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 “不务正业”的王世襄

　　每次走进上海博物馆,我都要在明清家具展馆驻足再三,细细打量那些由王世襄收藏过的家具。我说不清哪一件曾在他家里见过,但有一种特殊的好奇和亲切。 　　多年前的一个冬日,那时他还住在芳嘉园的院落,我走进零乱简陋的房间里与他面对。火炉不旺,屋里有些冷。但是,听他谈熟悉的友人,听他谈自己的往事,一时间,我感到物质的因素在这个居室仿佛处在极不起眼的位置。他那种对文化的执著,那种与众不同的对艺术收藏所持的迷恋,漫溢出精神的暖意。
　　“我是不务正业。”每次说到自己的经历,这位30年代燕京大学的学生,总是这样自嘲。可是,他正是从这种“不务正业”中,不经意地履行着一个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生在大家族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出生于北平,我国著名学者、文物专家,有“京城第一大玩家”之称。祖上是福州的大家族,在其祖父那一代来到北平,从此定居于此,到王世襄已是第三代。
　　父亲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毕业后,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进修,并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09年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1920年父亲被派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本来全家要一起随父亲赴任,但此时王世襄的哥哥王世容不幸夭折,只有七岁的王世襄本人也患猩红热初愈,不宜远行,母亲为此只好留在上海。王世襄十岁时从南方回到北平。此后,除抗战期间几年流亡四川外,王世襄的一生都在这座古都度过。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浸染着他,令他着迷,令他沉醉。
　　王世襄母亲的娘家也是望族。王世襄曾说:“母亲家有钱。外公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开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那还是19世纪末。”
　　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实在是王世襄的幸运。一方面他可以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在颇为开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
　　对王世襄的艺术兴趣产生直接影响的恐怕要算他的母亲和舅舅。大舅金北楼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其发起组织的湖社在美术界影响甚大。受其影响,王世襄的母亲金章也成为著名鱼藻画家,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崖还是著名竹刻家。王世襄难忘母亲的作品带给他的快乐。抗战后期,在川西小镇李庄的艰苦环境中,他在梁思成带领下从事古建筑研究,同时,他抽时间一笔一笔在油灯下用小楷认真抄录母亲撰辑的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四卷,用母亲的雅兴来充实自己。人到晚年,他仍不忘精心编辑出版母亲的作品集。他重新品赏一幅幅精美画图,看那些美丽的金鱼呼之欲出,儿时在母亲指点下欣赏金鱼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70年代,王世襄曾受舅舅金西崖的委托整理他的专著《刻竹小言》予以出版。王世襄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成的《竹刻鉴赏》,也就成了明清以来竹刻艺术精华的荟萃。
　　
　　幸遇梁思成
　　
　　晚年时王世襄自己曾这样说过:“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他说这番话当然带有自谦成分,但也道出了几分实情。
　　上小学前后,王世襄玩兴十足。他先养鸽子、捉蛐蛐;稍大,用葫芦养冬日鸣虫,并学会在葫芦上烫花。进燕京大学后,王家在校园附近拥有的一大片菜园子,居然成了他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邀请玩家们来此相聚的世外桃源。可以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王世襄这位家境殷实的孩子,活得无忧无虑,快活自在。动荡的时局,似乎与他无关,与众多京城玩家们无关。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
　　造成青年王世襄生活道路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母亲的逝世。
　　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级获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认真念书。
　　《画论》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哲学、历史、艺术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书写完。1941、1942年两年靠父亲养着把全稿写完,但自己还总觉得不满意,太幼稚。一直想修改,未能如愿。后来又害怕被说成是唯心主义,故至今未出版。
　　也许可以说,撰写《画论》的过程,也就是王世襄真正完成未来道路选择的过程。处在沦陷区的北平,未来局势并不明朗,民族与个人的生存仍在危机之中,但学术性格既然形成,学术方向既然确定,像王世襄这样的文人就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去。
　　完成《画论》之后,王世襄1943年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开始了辗转求职的行程。
　　父亲让我找工作。我绕道河南、陕西到了西南。行程一两个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琦留我当中国文学助教。我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先生与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他在故宫接待外宾时,还请我父亲来任翻译。马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马衡给我一个秘书职位。南迁的文物,分别放在乐山、安顺、峨眉山的山洞里。我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我就不愿意当这秘书。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未能被傅斯年选中,虽有遗憾,但王世襄庆幸的是他最终被梁思成选中。在见到梁思成之前,王世襄就已经非常熟悉这个名字,也非常敬重他。王世襄的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住同一个宿舍。梁思成的姐姐是他母亲的好友,在北平时他就和梁思成的妹妹、外甥熟悉。
　　梁先生便要我参加营造学社工作,待了两年。当时李庄集中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营造学社都在那里。我到了李庄,研究古代建筑,也就与之有了关系。
　　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来后,由朱启钤创办、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机构。这是一群令人钦佩、令人敬仰的知识精英。有他们在,有他们的精神渲染,远离重庆四百多里的寂寞偏僻的川西小镇李庄,如同一个温暖的家园,让漂泊的王世襄,找到了最好的栖身之地。从这些精英那里,他感受着中国知识分子最美丽的精神世界。而最终,他也会以自己的步履,走进他们的行列。
　　在李庄,王世襄开始研究古代建筑,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进行野外调查。如参与李庄宋墓的调查,由他绘图并撰文研究该墓的结构、雕饰等。他对佛像的搜集和研究,对明清家具的偏爱,也始于此时。在北平撰写《画论》时确立的学术方向,现在有了更加广阔的背景,因而根底也就更加扎实而深厚。
　　抗战胜利在即,梁思成交给王世襄一项工作,由他负责校对中英文《战区文物目录》。
　　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让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空军知道需要保护的文物有哪些处,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能使他们多少知道一点鉴别知识则更好。只有如此,反攻时文物古迹才能避免遭受炮轰和轰炸。具体的办法是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出一本文物古迹目录,并在地图上标明名称和方位。中英文各备一份。
　　时隔半个世纪,王世襄才在“文革”后发还的一捆资料中意外发现了这本《战区文物目录》。他细细翻阅,当年的战火硝烟,后来的风风雨雨,都历历在目。
　　
　　追寻国宝的历程
　　
　　战火硝烟尚未散尽,身负重任的王世襄,便开始了追寻国宝的行程。
　　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担任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等担任副主任委员。王世襄负责校对的《战区文物目录》,即是以该委员会名义编印的。该委员会还计划随着进军步伐,配备相应的文物工作人员,随行保护文物。梁思成征求王世襄的意见,是否愿意参加类似工作,王世襄表示同意,并希望能到北方去。一来北平一带他比较熟悉,二来老父一人在家,可以借此机会回家看看,三来希望能回家完婚。
　　王世襄思念中的恋人是他燕京大学的校友袁荃猷。袁荃猷比王世襄要低几级,且是在教育系,大学期间两人并不认识。当王世襄1940年在研究院攻读研究生撰写《画论》时,袁荃猷准备编写一部中国绘画教材作为大学毕业论文。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教育系主任便介绍袁荃猷来找王世襄,请王世襄指导编写。他们的爱情从此开始。王世襄到营造学社后,两年时间里从未停止过给留在北京的袁荃猷写信,虽未收到多少回信,但他已下定决心,非袁荃猷不娶。
　　后来的日子证明,他的选择非常正确。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兴趣和性情。袁荃猷充分理解和支持王世襄倾心收藏的举动,哪怕经济拮据时,哪怕身陷逆境时,她从未有过半点怨言。袁荃猷喜爱刻纸,熟谙古琴。她虽未学过绘图制图,但王世襄后来所有著作中的线图和彩色绘图,如明清家具、鸽哨等,都由她精心绘制而成,其细致、简洁、准确,令人赞叹不已。可以说,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已经紧紧连在一起,融为一体了。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王世襄离开李庄,来到重庆,经马衡、梁思成引见,杭立武同意委派王世襄到该委员会平津区办公处工作。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当时兼任该委员会平津区代表,考古学家唐兰、傅振伦任副代表,王世襄是平津区助理代表,这一年,他三十一岁。
　　他于当年年底与袁荃猷结婚,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追寻国宝的工作。经过一番了解后,办公处感到应把力量放在清查日本人、德国人隐匿的文物上才能有所收获。于是,王世襄开始广泛走访京城古玩商,还在中山公园董事会设宴招待北平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王世襄早就熟悉北平古玩界,如今置身其中,他如鱼得水。
　　从1945年11月起到1946年9月止,约一年时间里,他在京、津两地经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以下六项:没收德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郭觯斋藏瓷;追还美军德士加定少尉非法接受的日人瓷器;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接受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千余件文物;接收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
　　这些追寻回来的文物,不少堪称国宝。杨宁史的青铜器中,有唐兰定名为“宴乐渔猎攻战纹壶”的战国铜壶等,艺术价值极高;郭藏瓷器中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为故宫所缺;存素堂丝绣是朱启钤民国前期的藏品,张学良收购后存于长春银行内,曾被伪满洲国定为“国宝”;溥仪张园藏品中,有商代鹰攫人头玉佩无上精品,宋元人手卷四件等。
　　
　　蒙冤的岁月
　　
　　1946年7月,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王世襄与故宫是有缘分的。王世襄的父亲与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是小学同学,也是挚友。而舅舅金北楼曾经负责将热河的文物运到故宫前庭,开辟古物陈列所并展出。一个热爱文物的人,能够成为故宫的一员,并担任重要职务,这的确是王世襄最理想的选择。1948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给故宫一个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的名额,马衡派王世襄前往。一年多后,1949年8月,王世襄途经香港回国,又走进了幽深的故宫。他的事业、情感与梦想,都与这里紧紧相连。
　　尴尬与屈辱在1952年突然降临。这一年,国家各机关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运动,由于他有追还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运动中便成了故宫的重点审查对象。有关人员说什么:国民党还有不贪污的?你是接收大员,难道没贪污?就这样,他毫无来由又顺理成章地成了“大老虎”。
　　被怀疑、被囚禁的经历让他困惑、愤懑。
　　“三反五反”时我在故宫。被关押到东岳庙,遭逼供,穷追猛打,疲劳轰炸。
　　有一个叫李连镗的,喜欢收集小丝绣,譬如绣像、经版和各种荷包之类的东西,当时这些东西很便宜。他买时也给我看过。运动把他逼得没办法了,只好交代是偷来的。
　　我那时对党充满崇高敬意。心想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他们胡说,我就应该纠正。你看天真到何种程度。看姓李的这样说,我就向组织汇报,说李的那些东西都是买的,不是偷的,因为故宫藏品中没有这种东西,而且他在买后都给我看过。结果说我是破坏运动,单独开大会批判,甚至还摆出要枪毙我的阵势。
　　我们在东岳庙开全体大会,我不知道要说假话,说真话反而不行,实事求是不行的。许多人都是胡说八道。一个姓季的编了一大套,说有王世襄,有他,一起拿钥匙去开柜子,开开了,最后又搁回去了。还有一个人,实在被逼得没辙了,上厕所时只好偷偷地对一个真偷了文物的人说:我实在交代不出来,天天受罪。求您把您偷的东西匀一点儿给我由我来交代好不好?你看,情况就是这样。此事后来成了笑话,逼得向贼匀赃,岂不是笑话。可见逼供要不得。国家明明规定不准逼供,事实上是彻头彻尾的逼!
　　在东岳庙我被关押了四个月,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铐脚镣。在那里我被关了十个月,得了肺病。他们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铺查了,没有找到我的问题,家里的东西全抄走,也查明没有问题,后来才全部退还。我终于被放了,因为我确实清白无辜。但至今没有作任何结论或给个说法。
　　一时受到怀疑也许还能忍受,因为自己心底坦荡,不惧怕诬陷或误会。但最大的打击却随后来到:
　　审查结果,没有贪污盗窃问题,释放回家。但同时接到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被解雇,开除公职,令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这岂不是把追还大量国宝,认为是严重罪行?否则怎会如此处理!就这样我在家养病一年后,勉强地接受民族音乐研究所李元庆、杨荫浏所长要我参加工作的邀请。失去了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离开了曾以终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
　　这次变故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情绪也受到极大的影响。1948年我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美国考察,我在国外时几所大学请我去当副教授,我没有考虑,还动员一个堂弟去学习文物保护。他是学习化学的,我也动员他回来搞文物保护。我满腔热忱为故宫工作,可是“三反五反”却给我这样的打击,那么不讲情理。从此,我只好自己干自己的。想想从抗战胜利后,我在故宫不搞研究,而去修库房、做柜子、整理卡片和资料分类等基础工作,一心想搞成一个现代的博物馆,没有半点私心。但结果是这个下场,并从此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很丧气,万念俱灰。
　　1957年,已经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在鸣放中提意见,对自己在“三反”中的冤屈发表看法:不该没有确凿证据就长期拘押他;不应违反党的禁令,采取“逼供”;不该查明没有问题,而且是曾追还大量国宝的人,实为有功无罪,却将他开除公职。这些堂堂正正的意见转而成了王世襄新的“罪状”,他成了“右派”。1962年,王世襄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调他归队,回文物单位工作。当时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回故宫。他执意不去,而是去了文物研究所。几十年后,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人事不可知,无端系牢狱。
　　只因缴获多,当道生疑窦。
　　十月证无辜,无辜仍弃逐。
　　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
　　欲哭泪已无,化泪为苦学。
　　写此诗时,王世襄整整八十岁。
　　
　　走出“文革”的阴霾
　　
　　政治动荡的年代,最大冲击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中来临。
　　铺天盖地的风暴中,王世襄被迫率先起来“自我革命”。他环顾四周,家里都是多年精心收藏起来的珍贵文物。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等,在这场风暴中,它们无疑都属于应该破除之列的“四旧”。在这样的情形下,王世襄非常害怕这些他所珍爱的东西,会在随时可能冲进家中的红卫兵们手中化为灰烬。他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文物局的红卫兵前来抄家。这些红卫兵的确与众不同,虽然是抄家,却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运走时非常小心。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学生到院子里来看热闹,在一块古代巨型条砖上踩了一下,一位红卫兵便训斥道:“靠边点,踩坏了怎么办?”那个小学生说:“踩坏了我赔!”红卫兵说:“你赔得起吗?你知道这是哪个朝代的?”吓得小学生赶紧站到了一旁。
　　文化尽管会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却不会泯灭。文化的延续正有赖于一个个普通文人生生不息的文化信念。
　　怀着这样的信念,王世襄默默地在风雨飘摇之中走着。难以放弃的是自小感兴趣的一切,无法割舍的是对传统、对艺术的钟爱。因为种种原因,多年来他除了偶尔发表一两篇文章外,专著甚至连一本也没有机会出版。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选择。
　　“文革”期间他在干校三年半,在那里放牛、种菜、种水稻,什么活都干过。让他欣慰的是,他的肺病居然因劳动而痊愈。在他看来,这是自己命大。尽管前途尚无法预料,但他下决心要养好身体。早已形成的文化情趣,任何情形下都无法抛弃。他留恋着自己的梦,他惦记着许多积累的材料还未写出书来。他发誓一定要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在菜地忙碌时,满目金黄的菜花让他有感而发,写下题为《菜花精神》的一首诗。诗曰:
　　风雨摧园蔬,
　　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
　　誓结丰硕子!
　　他说这便是他的座右铭。
　　有这样的信念与坚韧,他才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在最容易无所作为的年代无谓地浪费生命。正因为如此,当浩劫过去,一本本独特的著作相继问世,博得海内外阵阵喝彩。■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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