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校厂合一”办学模式
时间：2021-01-07 16:01: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抗战爆发后，景德镇濒临前线，瓷业迅速衰落。为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将江西省陶瓷业重心转移到相对安全、陶瓷业基础较好的萍乡地区。萍乡上埠汇聚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现代陶业学校——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和省内唯一一家省营瓷厂——萍乡瓷厂。在萍五年，陶校与萍乡瓷厂一体化办学，共用师资、共享技术、共育人才，开创了“校厂合一”的职教办学模式。这种独特的办学模式树立了中国陶瓷职业教育之典型，使萍乡地区一跃成为全国陶瓷重要生产基地之一，实现了教育救国、工业救国之目的。
关键词 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萍乡瓷厂；校厂合一；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2-0074-04
“校厂合一”是校厂合作的深化，是一种充分利用学校和工厂两种教育资源，将学生的课程学习、技能训练和生产实践有机结合，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技术型、实践型、应用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抗战时期，工业陶瓷的需求量增大，这对培养大批掌握现代陶瓷生产技术的专业人才提出要求。面对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为促进资源利用的优化，江西省立陶业学校与萍乡瓷厂采取 “校厂合一”办学模式。
一、“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产生背景
相对安全、陶瓷业基础较好的萍乡地区是抗战时期江西陶瓷发展的首选地，为“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同时，战时国家急需陶瓷教育和生产之保障，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和萍乡瓷厂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必然举措。
（一）萍乡处于相对安全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赣北地区纷纷沦陷，位于江西最西部的萍乡地区成为江西抗战的后方基地，较为安全。萍乡之所以成为相对安全区，主要原因有：第一，萍乡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较赣北落后，战略地位不突出，容易被日军忽略。第二，萍乡三面环山，境内丘陵、山地、盆地錯综分布。相对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赣北地区，这种多山的地形条件是抵抗日军的天然屏障。第三，萍乡东北邻宜春，东南邻吉安，西与湖南接壤，萍乡及其周围地区在抗战时期长期为国统区。直到1944年夏秋之际，日军三次进犯萍乡，校、厂纷纷停办。在此之前，萍乡地区一直为陶瓷教育和生产提供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
（二）萍乡上埠陶瓷基础较好
远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山背文化时代，萍乡地区就开始制陶。明清时期，萍乡陶瓷中心从南坑窑下移至上埠。据记载，上埠“土人多倚山俯坡结窑其间，掘泥而陶，不下数百家”[1]，形成一定规模。在长期制瓷过程中，萍乡陶瓷生产者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和技术。萍乡上埠及其附近地区蕴藏着大量瓷业资源。上埠及附近地区瓷石“产量丰富，品质很纯，粘性良好，可以单独制坯。风化较浅的瓷石，可以配釉。附近又出产镁质耐火泥，可制匣钵，也可作配釉的熔剂”[2]，制瓷原料纯正且丰富。加之，萍乡树木众多，又有“江南煤都”之称，煤炭储量大，可为制瓷业提供柴、煤等燃料。萍乡地区悠久的陶瓷业历史和丰富的陶瓷业资源，为陶瓷职业教育提供了可观的本土教育资源，确保了陶瓷职业教育“校厂合一”办学的顺利实施。
（三）抗战要求陶瓷教育和生产的保障
抗战爆发后，国防、民用实用技术人才急缺，发展职业教育显得尤为紧迫。1938年4月，国民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规定：“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与以适应之分配，以应抗战之需要。”[3]战时教育方针要求职业教育与生产部门相配合，共同促进，以支援抗战。
江西作为产瓷大省，承担着陶瓷救国的使命。抗战爆发后，全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景德镇常受到敌机的轰炸，加上运输阻滞，瓷业急剧衰落。国民政府遂选择萍乡上埠作为战时全国陶瓷生产和教育基地。1938年8月，江西陶业管理局从景德镇迁往上埠。与此同时，汪璠等人奉命到上埠创办江西陶业管理局萍乡瓷厂（之后陆续更名为“萍乡瓷厂”“民生瓷厂”和“江西萍乡瓷厂”）。陶瓷管理和生产部门定址上埠，但还必须培养掌握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人才。为使职业教育与生产配合，直接服务于抗战建设，1938年12月，江西省立陶业学校从靖安迁入上埠。厂、校采取了最有效的“校厂合一”办学模式，以实现抗战救国之共同目标。
二、“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内涵
在萍五年，陶校与萍乡瓷厂一体化办学，共用师资、共享技术、共育人才，开创了“校厂合一”的职教办学模式。
（一）“校厂合一”机制的建立
陶校迁来萍乡上埠后，校址就设置在上埠附近的龙王桥村，距离萍乡瓷厂不到四里。学校校长先“由厂长汪璠兼任校长，以后由舒信伟任校长”[4]。在迁萍初期，萍乡瓷厂厂长汪璠在舒新伟到职之前曾短暂担任陶校校长，为“校厂合一”机制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学校设有教务处、训育处、军训处、后勤处等机构，分初级班和高级班两种级别，实行“三三学制”。尽管抗战时期陶校物资缺乏、环境简陋，但学校努力克服艰苦的条件，与萍乡瓷厂充分合作，开创了“校厂合一”的陶瓷职业教育办学新模式。
（二）校、厂共用师资
抗战时期，一大批中国陶瓷界的顶尖人物集中于萍乡上埠，从事陶瓷生产和教育工作。这些云集萍乡的陶瓷专家，大多与江西省立陶业学校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多为陶校历任校长、教师，“不少人曾留学国外，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当时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5]。
如表1所示，陶校首任校长张浩任技术指导，陶校教师汪璠任厂长兼技术股主任，陶校第二任校长邹如圭为电瓷部主任，陶校教师、汪璠堂兄汪琛为普通瓷部主任。此外，许多陶校毕业生也迁入萍乡，担任瓷厂的技术管理人员，如伍礼镕、石年龄、潜方鸿等。同时，这些陶校出身的技术专家在发展好生产的同时，也不忘陶瓷教育，多在陶校兼课任教。据汪大绶记载，其父亲汪璠和潜方鸿“除同心协力做好萍乡瓷厂的工作外，还一起在陶业学校兼职授课，颇受学生欢迎”[6]。石年龄在抗日时期也兼任陶校教师。瓷业专家同时担任瓷厂技术专家和陶校教师的方式，“深受学生欢迎，当时在陶校读过书的学生一致认为陶校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水平高于蜚声省内外的萍中”[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