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文学性,可读性 文学性

　　季宇：祖籍江苏泰兴，生于安徽省芜湖市，自幼在合肥长大；曾被下放，服过兵役；1981年9月，毕业于安徽大学图书馆学专业； 曾在安徽中医学院图书馆古籍部工作；1984年7月，调入安徽省文联。现任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清明》杂志社主编，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大学兼职教授，职称一级文学创作。曾当选为安徽省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代表；获得国务院专家津贴和安徽省政府专家津贴。安徽省委宣传部曾授“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和“安徽省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
　　主要作品有：长篇《段祺瑞传》、《共和，1911》、《权力的十字架》、《淮军》、《燃烧的铁血旗》、《铁血雄风》等；小说集《当铺》、《爱的变奏》、《王朝爱情》、《猎头》等；影视作品有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徽商》、四十九集电视连续剧《新安家族》（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等。作品曾获飞天奖、星光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安徽省政府社科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选刊》奖等。其中根据《当铺》改编的电影《家丑》获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奖。此外，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发表于全国各家刊物，并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等权威刊物所选载。
　　思琪：某杂志社编辑
　　思琪：您是何时开始从事编辑工作的？能否请你谈谈有关方面情况？
　　季宇：我的编辑生涯是从1984年开始的。当时我毕业不久，在一所大学图书馆工作，任古籍部主任。这项工作我很喜欢，因为有书看，而且比较清闲，有时间写作。当时，学院的领导和图书馆的领导都对我挺好，有心培养我，打算提拔我为副馆长。但80年代正是文学大潮兴起，我受此影响，喜欢上了文学。那段时间，我开始写小说，其中有一篇《同胞兄弟》在《安徽文学》上发表了，并被评为“安徽文学佳作一等奖”。后来我的小说又陆续在《收获》、《小说家》、《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并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选刊》选载，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安徽文学》当时的主编是江流先生，他是一个博览群书，且极有胆识的前辈作家。《安徽文学》在他的带领下，一度风生水起，最高发行量达到十八万册。1984年前后，祝兴义先生调入《安徽文学》任编辑部主任。祝兴义先生的创作当时在全国很有影响。他的小说《抱玉岩》、《杨花似雪》等都曾引起全国关注。其中《抱玉岩》获得全国首届优秀小说奖，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会有更大成就。祝兴义到《安徽文学》后，就提出调我来工作。起先我还有些犹豫，可挡不住文学的诱惑，最后还是决定去。就这样，我调入省文联，成了《安徽文学》的一名编辑。
　　1987年，全国期刊整顿，《安徽文学》与《清明》合并，两刊部分同志组建成新的《清明》，我先后担任编辑室主任、副主编、主编。2000年，在各方的努力下，停刊多年的《安徽文学》重新恢复。由于缺乏办刊经费，《清明》将《安徽文学》接收过来，对内是一家，对外是两块牌子。从2002年起，我一直兼任两刊主编。王蒙老师有一次到安徽来，看了我的名片，笑称我是几星上将。如今算起来，我从事编辑工作已快三十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贡献给了刊物。
　　思琪：你对文学十分喜爱，这是如何形成的？
　　季宇：一个人喜好什么，总与兴趣分不开。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喜爱文学的人首先要爱书，以书为乐。说起读书，我得感谢我的小学老师叶栋凡。小时候，我很调皮，喜动不喜静，经常惹事生非，上门告状的踏破门槛，父母为此头痛得要命。小学四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叶栋凡鼓励大家在暑假期间每人读一部“大部头”。我本来不喜欢读书，但我要强，不想让别人看不起，于是便到学校图书室借了一本。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然记得这部书的书名叫《方腊起义》。暑假期间，我硬着头皮看完了，有些字不认识，便连估带猜。一个孩子能够读完这么厚的一部书，这让我很有成就感。特别是开学后，很多同学都没完成任务，而我却做到了。在老师表扬之后，我感到很自豪，从此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文革”期间，学校停课了，接着又下放。那时候，别的没有，有的就是时间。整天无所事事，没事干的时候就找书看。什么《说岳全传》、《三侠五义》，以及《水浒》、《说唐》等（那时还没有金庸）。直到如今，《说唐》中的十八条好汉以及这些小说中的诸多情节，我仍记忆犹新，说来头头是道。后来有一天，同村的一个“插兄”借给我一本外国小说。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小说没头没尾，好像下过油锅，油腻腻的，又脏又烂。记得那是一个梅雨天，队里停工，无法外出，睡觉也睡够了，无所事事，我便捧着这本“破书”看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读外国小说，开始对那些别别扭扭的外国人名还不习惯，但看着看着，就入迷了，书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连着看了两遍，爱不释手，通宵达旦，甚至连吃饭也忘记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但当时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我排着长队从新华书店买到法国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之后，才恍然省悟，当年令我激动不已的居然是本世界名著。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正喜爱上文学，可能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思琪：你刚才谈到读书，在读书方面有什么体会？
　　季宇：读书首先要读经典。如何读，我有三点体会：一是必读，二是常读，三是深读。
　　一、必读。阅读的首选应该是经典。因为经典经过时间的考验，经过一代代人评判和淘汰，大多是精华，是人类的宝贵遗产。阅读经典会使我们收获更大。比如，要了解中国文学，你不能不读四大名著；要了解俄罗斯文学，你不能不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要了解欧美文学，你不能不读雨果、狄更斯、毛姆、海明威等；要了解现代文学，你也不能不知道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等；要了解拉美文学，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也是必读的，或需要了解的。但读经典有一个学习过程。因为经典相对比较深奥，初读可能会有些费劲儿，所以要耐下性子，花点工夫，而且不同的年龄段和文化程度在阅读时也要有所选择，这样效果会更好。《论语》中有个故事，有人说子贡的学问比孔子大。这话传到子贡耳里，子贡就说，好比围墙，我的墙齐肩高，站在墙外，就能看到我家里富丽堂皇，孔子的墙几丈高，如果不从大门进去，就看不见它的雄伟壮观，可能够进得去门的人实在太少了。子贡的意思是说，浅显的学问，一眼便可看到，但经典的“墙”可能比较高，要想得其门而入，相对有些难度，这就需要下点工夫。 　　二、常读。经典要常读，这是因为读一遍你可能并不理解，或理解不透。小时候，我对中国四大名著，最不喜欢的是《红楼梦》，认为比不上《水浒》、《三国演义》带劲儿，甚至觉得还不如《三侠五义》、《说岳全传》好看。别人都说《红楼梦》如何如何好，我却不理解。可后来随着阅历增长，再读《红楼梦》便感到其中奥妙无穷，读一辈子也读不透。列入四大名著之首，当之无愧。就连毛主席都说，《红楼梦》最少要读五遍，否则没资格参加讨论。因此，对经典要常读、多读，多读几遍理解就会加深。所以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就是这个道理。
　　三、深读。所谓深读，就是要思考，要领悟。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最重要的是思考，读书也是如此。思考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深读的过程，更是领悟的过程。对于经典，我们一方面学习，一方面也要思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时代在前进，我们要用现代的观点来加以检验。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我们一味死读，而不思考，就会拘泥于书本，甚至被束缚。相反，如果我们把读与思结合起来，每次阅读都会有提高，久而久之，就会融会贯通，对经典真正做到消化吸收。
　　思琪：《清明》是新时期创刊较早的大型文学期刊，关于《清明》的情况请你谈一谈？
　　季宇：《清明》创刊于1979年7月，是新时期创刊的全国最早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之一，刊名由已故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题写。《清明》创刊后，正值拨乱反正时期，该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担当，冲破左倾主义的束缚，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发行量最高达到二十多万份，与《收获》、《当代》、《十月》并称期刊“四大名旦”。三十年来，《清明》发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所发作品除了多次获得全国奖项，大量被国内权威选刊选载外，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受到广泛的好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获得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被誉为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开山之作；搬上银屏后，先后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并在近期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百部优秀经典作品之一。长篇小说《张玉良传》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多次被改编电影、电视。中篇小说《戈壁母亲》先后被多家权威选刊选载，近期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飞天奖等。三十年来，《清明》还发表了大量国内名家和优秀作家的作品，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作家。据龙源期刊网统计，2008年，《清明》访问量在国内期刊百强排行榜列居36名，在文学期刊中列前几名。2000年，《清明》入选国家期刊方阵和国家核心期刊；2001年，《清明》进入全国社科类百家重点双效期刊；2003年和2005年，连续荣获第二届、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优秀期刊。以上这些，都标志着《清明》成功进入中国优秀期刊的行列，在期刊如林的中国文坛，占有重要的位置。2009年，我作为主编，获得“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影响的期刊人”称号。这次评选是由中国期刊协会主办，评选范围包括全国九千多家社科期刊。安徽出版局推荐五家期刊参选，我们是唯一当选的。当然，这些都是历任主编和全体同仁努力的结果。
　　思琪：《清明》有哪些特点，你们在办刊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季宇：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现实性、文学性、可读性。现实性，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改革，贴近生活，贴近大众。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口号，而且把它放在首位。这是根据市场和读者需要决定的。现实性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是什么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他们最关心的是现实，是他们自己的事。这一点我们始终坚持。90年代初，市场经济刚兴起，文学期刊处于最低迷最困难的时期，一些刊物倒闭，或遇到生存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一些刊物频繁“变脸”。那段时间，文学兴起探索大潮，各种手法和流派异彩纷呈、竞相绽放。不少刊物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数变，很是热闹。但热闹归热闹，却不讨好。我们则始终坚持自己的特色，不跟风，不凑热闹，以不变应万变。尽管《清明》每年的办刊经费只有四万元，还不够我们交税的，但由于我们找准市场定位，保持自己的特色，即便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持稳定的发行量，没有受到生存的威胁。如今，我们的情况越来越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臧世凯专门来期刊调研，从经费上给予稳定的保证。所以我们的定价始终是十元，一直没涨价。
　　《清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新人。从历任老主编到现在，我们一直要求编辑，除了约稿之外，要重视自然来稿，要注重发现新人。我们刊物上每期都有许多新面孔，有许多都是处女作。阅读自然来稿，自然要加大编辑的工作量，但这在《清明》已经形成了传统。刘震云有一次来安徽，聊天时，他说，每当他拿到刊物，对于那些熟悉的成熟的作家的作品，有时可以不看，但对那些新面孔，倒要格外关注。他们身上可能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新东西。事实正是如此。
　　思琪：如今文学与影视结缘情况比较普遍，我看你在写小说同时，也涉足影视，你对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怎么看？
　　季宇：李敬泽先生有一次来安徽，我陪同他出席一个颁奖仪式。杨澜采访他时，他说，文学为影视提供了基础，但通过影视作家的作品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和知名度（大意）。后来，苏童、阿来、麦加等来安徽参加读书月活动，我们也曾谈起过这个话题。他们也都赞同李敬泽的观点。的确，苏童他们的作品都为影视改编提供了文学基础，而通过改编，他们的作品通过搬上银幕和银屏，也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这是一种互利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当然，有的作品改得好，有的改得不好。如日本作家青木新门的《纳夫棺日记》，是一本散文化的作品，但改编成电影《入殓师》后，人物、情况更加集中，线索也更加清晰，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还有，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由王全安搬上银幕。这部片子电影手段用得很好，视觉冲击力很强。看这部片子时，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广电总局安排播放，陈忠实先生也去了。他对片子比较满意。这些都属于改编好的。但影视有自己的要求，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要想真正传达原作的精神有时很难。
　　我涉足影视，都是导演找上门的。第一部电视剧《徽商》（二十集），起初主要考虑写电视剧稿费高，比写小说挣钱容易。后来又写了《新安家族》（四十九集），还有电视片《淮军》（十集）、《徽州往事》等。越写越感到难写。如今，观众对影视的要求越来越高。写出一个叫座又叫好的本子，其实很不容易。 　　思琪：去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看到你出了两本纪实文学，一本是《燃烧的铁血旗》，一本是《铁血雄风》，你对这段历史好像很感兴趣？是什么促使你进行创作的？
　　季宇：我从上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接触到晚清的历史。最早写的一本书是《段祺瑞传》，此后又陆续写了一些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传记、小说和纪实文学等等，包括一些电视剧和专题片，渐渐地对这段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里程碑式的伟大革命，意义非同寻常。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问题有些仍然没解决，这些都值得认真反思。《燃烧的铁血旗》是全景式地写武昌首义的。《铁血雄风》写辛亥革命在安徽的。后者是人民出版社牵头全国十七家人民出版社出的一套丛书，总题为《辛亥革命全景录》，为全国重点图书，《铁血雄风》是其中一本。
　　辛亥革命内容太宏大，也太庞杂，写起来首先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对这些史料要进行认真梳理，这需要花很多工夫。这么多年，我也记不清看了多少书，跑了多少图书馆，总之，遇见这方面的书就买就看，做了大量笔记。张志强先生在论述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时指出，“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学者化’倾向。”“可以说，2011年度几乎所有的非虚构军事文学优秀作品都是靠‘体力’获得认可的。干‘体力活儿’的作家们在2011年的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多。他们的体力都花在了学者式的调查、考证、研究、分析上，解除了浮躁的、仅依靠书斋与猜想便完成的叙事行为。”“季宇创作的《燃烧的铁血旗》以史料翔实、考证扎实为学术界与文学界称道。叙述中，季宇以他敏感而细腻的笔墨与扎实可靠的研究体悟，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从独特的视角还原了那场发生在一百年前的纷繁复杂的辛亥革命历史。”我觉得，这些评述都是对我创作中注重史料的认可和肯定。
　　思琪：纪实文学首先要求真实性，你对纪实文学，特别是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如何做到真实性，有何见解？
　　季宇：我认为，首先真实性必须建立在史料性的基础上。文学作品必须尊重历史，而对于“以非虚构方式”表现“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纪实作品更应如此。但对远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由于历史久远，我们无法借助个人体验的方式亲历或采访，如何做到真实性，只能借助于历史文献来再现。因此，史料性在历史题材纪实作品的创作中就显得格外重要。众所周知，创作历史题材的纪实作品，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历史越久远，资料搜集越困难，写作难度也越大。相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谁掌握的史料越多，对史料的研究越深入、越透彻，谁写出的作品就离历史的真相越近，真实性也越高。因此，这就要求作者具有严谨的创作态度，同时提倡学者精神，力戒凭空想象，随意发挥。当前，写作纪实文学有一种偷工减料的办法，即找一点史料，加上想象、虚构，敷衍成篇。如此一来，作品中很多事件和人物描写都缺少根据，离真实性相去甚远。虽然文学作品在细节上允许适当的虚构，但虚构并不是臆测，尤其是对一些重要的史实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创作中做到一切以史料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努力做到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事无证据，这样才能通过史料的研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达到历史的真实。其次，在创作中要打破僵化的传统思维，全面客观地解读历史。此外，还要注意发掘作品的时代精神，用现代观点反思历史。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当代人的观点解读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纪实文学作家的责任。
　　思琪：最近，首届“银联杯”鲁彦周文学奖开始启动，设立这项奖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有什么要求，能请你介绍一下吗？
　　季宇：鲁彦周先生是安徽文坛的旗帜性人物，一生对文学事业忠贞不渝，为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倾注极大的心力，关心扶持青年作者的成长，在文艺界享有崇高的声誉。鲁彦周辞世后，为总结、研究鲁彦周的文学成就，继承宝贵的文学遗产，文学界相关有识之士动议成立鲁彦周研究会，并着手筹备设立鲁彦周文学奖。
　　经过近两年的筹备，首届“银联杯”鲁彦周文学奖征评工作于五月起面向社会全面展开。该奖指导单位是安徽省委宣传部，主办单位为安徽省作家协会、《清明》杂志社和鲁彦周研究会。评奖对象为四十五周岁以下的安徽籍或在安徽工作、居住的青年作者；非安徽籍或不在安徽工作、居住的，但作品由安徽报刊出版社和影视制作单位发表、出版和制作拍摄的作者亦可参加评选。鲁彦周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奖项设置暂设为：长篇小说奖二名、中篇小说奖四名、电影剧本奖二名、电视剧剧本奖二名，每件作品奖金一万元，预计十月份进行公开颁奖（详情请登录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网站）。欢迎符合条件的作家踊跃参评，并请有关方面予以推荐。

推荐访问:现实性 可读性 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