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的孩子流浪儿：被迫离家的孩子们

时间：2020-07-30 07:29:1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流浪儿童是一个被社会忽略的群体，很容易被教唆犯罪，是犯罪分子的后备军，潜在的社会危机比较大。因此，需要对这些孩子及早地关爱和帮助，而不是简单地送回家或者找个地方安顿他，吃饱、穿暖就可以了。教育、心理治疗、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要跟上，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
　　
　　2008年年末的时候，一部名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印度电影开始在民间走红，片中主人公的遭遇让很多人了解到了印度贫民窟里儿童的生活。
　　
　　故事的最后，这个流浪儿赢得了金钱、美女，但这只是导演的美好期望，也是观众们在跟随主角的经历跌宕起伏之后得到的宽慰。但是现实中很多流浪的孩子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北京城市管理广播的记者李选婷曾经关注过北京市的流浪儿童，她认为：“这些儿童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承担起了与他们年龄不相符的重担，他们甚至遭到人们的歧视，因为缺乏教育走上犯罪道路。”根据200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流浪儿童的生存手段可以概括为：捡（捡垃圾）、讨（乞讨）、卖（卖艺、卖花）、偷（偷窃、抢劫）。
　　“导致这些孩子出来流浪的主要因素是家庭问题。”英国救助儿童会的周烨说。周烨从事过多年儿童救助工作。“家庭不和睦或者家庭成员之间缺少关爱容易造成家庭的不稳定，对于儿童的监护不到位，这就更容易导致儿童的出走。”在周烨看来，家庭是救助儿童问题的最初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流浪儿中走出的救助者
　　
　　姜林在年龄段上划分是个典型的“80后”，当很多人批评“80后”缺点的时候，这个27岁的小伙子，已经开始了他的救助计划。2008年年底，他只穿着短裤躺在寒冷的重庆街头。当时，《重庆晚报》对他的报道是：通过街头行为艺术唤起人们对流浪儿童的关注。
　　人们也通过媒体得知，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四川通江县人，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业务，同时，他又是森森孤学院的院长。
　　11岁时，姜林因父母离异而离家出走，陆续在深圳、广州、太原等地流浪。1996年的春天，他到了重庆，因为身无分文又没有生存技能，于是开始靠偷和抢来维持生计。1998年10月，他因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在重庆万州某监狱里，年仅17岁的姜林对未来感到绝望，曾３次自杀。监狱的管教干部为了帮助他，除了时常陪他谈心外，还常常给他带去中外文学名著。姜林回忆说，记得管教干部给他的第一本书是《堂吉诃德》，慢慢地，他从小说中汲取了力量和希望，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那时起，我下定决心，等我出去要收养和我一样的流浪儿童，用我的亲身经历感化教育他们，不能让他们再重蹈我的覆辙。”他说。
　　2005年，姜林出狱。从清洁工到跑广告业务，姜林努力工作攒钱。2006年5月，姜林在菜园坝火车站附近看到一名十多岁的男孩在贴小广告，一问才知这孩子是父母离婚后从老家奉节跑来的流浪儿童，他便把孩子带回家。之后，姜林在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孤学院，先后收留了10个孩子，但终因资金困难、无合法手续等，在开办一个多月后无奈关闭。
　　姜林先后三次创办孤学院。2008年，姜林给自己的孤学院取名森森孤学院，先后收留了9个流浪儿童，但有部分孩子却在事后选择了逃离。现在，姜林在重庆市大渡口区月光村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收养了５个流浪儿童。除了请保姆照顾５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外，还专门请了两个老师来上课，加上房租和各种费用的支出，每个月花费近6000元。为了能维持孤学院的运转，姜林不仅倾其所有，还到朝天门批发市场进了一些玩偶。最近一个月来，每天晚上下班后，他就到大渡口重百超市外摆地摊卖玩偶，但每天也只能赚二三十元。
　　2009年1月，姜林期冀以街头行为艺术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他认为，如果对流浪儿关注不够，这些孩子很可能再走上他的老路。
　　
　　被胁迫偷盗和乞讨的流浪儿
　　
　　姜林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在这些流浪儿童中很多孩子面临着黑恶势力的胁迫，即便是自己不去做偷盗工作，也容易被人控制利用。
　　在内地被人们痛恨的“新疆小偷”就是一个典型的被胁迫例证。
　　英国救助儿童会中国代表处救助过一名叫达尔罕（化名）的维族孩子，达尔罕的家乡在新疆阿克苏。他曾经被拐卖到安徽，被迫上街行窃当小偷，在那里他挨过了最难熬的三个月。后来，他被当地警方解救，送回乌鲁木齐流浪儿童保护中心。
　　“那天轮到我值日打扫教室，离开学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有人忽然用毛巾还是什么东西捂住了我的嘴，后来我就晕了过去。那个人坐火车把我带到了安徽，他先教我偷东西，看我不愿意就把我卖给了另一个老板。”达尔罕回忆起当初被拐卖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我们有16个大人和4个小孩，住在一个很难找到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房间。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住在一间，4个大人负责监视1个孩子偷东西。大人身上都带着大刀，如果有人发现我们偷东西，他们就会威胁那些敢说话的人。他们逼我从滚烫的水里取硬币，如果取不出来，他们就用皮带打我。和我住在一起的男孩有11岁，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比我早一个月被拐骗到这里。他逃跑过一次，但是被抓了回来痛打了一顿，差点被打死。他上完一年级就没有再上学，因为他们学校的老师经常打学生，他讨厌学校。”
　　达尔罕的所谓老板在当地开了一家餐厅，这些被胁迫偷窃的维族孩子每天都在那里吃饭，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看到这个“老板”，但是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据说这个老板很有钱，有好多人为他工作，这些人也带着自己的扒手，那些扒手为他们工作两年后，就可以去单立门户了。“老板自己也有3个孩子，大女儿当时11岁，也很会偷钱，一天可以偷来1000多块钱。”达尔罕说。
　　“我们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在安徽待了一个月左右就去了上海。那段时间我唯一偷到的东西是一个手机，也只有那天我没有被打。”达尔罕一直认为过去的生活不堪回首。在这个被迫偷窃的儿童团伙里，一个男孩经受不住每日的毒打，瞒过打手，跑到公安局举报了这个老板，安徽的警察将达尔罕和其他孩子送回乌鲁木齐流浪儿童保护中心。但是部分孩子已经无法和家人取得联系，他们只能继续留在保护中心。
　　被胁迫偷窃或乞讨也往往是家长们最担心的事，但这也是儿童被拐卖之后最大的一个流向。“我不能想象哪天我在街上发现我的儿子，更不敢想他会是一个小偷或者被弄得肢体残疾。”曹明青说，他的儿子已经丢失一年了，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寻找。
　　
　　救助流浪儿政府是最大推手
　　
　　关于流浪儿童问题，解决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全社会形成一种合力及一种氛围，而这项社会公益事业的最好推手就是政府。
　　“最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出台相关法令，设立相应的救助机构，然后辅以社区社工，关注社区内的家庭、儿童，这样政府和社会组织就能联动起来，预防起来较为有效。”周烨这样表示。
　　政府的态度还是相当开放的。面对流浪儿童问题，早在2003年民政部门就作出规定，要采取保护性的教育措施，在流浪儿童较多的城市试办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根据这一要求，近些年来民政部多方筹集资金，有针对性地帮助一些城市建立了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阎青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从2001年开始，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分别在河南郑州、湖南长沙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进行“模拟家庭”实验，以关心困境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消除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解决有家难归的大龄流浪儿童和年龄较小且无法查清家庭地址的流浪儿童的回归问题。
　　按照政府的既定规划，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设立，是要为流浪儿童提供进行紧急救助和临时性生存保障，帮助他们查找家庭、开展心理咨询及非正式教育，在与家庭取得联系后让他们尽早返家，同时，还以保护中心为依托，辐射社区，起到预防和安置流浪儿童的作用。
　　但是政府行政命令下的救助情况到底如何？记者找遍了相关网站，并没有得到一个最新的详实数据，其中大部分政府公开网站的信息停留在2008年，还有一些只更新到2007年。
　　地处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委婉地拒绝了采访要求，表示具体救助情况需要逐级上报给上层管理部门，然后由领导决定。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北京市内街头流浪儿童的身影逐渐减少。一部分不愿意被约束的孩子依然出没在地铁乞讨或者去了周边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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