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和曹氏父子
时间：2020-07-29 07:28: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共二十五年（196-220）。作为一个衰弱皇帝的年号，这不仅是一个兵荒马乱、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更新、建设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所指称的就是一个光彩夺目、影响深远的发展阶段：第一，歌消诗兴的转型。此前是歌唱抒情，从建安开始，歌唱技能却越来越成为一种专门的技艺，不仅文人雅士喜欢歌唱，以抒情为特点的填词新风也日渐兴起。第二，“文学自觉”的开始。鲁迅就认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国古代自觉的文学创作、文学创造从此起步。第三，“建安风骨”的确立。刘勰赞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钟嵘更将“建安风力”（《诗品・ 总论》）作为他诗歌美的理想标准。
曹操及其子孙的成就，推动了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不仅统一了中原，结束了汉末的社会动乱，而且，摆脱汉儒经学及其文学观念的束缚，推波助澜，开创了上述文学的新时代。
“乱世出英雄”。汉末群雄争霸，董卓、袁绍、刘备、孙权、司马懿等都被视为“英雄”。然而，和曹操相比，他们却相形见绌。名士许劭说曹操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枭雄”。曹操在平定董卓之乱过程中，采取“奉天子以令不臣”、“唯才是举”的高明策略，实行屯田，最后在官渡之战中击败占据河北的袁绍军事集团，统一中原。曹操死后，曹丕胁迫汉献帝禅位于他，建立魏朝，加速了国土统一。
曹操勤奋好学，善于借鉴经验，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丕《典论・自叙》记载：“（曹操）雅好诗文书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袁绍、孙权、刘备等都无别集传世，而据《隋书・经籍志》载有《魏武帝集》二十六卷，可见曹操著述之丰。
曹操生于乱世，讲究实用，思想驳杂、矛盾：强调尚仁重德，却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士；多次强调“治定之化，以礼为首”，又反复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承接汉末思想解放的大潮，曹操养成了独特的文化个性，他多才多艺：精通书法；深爱音乐特别是民间俗乐；喜好围棋，深谙酿酒技术和烹调技艺，懂得养生以及建筑设计。清代学者吴淇说：“多才多艺之士，于三国时仅得两人，一曰蜀武侯（诸葛亮），一曰魏武帝。”（《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曹操及曹丕、曹植等，都爱好文学。在短短数十年之间，从曹操到曹丕再到曹�，“魏氏三祖”三代帝王，“文宗蔚起，三祖叶其高韵”（《晋书・文苑传叙》），而曹植跨越三代，谢灵运称之“才高八斗”，实为建安文学之冠。曹氏父子的文学活动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诗歌前进的方向，推进了诗歌创作的自觉化和文人化。
王沈《魏书》记载：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高度重视文章写作，以敢作敢当的气魄改造文章传统，充分地表现出其英雄气概。
第一, 革新传统，言志抒怀。汉代辞赋写作非常流行，民间乐府很发达，可是，汉代上层文人却很少进行诗歌写作，根本原因是儒家经学思想的束缚与限制。按照经学的观念，诗歌是经典（《诗经》）存在的形式，只能模仿而不能另外创作；民间诗歌被采集，只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观风以知政”（《诗大序》）。曹操对诗歌和《诗经》的认识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苦寒行》诗说：“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东山》是《诗经・豳风》诗篇，曹操引用《东山》诗，既切合当时行军艰难情状，也暗以周公自比表达平定天下之志。《短歌行》直接引用《诗经》陈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等。曹操不再强调《诗经》的教育作用、美育功能，而视之为感情的自然抒发,从而打破了经学的束缚，开始自觉的诗歌欣赏和创作活动。沈约《宋书・臧焘传》就评论：“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
曹操现存诗歌二十余首，都是乐府诗旧题，甚至和汉及以前一样仍合乐可唱，而且还进行重大的革新。《薤露行》反映汉末从何进欲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所杀、董卓乘乱操控权柄易主、迁都的重大史实；《蒿里行》反映各地军阀借平定董卓之乱而兴兵，各怀鬼胎，导致相互火并，最后造成人民的苦难，“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据记载，这两首汉代旧曲本来是送葬哀歌，曹操却丝毫不受乐府旧题的影响，用其反映重大时事，内容上更是完全新创。曹操借用《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苦寒行》、《度关山》等乐府旧题以及《气出唱》等游仙诗来表现其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生命体验，《短歌行》甚至还借用了《诗经》的四言形式来表达自己渴望贤才、平定天下的心声。曹操的诗歌创作，正是由民间不自觉的歌唱过渡到文人自觉艺术创造的重要环节。
第二，英雄气概与慷慨悲歌。曹操的诗歌继承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一反汉末古诗及时行乐的伤感颓废，而以同情的态度反映人民的苦难，表达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英雄主义精神。曹操 “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其诗歌意象壮美，气势宏大，内涵厚重，文字古朴不尚修饰。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展现了吞吐日月的壮阔雄伟；《短歌行》表达了岁月不居的悲慨、“周公吐哺”的胸襟，都是其英雄气的自然流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更是积极奋进的心声。曹操其人其诗表现出的这种悲壮精神影响了一个时代，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核心精神。
第三，“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称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其《让县自明本指令》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如此真情实言，世所罕见！明代学者张溥就说：“《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魏武帝集题辞》）曹操散文词锋犀利，通脱自如，一改汉代援引经义、雍容严谨的风气，内容生活化，真诚爽快，亲切自然，富有人情味，开一代风气。
曹丕的文学才能非常突出，“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钟惺《古诗归》）。曹丕除辞赋散文外，传世的诗歌有四十余首。从民间歌唱到文人自觉诗歌创作这一倾向在曹丕笔下获得了新的进展，实现了民歌味与“文士气”的有机融合。他的诗歌既有鲜明的民歌风调，如游子思乡、思妇怀远这一传统民歌题材，语言通俗，韵律简洁流畅，如现存最早的成熟七言诗《燕歌行》一韵到底，同时，也有着鲜明的文人化表现，如《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等诗表现文人生活内容，题材上有拓展；讲究抒情技巧，语言渐趋工丽。故清代学者沈德潜就说曹丕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
曹丕更重要的贡献是理论的自觉总结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组织。汉代扬雄轻视辞赋，认为作赋乃“童子雕虫篆刻”,而曹丕却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认可了文章写作的价值。曹丕完成了中国古代第一篇关于文章写作的专论――《典论・论文》，文中探讨作家的写作个性以及诸文体的写作要求。曹丕还和曹植一起，组织邺下文人开展创作。在“魏氏三祖”中，曹丕之子曹�的作品传世虽不多，却和曹丕的作品一样表现出很强的“文士气”。
曹植“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有“绣虎”之誉，他的创作代表着中古诗歌文人化过程的完成：
第一，沿用乐府旧题转变为自立新题进行创作。在现存曹植诗歌中，乐府诗将近半数，但和传统乐府诗相比，曹植乐府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乐府诗不再合乐伴唱，而是曹植的书面创作；内容也不再是缺少自我的咏叹时事，而是表现个人的经历、遭遇和感受。《杂诗》（“南国有佳人”）就借用美人迟暮这个传统题材，含蓄地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有限生命的惋惜。曹植大量自立新题的创作，一无依傍，言志抒情，直接表达自己的生命感受。
曹丕父子相继当上皇帝之后，曹植过着近乎囚徒的生活，这强化了曹植的自我意识，他不得不长歌当哭，将诗歌创作当成平衡内心矛盾与焦虑的必要手段，抒写人生苦闷也就构成了他五言诗的基本内容。
第二，高度注重文学的艺术性。曹植诗歌讲究锤炼，不仅注意对仗、辞藻、炼字，具有华美工整、刻画细致的艺术美感，如“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公宴》）还注意发端，追求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诗》）等。《洛神赋》描绘了对美丽动人的洛水女神从追求到最终幻灭的过程，寄寓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辞采华丽，含蓄蕴藉，构思巧妙。故钟嵘赞美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黼黻。”（《诗品》）
艰难的人生遭际决定了曹植必须借助创作实现个人心灵的对话；对于文学社会价值的认可，决定了他对创作艺术性的自觉追求，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后代文人文学活动的基本内涵，换言之，曹植的文学活动代表着文人创作的一个高峰。
与曹氏政权平行的孙氏政治军事集团、刘备政治军事集团，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文学活动，而曹氏父子不同，他们不仅身体力行，还凭借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招集文学人才，组织文学活动，造成了“俊才云蒸”的邺下风流。
曹操占据兖州之后，就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文武并用。迎汉献帝迁许都之前，是曹操汇聚文艺人才的第一阶段，刘桢、阮�、应�、路粹以及文化名流赵俨投奔了曹操。第二个高峰，则是建安九年（204年）消灭袁绍势力，占据邺城之后，袁绍幕下旧有以及河北地区的大批政治、军事、文艺人才被曹操收归幕下，陈琳、徐干就在此时加入了曹操集团。第三个高峰，则是曹操用兵南方消灭了荆州刘表集团后，这时王粲、杜袭、邯郸淳等进入曹操幕下。他们投奔曹操后大都受到重用。在邺城成为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后，文学活动就有了更好的舞台。曹操是最终的倡导者和发起人；曹丕、曹植是文会的实际盟主。他们的文化活动内容丰富，有斗鸡、弈棋、饮酒、赏乐、畅游以及诗文写作。王粲《杂诗》写道：“列车息众驾，相伴绿水湄。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百鸟何缤翻，振翼群相追。投网引潜鲤，强弩下高飞。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
这个集团并非纯粹的文学集团，文人们投奔曹操，曹操重用他们，主要基于政治追求的一致性平定天下，实现建功立业、拯救苍生社稷，从而英名不朽的人生理想，而曹丕、曹植兄弟比较平等地对待他们，更激发了他们的生活热情和进取之心：“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王粲《从军诗》其一）在其游宴诗中，既有时光如流、年命不保从而及时行乐的思想，更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悲慨情怀、乘时立功的宏伟抱负、关怀天下的英雄主义气概。陈琳《游览》诗：“节运时气舒，秋风凉且清。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东望看畴野，回顾览园庭。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西汉梁孝王、淮南王刘安幕下也出现过文人群体，但他们主要的活动内容不是辞赋创作。而邺下文人活动的主要内容则是吟诗作赋，他们纵饮畅游，留下大量同题共作的咏物赋，刻画日常身边事物，题材细小，呈现生活化的倾向，是辞赋创作的重要更新，而群体性的诗歌创作及畅游诗、饮宴诗，更是前无古人。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说：“凉风起沙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彻夜不知归。”
邺城的活动持续时间不长，曹丕、曹植兄弟的继位之争，以及一批作家和曹操的去世，曹丕迁都洛阳，自立为帝，使得“邺下风流”烟消云散，但这项前无古人的文学集团活动持续十多年，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如西晋的金谷园之会、东晋的兰亭诗会等，就是这种文学活动的承继。
总之，曹操、曹丕、曹植、曹�，前后相继，构成了建安时期最优秀的文学创作群体，创造了“邺下风流”。他们推进了中国文学自觉化的进程，完成了诗歌创作的文人化，确立了“建安风骨”的文学典范，开创了文学发展的新时代。（作者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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