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对外来词汉化翻译的规约|现代汉语外来字母的缩写

　　摘 要：借用外来词语是一种语言与异质文化交往时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外来词内部形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外来词在汉化翻译时所接受的现代汉语语言特点的规约。汉语主要通过音译、意译、音意译结合和英汉夹杂等四种方式向英语借用词语。由这些方式借入的外来词的内部形式分别表现为：内部形式的消失、附会、移植、残存和羡余。
　　关键词：外来词 翻译 语义规约 羡余
　　一种语言与异质文化交往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言的借用现象（Nida，Eugene，1982）。因自身发展的需要，更由于汉族不同时期与其他民族交往所引发的交际要求，汉语不断从其他民族语言中汲取养分，在汉语中形成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外来词体系，又称借词（loan words）。目前还无法对汉语外来词的数量作出准确估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汉语从英语中借用词语的数量必将不断增加。本文将从现代汉语的语言特点，即语音、语义和构词等方面，探讨现代汉语对英源外来词汉化翻译的规约。
　　一、外来词的内部形式特点
　　词语是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所谓词的内部形式，就是合成词语符号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总和，是表现词内声音和意义联系的信号特征，简言之，就是“词义自身的表现形式”（李昌抱，2000），词的内部形式在本质上是语义现象，但同时又依托于词的语音形式，语言学家往往通过词的内部形式来探究词源，查找外来词的认知理据。外来词独特的来源，决定了它必然在同一程度上带有“源语言”的因素，具有不同于汉语固有词语的特殊性；同时，又因其当前所处的语言环境，无论在词义上还是在词形上，都受到汉语词汇系统的制约，这又决定了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目标语”的词语特性。汉语是一种具有较强理据性的语言，内部形式意义在词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张美景，2004）
　　不同语言系统规约的差异以及词语内部形式与其语音形式之间的依赖关系，直接制约着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和借用。如果参照语音形式，将英语“源词”吸收进汉语，其内部形式就会因语音形式的转换而丧失；如果参照内部形式，使用汉语语素表达“源词”的内部形式，其语音形式又会因汉语语素的借用而消失（潘先军，2007）。因此，外来词在进入目标语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种种冲突和选择，需要从两种语言系统的不同规约出发，对汉语外来词的吸收和演变进行观察和研究。
　　二、语音规约：外来词内部形式的消失与附会
　　翻译人名、地名、商品名以及科技术语时最常采用的方法便是音译法，这种译借方法使用范围最广，引入的外来词数量也最多。人名、地名数不胜数，商品名层出不穷，科技术语日新月异，从度量单位“磅”（pound）、“打”（dozen）、“吨”（ton）到“沙发”（sofa）、“雷达”（radar）、“克隆”（clone）等都已进入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已进入汉语核心词语，如“迪斯科”（disco）、“咖啡”（coffee）、“比基尼”（bikini）、“厄尔尼诺”（El Nino）、“尼古丁”（nicotine）、“荷尔蒙”（hormone）、“纳斯达克”（NASDAQ）、“沙龙”（salon）等。音译法以“拿来主义”的气魄，大量、迅速地将新科技、新产品引进中国。
　　音译外来词时绝大多数是纯粹的拟音处理，作为非表音语言的汉语，在引进或接受外来词时总表现出相当强的自主性，首先表现为对源语语音的处理。英汉语言的语音系统差别，不仅反映在两种语言的音位上，还反映在音位的组合模式——音节上（王卉，2007）。英语有46个音位，而汉语只有34个音位，因此在汉化翻译时只能以相似音位对译。典型的情况是/v/汉化为/u/或/f/，/θ/汉化为/s/，如“Victoria”译为“维多利亚”，“Vaseline”译为“凡士林”，“marathon”译为“马拉松”；其次，汉语没有复辅音，不以辅音结尾（除鼻音外），像词尾轻音/t/、/d/等，一般略去不译，如“Hollywood”译为“好莱坞”，“chocolate”译为“巧克力”，“sandwich”译为“三明治”；第三，在汉化音译时，通常在结尾浊辅音后面添加/è/或/o/，在清辅音后添加元音/l/或/u/（张美景，2004），如“golf”译为“高尔夫”，“Arab”译为“阿拉伯”。
　　由于这类纯音译词只取其音，不取其义，所以原词的内部形式意义在其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语音转换过程中丧失殆尽，使这类词成为一种无内部形式词，各音节为纯粹的记音符号，词内各音节间未能形成进一步的语义关联，就使我们无法对其作出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描写。也就是说，我们已无法从形式上看到被译为“色拉”（salad）、“坦克”（tank）、“加仑”（gallon）等词的概念构成和其内部的言语组合规律，故被称为零内部形式词。零内部形式意义的外来词要想在汉语词汇中立足，举步维艰。所以，外来词要在汉语词汇中生存下来就是要获得新的内部形式意义。（放梦之，2006）
　　另一类纯拟音的翻译方法是利用汉字表意的特点，选用语音近似的汉字巧妙构思而成，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新的内部形式意义，即所谓“音到意随”。如：“Simmons”本是一家制床公司的名称，用作床的商标，被译成了“席梦思”，飘荡出一种浪漫气息；“伟哥”（Viagra），一种治疗男性病的特效药，其内部形式被附会为“使男人伟岸”；再如“可口可乐”（Coca cola），给人以“可口美味、饮而生乐”的印象；“humour”译为“幽默”，产生“意味幽长、默然会心”的联想。同类译例有：“休克”（shock）、“托福”（TOEFL）、“佳能”（Cannon）、“奔驰”（Benz）、“雪碧”（Sprite）、“粉丝”（fans）、“蹦极”（bungee）等，都是利用汉字联想妙合音义，附会新的内部形式意义，极富创造性和表现力，同时还照顾到词的褒贬色彩，满足人们“求新、求异”的语用心理。（吴丹萍，2006）
　　通过“音到意随”的联想翻译进入汉语的外来词，其原内部形式意义随共时系统的转换而消失，往往借源词与目标语某些音节的相似处，掺合目标语使用者对所指事物的认识、评价和审美情趣，尽可能地选取那些与源词有点瓜葛的字眼，有意拼凑，从而附会出一种内部形式意义，这种附会的内部形式就是此类音译词的构词理据，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解和识记，充分发挥了汉字的表意特性，使之成为稳定的汉语词汇。 　　三、语义规约：外来词内部形式的残存与羡余
　　汉字是表意文字，“依形辨义”“望文生义”，一个字的意义总是与字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往往可以通过字形去揣测其蕴含的意义。再从造字方式分析，汉字多由形旁和声旁组成，这类形声字兼顾表意与表音。因此外来词汉化翻译成功与否，字的选择相当重要，选字不当会直接影响使用者对外来词的接受和使用。在汉化翻译过程中，人们往往选取与意义相关的字眼，尽量音意兼顾，或者半音半意，或者给音译加注，做不到的也要留下一些意义线索，如给音译词添加义符，力争在英语源词的语音形式框架下，给汉语外来词重新赋予内部形式意义。
　　（一）意译
　　意译又称仿译，是一种归化译法。汉语在引进外来词时更乐于接受以意译为主的动机性方式，抗拒音译转写的任意性方式（李昌标，2007）。它通过移植源语的内部形式，再用汉语的语素和结构方式进行语义合成，创造出复合新词，多为偏正结构，其构词理据一般从字面意思就可以推得。这类外来词的内部形式意义是完整的，表现为词中每个语素在表示对象特点上都有明确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消磨了外来色彩，是汉化最为彻底的外来词。譬如：“cold war”（冷战），源语的内部形式是“cold”（冷的）加上“war”（战争），仿译成汉语“冷战”后，使人联想到“没有硝烟的”的“争斗”，对应了“隐争暗斗”的源词意义；再如“honeymoon”（蜜月）的内部形式是“honey”（蜜）加上“moon”（月），仿译为“蜜月”，用“蜜”的味觉特性和表示时光周期的“月”，暗喻新郎、新娘甜蜜共度的“新婚第一个月”。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明显带有异域情趣的意译词逐渐增多，如“软着陆”（soft landing）、“收视率”（audience rating）、“千年虫”（Millennium Bug）、“绿卡”（green card）、“白领”（white collar）、“黑马”（dark horse）、“传销”（pyramid selling）、“洗钱”（money laudering）等。时间一久，像“代沟”（generation gap）、“航天器”（space craft）、“生态危机”（ecological crisis）、“空客”（air bus）、“第一夫人”（first lady）、“重金属”（heavy metal）、“智囊团”（think tank）、“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热线”（hot line）等，完全符合汉语的语言表达习惯，已很难看出其外来踪迹。
　　（二）半音半译
　　半音半译，则是通过音译部分留取源语独特的音素，但内部形式意义随着语音转换而消失，意译部分则截取了源词内部形式的另一结构元，采用中外皆有的事物，将源词的内部形式意义移植于目标词之中得到“保留”，并使之成为中心语素，音译部分残存下来的内部形式往往对该词词义起提示作用。如“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华尔街”（Wall Street）、“冰淇淋”（ice cream）、“呼啦圈”（hula hoop）“苹果派”（apple pie）、“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剑桥”（Cambridge）、“因特网”（Internet）、“迷你裙”（miniskirt）、“霓虹灯”（Neon lamp）、“道林纸”（Dowling paper）等。
　　（三）音意兼顾
　　外来词还可以在原有语音框架下，通过“循音赋意”的方式重新获得内部形式意义。这类新建立起来的外来词的内部形式意义虽然与源词的词义相关程度不一，但从整体上看，内部形式各结构项间衔接自然，其内部形式与词义的联系较为密切，并对词义的理解有明显的提示作用（李弘、王寅，2005）。这种“音意兼顾”的翻译模式，被认为是汉化翻译中的最高境界，要求对英汉语言和文化有深入了解。这类外来词有两个特点：一是多用偏正结构，二是通常为前音后意。以“媒体”（media）一词为例，该词的汉化翻译保留了“media”的语音特征，在选词上，用“媒”这一汉字表达出类似“中介”的含义，此译例充分利用了“媒”的语义特征，具有提示功能，方便使用者融会贯通。此外，还有“绷带”（bandage）、“香波”（shampoo）、“逻辑”（logic）、“基因”（gene）、“维他命”（Vitamin）、“派对”（party）、“乌托邦”（Utopia）、“引擎”（engine）、“嬉皮士”（hippies）等例子，均将汉语的表意化优势运用得颇为巧妙。
　　（四）音译加注
　　译借外来词另一种常见的方式是音译加注，以近年来的新语“博客”（blogger）为例。“博客”指一种通常由个人管理、不定期张贴新文章的网站。在译借过程中，“博”为音译，又表示广博，同时借用“客”字，即表类属，又传递其含义为“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类似于汉语中的“剑客”或“侠客”。这一词语的翻译，既音近于“blogger”，又形象地表达了这一媒体在文字、图像、链接等形式与内容上的丰富性，同时带有中国传统武侠文化的浪漫色彩，因此广为人们接受和流传，同样的译例还有“脱口秀”（talk show）。此外，还有一种较特殊的加注译法——添加义符，即偏旁，也称为字形异化，即在音译外来词时给表音的字形加上形旁，以表明该外来词的意义类属，从而达到“望形生义”的效果。如“柠檬”（lemon）、“镁”（magnesium）、“氟”（fluorine）等。
　　（五）音译加义标
　　对于外来事物，如果源词没有表示其性质、类别的词或词素，汉译时往往先音译其词，对其进行语音形式的完全转换，源词的内部形式意义因此而丧失。这时应附加一个表示该词性质或类别的限定词（又称义标），构成偏正词语，借用义标的内部形式意义，限定了整个词义的类属和范围，使其重新获得内部形式意义。如汉语“芭蕾舞”译自英语“ballet”，“芭蕾舞”的第一个结构元“芭蕾”是英语源词“ballet”的音译，第二个结构元“舞”则是另加的汉语语素，相对于“ballet”的语音形式而言，构成了羡余成分。 　　羡余现象指语言的表达形式多于表达内容而不被认为是语言错误。添加羡余成分，即将汉语已有的义标作为羡余成分附加在音译成分上，它相对源词的内部形式意义来说完全是多余的，但却是外来词取得“合法”地位的重要手段，也可以看成汉语对外来词汉化的结果。如“jeep”（吉普车）、“beer”（啤酒）、“扑克牌”（poker）、“AIDS”（艾滋病）、“champagne”（香槟酒）、“flannel”（法兰绒）、“sardine”（沙丁鱼）、“beret”（贝雷帽）、“bar”（酒吧）、“tire”（车胎）、“保龄球”（bowling）、“拉力赛”（rally）、“沙丁鱼”（sardine）、“卡丁车”（karting）等一大批具有异域风采的词就是用这种创造性的手法引入汉语的。音译保存了外来事物的独特性，意译所附加的义标看上去似乎是多余的，但它是接收者理解新事物的切入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作为羡余成分的义标可以说就是外来词“汉化”的形式标记，这类词更容易融入汉语词汇系统。
　　四、构词规约：外来词内部形式的移植与消失
　　汉语更多是从分解、分析的角度去认知词语，在现代汉语构词中，合成词占优势，特别是两个含“概念意义”的语素结合在一起的构词方式，词语内的各结构项容易形成组合关系，因此它们大多具有内部形式。汉语是音节语言，构词有一定的节律要求，占大多数的是双音节模式，其次是三音节词，至于四音节及以上的词极少。在汉化译借过程中，为符合汉语构词的各项特征，英语中大量的多音节词被压缩，这也是“五四”时期大量多音节音译词在历时演变中最终被汉语自创的双音节意译词所取代的根本原因（萧立明，2005）。例如，“philosophy——菲洛苏菲（哲学）、science——塞因斯（科学）、democracy——德谟克拉西（民主）、violin——梵阿铃（小提琴）、telephone——德律风（电话）、combine——康拜因（联合收割机）、inspiration——烟士披里纯（灵感）、parliament——巴力门（议会）”等。这类外来词由于不具有内部形式，词内各成分间失去了语义链维系，无法反映出“源语”的概念或内涵，且音节多、冗长拗口，使得这种语音的线性序列极易受到破坏，其内部结构容易被分离，甚至会造成歧义。这些因素会使汉语词汇系统对零内部形式外来词产生隐性的、缓慢的抗拒作用（俞佳乐，2006）。但同一时期有些音译词仍沿用至今，如“白兰地”（brandy）、“浪漫”（roman）、“苏打”（soda）、“图腾”（totem）等，主要是因为这类词词长较短，以双音节和三音节为主，符合现代汉语的构词特点，因此被移植进了汉语词汇系统。
　　五、结语
　　在外来词的译借过程中，人们总是设法让其最大程度地符合本民族的认知能力和联想模式。外来词的译借只有依据汉民族的思维特性，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转换，消解外语中所体现的异民族思维，并符合现代汉语在语音、语义和构词等方面的规约，才能使其真正融入到汉语词汇系统中。
　　（本文系杭州市201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源外来词译借的文化学审视”[课题号：C11YY15]研究成果及浙江省语工委2011年度课题“外来词的译借及认知语义研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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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催春 杭州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 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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