，在美国史学界引起了轰动，中国海峡两岸的经济史学界也分别为该书组织过规模不等的研讨会。不过，在我看来，作者的结论固然惊世骇俗，但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却是对东西方的各种比较，在一系列因素的比较过程中，作者对中国和西欧历史上很多经济及政治现象提出了与学术界（不仅是中国学术界，也包括国际学术界）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极具启发性，一些比较方法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