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反离骚》的文学价值]文学价值
时间：2019-02-10 03:23: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反离骚》至宋以后引起了不少争论,辩护者与抨击者大都把扬雄对屈原的态度作为评价《反离骚》的标准。本文则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反离骚》:首先《反离骚》开启了一种新型的悼文形式;其次,《反离骚》虽是拟骚,但已经摆脱了《离骚》的笼罩,扬雄在《反离骚》中输入了自己的时代精神;最后,扬雄的《反离骚》中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
关键词: 屈原扬雄《反离骚》
《离骚》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丰碑,是屈原生平的自述,诗歌中叙述了他从“甚任”―“怒而疏”―“绌”―“放流”―“行吟”―“自沉”的曲折复杂的悲剧人生过程,这种灾难性的经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乃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拥有。所以当屈原愤懑难当、欲投无门时,血与泪就成功地幻化成了优美的诗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便诞生。《离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凄惨、美丽的眼泪,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脱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即“屈原形象”。屈原虽被后世誉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世代受人景仰,但在汉代,人们对他的认识却经历了由尊崇(以东方朔为代表)到怀疑(以贾谊、司马迁为代表)再到否定(以扬雄为代表)的过程。对屈原最终的否定是由扬雄的《反离骚》来完成的。
《反离骚》一文,自东汉至魏晋隋唐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议。到了南宋,洪兴祖肇端于前,朱熹紧随其后,认为扬雄为“屈原之罪人”、“《离骚》之馋贼”,而同时代的李贽、胡应麟,清代方苞则为扬雄辩护,他们认为扬雄对屈原的基本感情与态度应该是尊敬、同情与惋惜。总之,辩护者与抨击者都把扬雄对屈原的态度作为评价《反离骚》的标准,却忽略了《反离骚》本身的文学价值,这是不妥的。本文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反离骚》。
一、《反离骚》开启了一种新型的吊文形式,即虚反其辞而实悼其人。
《反离骚》虽题目不称“吊”,然而却是吊文,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篇立意独特的“吊赋”。一般的吊文都是正面赞颂死者的德行、功绩,吊者对被吊者绝少微词。比如《春秋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孔子卒,鲁哀公诔之曰:“�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此诔辞又见《礼记・檀弓》: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这两篇诔文篇幅虽较短,但却具有了吊文的基本抒情特征:词哀情切,对被悼者既恭且哀,因而成为后世吊文的滥觞。这一抒情特征被后世的吊文所继承,像鲁国柳下惠的妻子作的《柳下惠诔》。《文心雕龙・哀吊》篇云:“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①到了汉代贾谊首开用骚体写作吊文的先例,创作了《吊屈原赋》,直接承继楚辞余绪,然而其抒情特征是不变的,只是在吊文中表达了一下自己要与屈原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司马相如继续延其波,创作了《哀秦二世赋》。而后扬雄创作了《反离骚》,《反离骚》虽在艺术上无大建树(《文心雕龙・哀吊》称:“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②),但它却开启了“虚反其辞而实悼其人”的新型吊文形式。
通观《反离骚》全篇,扬雄对屈原的处世方法、人生态度都持否定、批判的态度。扬雄认为屈原不应该扬娥眉于浊世,而应当怀瑾握瑜,“幽之离房”;不应该执着于楚国,而应当效法孔子,“周迈天下”;更没有必要自沉汨罗,完全可以如“神龙之渊潜兮,俟庆云而将举”,为何放弃了许由、老聃保己全身、无残辱之丑的高尚道路,却选择了彭咸赴水而死的狷急之行。然而他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同情屈原、为他惋惜的基础上。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反离骚》序中说:“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从这段自序中可以看出扬雄对屈原的才华、人格是肯定的,对他的遭遇是极为同情的,扬雄是带着崇拜与无奈的心情写作《反离骚》的。(二)《反离骚》的正文,文章开头说:“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纷!纷累以其��兮,暗累以其缤纷……遭季夏之凝霜兮,庆妖悴而丧荣。”这里提到了政治的黑暗,群小党人对屈原的嫉妒,致使屈原以芬芳之质而遭季夏严酷之霜,惋惜、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文中用“累”称屈原,表现了扬雄对屈原的深切同情。文中用“神龙”、“圣哲”、“仲尼”作为屈原的类比者,而用“九戎”、“驾鹅”、“驴骡”作为屈原的对比者,这从正、反两方面衬托了屈原人格的伟大和崇高。可见扬雄对屈原实是在情感上认同而理智上批判。从情感上来说,《反骚》实为合《骚》。扬雄赞美屈原的人格,欣赏屈原的才华;但他“默而好深湛之思”,③从理性的角度扬雄反对屈原的人生态度,反对屈原固守楚国甚至自沉。这种悼者与被悼者情感与理智的二维空间对立的表现手法,堪称创造,在西汉末年事事摹仿的沉闷文坛显得格外突出和耀目。这种表现角度也给了后人以相当的启迪,如皮日休的《反招魂》和宋潘的《反北山嘲》等,便无疑受到它的影响。
二、《反离骚》虽是拟骚,但已经摆脱了《离骚》的笼罩,扬雄在文章中输入了自己的时代精神,因此《反离
骚》有了自己新的面貌,成为汉代拟骚诗的高峰。
作为骚体诗,它不可避免地要继承“骚体”的特点,这首先体现在它对《离骚》语言形式的继承。屈原在娴熟运用楚地诗歌体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后世称为“骚体”语言。在《楚辞》以前,诗歌语言是四言体,由于语句过于节缩,有时情感的表达会受到字句的限制。而骚体诗突破了《诗经》四言的句式,以杂言为主,句式参差多变,停顿自由,诗句字数普遍地增多了,每句都有动词,语句停顿也增多了,这样节奏感就增强了。《离骚》基本上是六言诗,除去“兮”字不算,只夹杂有少量的四、五、七言句。《反离骚》继承了这一特点,句式以六言为主,并夹杂了七言句。同时,《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反离骚》中也有类似的对偶,如:“凤皇翔於蓬�兮,岂�鹅之能捷!骋骅骝以曲�兮,驴骡连蹇而齐足。”它的成就虽不能与《离骚》相比,但从对偶句中也可见扬雄的有意继承。《反离骚》还继承了《离骚》语言的散文化,《离骚》开头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种叙事性的散文语言被扬雄继承,《反离骚》开头即采用散文语言叙事性的交代了创作的缘由:“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於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淑周楚之丰烈兮,超既离�皇波,因江潭而往记兮,钦吊楚之湘累。”
总之,从继承上来讲,扬雄的《反离骚》成就并不大。屈原作为“楚辞”之父,他所创造的文学成就及其本人的艺术才华是无人能够超越的。即使对屈原持批评态度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才气,认为屈原“文辞丽雅,为辞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扬雄的《反离骚》另辟蹊径,变《离骚》中抒情浪漫的语言为理智的说理语言,并加上他对时代的思考,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思想价值。
首先,《反离骚》的句子虽多“拾取”《离骚》的某些意象,但语言的表达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离骚》中的语言以抒情、叙事为主,而《反离骚》除少数叙事性语言外大多都是说理议论性语言。其次,扬雄在借助《离骚》形式的同时在《反离骚》中加入了自己对汉朝时代的思考,而表达了与屈原不同的选择。唐人刘知几曾言:“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史通・模拟》)⑤《反离骚》便属于貌同而心异。
《离骚》中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反离骚》便有“素初贮厥丽服兮,何文肆而质燮!”批判了屈原的矛盾心理,虽一向注重内外兼修,但当仕途不得意之时却又宣扬要远游去楚,甚至自沉。《离骚》中描绘了一个黑暗的世道“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在这个世道里有“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的臣子,还有“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的君主。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屈原仍坚持自己的美政,“宁溘死以流亡兮”也绝不放弃。而扬雄则对此有异议,他认为屈原与群小党人争斗,就好比“资�娃之珍�兮,鬻九戎而索赖”,“凤皇翔於蓬�”,是极其不智的行为,认为屈原应该“襞而幽之离房”,“懿神龙之渊潜,埙庆云而将举”。在《反离骚》中扬雄大胆表露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赞赏屈原,雅好屈骚甚至过于相如,“悲”其遭遇至于痛苦“流涕”,但是他的《反骚》立意在“反”,故主旨仍是“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扬雄虽模拟屈原,但已摆脱了屈原的笼罩,加入了自己时代的思考,是模拟基础上的超越。
三、扬雄在《反离骚》中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结构在汉代具有普遍意义。
前文已说过,汉人对屈原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尊敬到怀疑再到否定的过程,扬雄对屈原理性的否定也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贾谊在远谪江湘、临江敬吊屈原时说:“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故都也!”他认为屈原应该“高举远隐,洁处山林,从乔松之游”;董仲舒说,不能与屈原一样“无所复顾”,而要“远游而终古”(《士不遇赋》);司马迁也叹惋屈原恋恋于楚,而未能“游诸侯”以通明君;庄忌《哀时命》、刘向《九叹》也在悼伤屈子的同时,给屈原设计了一条“与赤松而结友”、“宁幽远以远祸”的出路。而扬雄则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同时加上了他对屈原及其时代理性思考,并借以关照汉朝。
屈原所处的时代党人“嫉妒”成性、君主尽信谗言,已绝无改变的可能,“时命”不遭也理所当然,屈原过于好洁绝不为时代所取。但他毕竟处在战国时期“道势相争”③的大背景下,在那个时代各国经常面临强敌环伺乃至兵临城下的危险局面,所以“士”阶层地位颇高,“得士则昌,失士则亡”是战国时期的真实写照,“士”阶层都敢于大胆建言,剖析形势。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明君贤相的故事,被后世人传诵不衰。所以屈原倘若适他国,是很有可能实现自己美政理想的,完全有可能成为像姜尚、伍子胥、管仲、百里奚这类被重用并且青史留名的贤臣,可屈原却选择了“从彭咸之遗泽”,这的确让扬雄痛楚、惋惜。
再看扬雄所处的汉代虽与战国相距不远,但士阶层的地位却相差悬殊。首先,与战国相比汉代士阶层的地位迅速下降。汉代大一统社会相对稳定,“游说之士”无用武之地,他们的地位也就大幅度下降。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君主权利也空前提高,君主对臣下随时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又与战国士大夫们敢于大胆建言,即使言语尖锐锋利,君主也能容忍与接受又形成鲜明对比。其次,“士”的职能改变了。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安定所以士大夫的谋生手段不再是进策建功,而转变为娱悦主上,粉饰太平,即“从实用性职能转变为娱乐性职能”。④基于以上两点,在汉代屈原式的人格亦不须再坚守,汉代人大多融汇儒道来解决时、命、遇的矛盾冲突,道家有“保身尽年”、“顺其自然”的处事原则,儒家也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用世精神。所以汉代文人在汉代的历史长空下渐趋养成了保生全身的智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汉人对战国的“策士之风”存在向往之情这一面。扬雄在《解嘲》中就曾写道:“伏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传;或倚门而笑……”从这里可以看出扬雄也希望像先贤一样被人重用,也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只是汉人的时空已不允许臣违君命,纲常伦理乃天经地义,明君贤相的遭遇已退归传说的时代。扬雄就是这样创造了一个时空的超越,把汉代的情事置于屈原生活的时空,又将屈原从楚国历史的时空放到汉朝,如此置换,方有了不尽的“哀”、“怨”或“责备”的情绪,再进一步融合儒道处事原则,而形成了扬雄合乎自身和时代的精神需要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结构在汉代具有普遍意义。
注释:
①班固.汉书・扬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2608.
②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设,1978.
③熊良智.楚辞文化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25.
④王青.扬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0.
⑤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13.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扬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