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的发展理论看中国道路:我国发展道路和理论

　　� 　　作者简介：汪双六（1961-），男，安徽岳西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易学、中国传统文化。 　　从《周易》的发展理论看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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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双六�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所，合肥230051）��
　　摘要：《周易》认为，变革与守恒是实现发展必需的两种重要手段，这两种手段刚柔并济、张弛有致地操纵和调控着发展的方向和节奏。变革与守恒，都必须保持发展机制的协调与通畅，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或持久繁荣的根本之道。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保持着旺盛不衰的改革开放精神，确立并廓清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基本原则，建立了稳健有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迈上了一条保持持久繁荣的“生生不已”的富民强国之路。�
　　关键词：变革；守恒；通畅�
　　中图分类号：B2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073-005��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回顾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这是我们党90年来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易》是一部以阴阳理论为文化符号来推演人及社会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古代经典。《系辞》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创建宏大的道德和事业，是《周易》根本主旨和历史责任。至于“德”和“业”的具体内涵，《系辞》作了清晰的表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可见，所谓“大业”，就是创建国富民裕的理想社会。《系辞》又说“悬象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意在强调创建国富民裕的理想社会是一种争光日月的崇高使命。所谓“德”，显然已超出纯粹道德伦理的范畴，“崇德”的意思在本质上是指建立一整套能够指导并推动“大业”实践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就是能够给“大业”实践带来日新月异变化的发展理论。所谓“生生之谓易”，意即构建一套富国裕民、永续繁荣的发展理论，就是《周易》一书的本质追求。《周易》的发展理论代表着中华先哲杰出的文化哲学智慧，闪烁着穿透时空的不朽的思想光芒，至今仍能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易传》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周易》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与唯物辩证法提出的“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论断具有触类而通之妙，只是《周易》偏重于从能动运用规律的维度来立论。所谓“穷”，就是指落后的发展模式与现实诉求的对立和排斥已经达到临界点；所谓“变”，就是用变革的手段对已经落后、失效的发展模式予以果断转型升级；所谓“通”，就是发展模式与现实诉求的协调与统一，“通”不仅是“变”要达到的发展标准，还是必须用守恒手段来长期保持的一种发展态势，更是通向“久”的基本路径；所谓“久”，就是永续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周易》认为，要创建民裕国富、永续繁荣的理想社会，必须始终保持发展流程的协调与通畅，必须牢牢掌控并兼用两种通穷达变、统筹发展的基本手段：变革与守恒。�
　　一、“革之时大矣哉”�
　　《周易》专门创设了一个《革》卦论述变革问题。“革”就是变革的意思，这里是指除旧布新、改制革命的政治行为。《周易•彖》说：“二女同居，水火相息，其志不相得，曰革。”变革是水与火、新与旧等正反两极势力在交锋对决中发生的一种不可抗逆的、非此即彼的社会运动。《周易•彖》又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说明变革是同宇宙规律一样重要和必要的社会运动，是顺应历史趋势和人心所向的勇敢的道义担当，具有行使时代使命的现实合法性。《周易》首先从必然性和合法性的维度，论证了变革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和道德价值。�
　　《周易•彖》进一步提出：变革应具有“大享以正，革而当”的特征，就是说变革必须具有正当性，是正义对邪恶的战胜、先进对落后的替代，具有向着真善美的目标不断迈进的单一价值取向。变革肩负着除旧和布新的双重任务，不仅要把阻碍社会发展的陈旧势力和模式予以废除，还必须对发展模式及时更新升级；变革是在社会转型关口爆发出的推动社会更新升级的发展运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外被列强瓜分、内陷军阀混战的民不聊生的百年劫难。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要求和人心所向，毅然率领中国人民发动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举完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切换，取得了“大享以正”的决定性胜利，把中国社会从此带进了自强不息、和平发展的复兴之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最成功、最深入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的正当性，已经被愈走愈辉煌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所深切铭记和反复佐证。�
　　由于变革是对原有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和重组，因此，变革蓝图如果不率先在公共舆论中形成广泛的共识合力，就会遭到原有体制中惯力的围歼。为消解这种惯力的反弹，《周易》提出了“革言三就”和“文明以说”的对策。所谓“革言三就”，就是在实施变革之前应率先把变革的意义通过舆论予以引爆和扩散，使变革思想逐渐凝成现实的诉求；所谓“文明以说”，就是文以载道。尼采说：“诗人用韵律之车隆重地运来他的思想，通常是因为这思想不会步行。”变革的思想只有变成新锐的理论才能形成席卷人心、瓦解社会惯力的社会思潮，才能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前驱劲旅。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个不断认识和不断完善的求索过程。延至七十年代末期，原有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创造性的最大发挥，中国理论界率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打破了禁区，解放了思想，消解了人们适应和维护旧体制的思维惯性，使改革开放成为人心所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从此揭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序幕。这种在改革前夕让理论先行的政治智慧，正辙合了《周易》中“文明以说”、“革言三就”的变革韬略。�
　　《周易》在“革”卦的最后一爻指出：“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意即在变革大功告成之际，善良正直的人们无不欢心鼓舞地风靡响应，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只是迫于威势表面逢迎，这时成功的局面并不十分稳定，决不可急切地又掀起新一轮更大的变革。变革是创新，也是否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式的密集变革，容易陷进连环频发的恶性否定。变革成果要想实现全区域覆盖并凸显成效，需要稳定的环境和足够的历程，这就是《周易》所告诫的“居贞吉”的深意所在。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成功推进，面对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出现的诸如贫富分化和干部腐败等社会问题，形形色色的变革思潮也因此激活并竞相发声：有人主张重新回归计划经济体制，有人呼吁全面实行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不折腾”三个字做出果断而坚定的回答，这就与《周易》中的“居贞吉”的变革智慧相通。中国的改革成果正在向着进一步惠及全体人民、解决贫富分化和干部腐败等问题的方向扩展。“不折腾”的思想，是深谙中国社会发展大局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做出的清醒而镇定的决策，是对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果的巩固、享用和捍卫。�
　　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变革本身不是目的，它不过是在新旧转型期所采取的特殊的刚性手段，一般不是在发展态势相对稳定阶段的常态；变革是为了寻求优良、高效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一旦被发现并确定下来，就应该把它固化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与根本指针，这就涉及到守恒问题。守恒是对优良、高效的发展模式的维护与坚守，使之能长效、有序地运转，是实现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关于守恒问题，周易“恒”卦作出了专门的论述：“恒，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周易》认为，守恒精神是普遍存在的宇宙规律，也是促成天下化育、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基本的常规发展手段；守恒的核心价值在于“恒久”，在于对优良发展模式的长期坚持与积累。荀子在《劝学》篇说：“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守恒不仅是发展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手段，而且还是人类社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经之路。�
　　《周易•象》在解释“恒”卦时说：“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也就是说，守恒精神的基本内涵在于，无论立身处世，还是治国安邦，都要首先确立并恪守一种利于长远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规定着发展的动力、模式、目标和范围，是发展全程的基石和支点，把这些基本原则予以固化、遵循和坚守，是推动发展有序运行和完成发展使命的根本保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改革的精神已经是中国社会各领域各层次开展工作的总体指导思想，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守恒精神对中国发展的重大作用，在认真总结本国历史、国情和世界大趋势的基础上，形成并确立了指导中国发展所必须牢牢把握的几个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这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了当代中国迅猛崛起和抗击风浪的坚强柱石。为了更好贯彻和落实这些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自觉分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党中央慎重确立并反复廓清了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也就立下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易方”，获得了中国不断走向持久繁荣的发展之基和镇国重器。�
　　《周易•象》说：“浚恒之凶，始求深也。”这就是说，在守恒的初始阶段就妄想一步登天，不仅有悖恒道甚至会因误判而引发灾难性后果。守恒的核心在于恒久，只有经过专心致志的不懈奋斗才会产生并积累起巨大的发展能量。远大理想的成功实现，需要持之以恒的劳动积累和足够的时间孕育。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就是犯了“始求深”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跌序、工农业比例失调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鉴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的论断，开始着手纠正“始求深”的错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奠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起点。进入二十一世纪，党的十七大报告仍然强调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务实精神和坚强恒心，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守恒之道统筹中国发展实践的明证。�
　　《周易•恒之九三》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对于已经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果予以抛弃并背叛，不仅意味着原有的积累全功尽弃，而且还将受到形成这些传统和作风的合法性的惩罚与羞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一旦形成，只有在持久践行中才会产生出弘风导俗、转移世运的教化功能。中华文明是人类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发展内驱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和纽带，特别在道德教化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方面，至今仍然具有拯救现代社会的道德滑坡、引领人类社会创建“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和谐未来的伦理品质。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受百年重创，一种讨伐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一度在国内漫延滋长。其实，鸦片战争的失败，本质上是满清政府军事指挥的失败和西方殖民文化的极度贪婪与凶残所致，决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罪恶与无能。但西化论者至今仍把中华传统文化视为万恶之源，主张在中国全面推行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观。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诱使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自动毁弃已经拥有的文化优势，从零开始，全面听命于竞争对手的设计与摆布，最终难逃“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历史性惩罚。再如，中国共产党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和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这是一笔在革命战争和建设的进程中曾经取得成功并因此深得人民拥戴的宝贵财富。但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自律，背叛了这些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走上了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弱化了政府的执行力，也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基础，这就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党的十七大报告发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表明当今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注重接续并主动吸纳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累；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表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再立新功。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执政党的优良传统得到传承与坚守，意味着“中国特色”的内涵从根本上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凸显，也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在改革创新与守恒精神的共同作用下，开始汇聚起“生生不已”、“有容乃大”的文化后盾。�
　　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易传》中提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著名论断，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阐明了变革、守恒和发展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穷”，就是变革发生的条件、时机和动因；“久”是“变”和“通”的最高境界和共同理想；“通”是由“穷”发展到“久”的基本条件和路径，是变革和守恒的共同归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境提出的前瞻性的理论设计，这种设计无论如何超前都将被当时的历史情境限制在特定的有效期之内，一旦运动不息、变化万千的客观现实迫近或突破了原有模式的有效期，客观现实就要与发展模式发生对立，这时就要做出“穷则变”的选择。这说明变革是在发展进程中化对立为统一的必然手段，目的是对发展模式进行更新升级，使之能与现实诉求保持协调与统一，从而达到“变则通”的标准和境界。变革不等于单一地否定现状和轻薄的花样翻新，变革是一次充满风险的颠覆和转型，不是所有的变革都能达成“变则通”的效果，如前苏联领导人发动的变革，最终却引发了大国解体的悲剧。变革是一场高水平的运思和超越。�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出发，成功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强大引擎，极大地释放出经济社会的创造激情和舞台空间，使中国在短短三十年创造了摆脱贫困、加速实现现代化并迅猛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伟大奇迹。不仅如此，这种体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是一只体现制度优越性的“有形之手”，不仅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还拥有保民生、抗风险和防止利益冲突的政府调控手段。这种体制和手段，已经在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彰显出中国力量，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展现出独立不惧的抗风险能力。这种经济制度既能给“无形之手”以广阔的用武之地，又能让“有形之手”及时防范“无形之手”的盲动、失控与不足。这“两只手”协调一心、刚柔并济，有机地构成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驾护航的制度内驱力。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制度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更是“变则通”的光辉范例。�
　　《周易》把“久”作为发展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理想，把“通”视为迈向这种境界和理想的必要条件和基本路径。因此，“通”是发展全程中统筹变革与守恒的重要节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必须始终贯彻的质量标准和核心要务。要使发展机制和秩序始终符合“通”的标准并保持“通”的态势，首先要保护和坚持已经与客观现实相统一的成功的发展模式，使之能够更加专注、扎实并充分地推动和指导发展实践；其次要及时疏导和革除发展进程中随时涌出的各种拥堵和故障，如果听任这些拥堵和故障不断漫延和淤积，就会酿成积重难返乃至截断或扭曲发展轨道的重大危机。坚决维护并始终保持发展机制和秩序的协调和通畅，就等于牢牢控住了发展的命脉与枢机。�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骄人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可疏忽的社会问题，诸如环境污染、外贸环境恶化、贫富分化、食品及生产安全监督缺失社会治理不力、道德滑坡、腐败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疏导和整治，就会淤积成发展进程中的严重拥堵和故障。鉴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形成并提出了指导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及时做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决定，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和布局，其实就是为中国经济社会谋求一种“通则久”的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但已摆脱过去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思维惯性，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明确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统筹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方法。科学发展观正在指导中国逐一破除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拥堵和故障，进入保持发展机制全面协调和通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深层追求，足以远追并超越《易经》提出的“通则久”的发展境界。可以说，只要认真落实和全面践行科学发展观，就抓住了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枢机，也必将在人类文明史上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新纪元。�
　　总之，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保持着旺盛不衰的改革开放精神，确立并廓清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基本原则，建立了稳健有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了统领全局并正在有序推进的科学发展观，已经迈上了一条保持持久繁荣的“生生不已”的富民强国之路。《周易》以她来自中华文明源头的极深研几、范围天地的历史眼光和文化支撑力，佐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壮丽与辉煌。�
　　（责任编辑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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