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利玛窦在华传教的调和艺术]利玛窦少儿英语
时间：2019-01-07 03:32: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接踵来到中国。利玛窦作为西方传教士中的佼佼者，在了解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不断调和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种种差别，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充分展现了其调和艺术，吸引了一批人皈依基督教，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利玛窦 天主教 在华传教 调和艺术
1601年的某一天，利玛窦以东方大国特有的仪式，跪在朝堂上，面对他的却是空荡荡的皇位宝座，此时，明朝的万历皇帝已经多年不上朝，而利玛窦等待这一天，却等了近20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利玛窦依靠其过人的能力和才识，打开了天主教通往中国的通道。当此之前，无数的传教士曾经试图进入中国，却屡遭拒绝，那么利玛窦又是运用哪些方式，从而能够在中国成功传教的呢？本文在此论述利玛窦在华传教的调和艺术。
1583年，利玛窦在到达澳门时，必须面对当时中国的情况。16世纪末，当天主教教士们满怀期望，来到以人口众多而闻名的中国时，却发现，这个国家早已用法律禁止外国人进入，当然也包括传教。无奈的传教士们只能寄居在澳门这个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唯一贸易点上，祈祷着上帝能够带给他们希望，［3］（P267-273）甚至，连伟大的天主教教士沙勿略，也只能在临死前举着十字架哀声叹息，祈求上帝把这个国土开放［1］（P138）。
面对这个保守封闭的东方大国，利玛窦在1583年与罗明坚获准住在广州的肇庆后，并不是立即拿着《圣经》和十字架开始传教，而是运用自己的才智，调和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以克服在华传教的种种困难。利玛窦在华传教的调和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识中国上层官员与学者
利玛窦踏上中国的土地后发现，尽管当地人对他这个外国人投来怀疑和好奇的眼光，但是，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是层层的官员及学者，倘若获得这些人的好感和认同，不仅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寻求在华的庇护，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获得更好的传教条件。
在肇庆期间，利玛窦及其传教团不断遭受当地人的骚扰，甚至被当地人以侵略者的身份控告至官府，尽管后来据理力争，但最终传教团仍被总督赶出肇庆。［1］（P２２６）正是因为初到中国的不利，利玛窦认识到结交中国官员对于其传教的重要性。因此，当利玛窦到达下一站韶州时，拒绝住在当地官员安排的南华寺。利玛窦解释除了宗教原因外，还因为那里离城太远，远离知识阶层和官员们［1］（P２３９），可见利玛窦已经意识到这一群体对于其立足中国的重要性。在后来的传教中，结交官员和学者成为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主要方式。
例如利玛窦通过瞿汝夔的引荐，同当地官员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从而有效地阻止了一些民众对于教堂的骚扰。［４］（P２８１）在南京时期，利玛窦结交了南京总督赵可怀、丰城侯李环，从而能够在众多上层人士的关心和鼓励下，在南京定居下来，安全地传教，并寻找前往北京的方式。在华期间，利玛窦还与中国学者李之藻、徐光启等结为好友，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通过利玛窦的著作《畸人十篇》和《交友论》，都可以看出利玛窦与中国友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通过结交中国学者与官员的方式，利玛窦逐渐融入到了中国群体中，找到了联结东西方的纽带，为他在中国的传教奠定了基础。
二、合儒斥佛
结交中国上层人士，使得利玛窦能够立足于中国进行传教。而在结交的这些人中，大部分都崇尚儒家学说，因为这些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得以提拔，而科举考试的内容恰恰依托于儒家学说。随着在华时间的推移，在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心目中，儒家学说代表着一种教派，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对于这个国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倘若仍坚持初到中国时对儒家所采取的强烈批评态度，他们将很难在中国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
一方面，与这个国家已经存在的佛教和道教相比，利玛窦认为，儒教没有固定的仪式和祭祀礼仪，它的目的更多在于维系国家的太平和秩序。［1］（P１０２－１０４）同时，“儒家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教派，他们宣称他们这个阶层或社会集团倒更是一个学术团体，是为了恰当地治理国家和国家的普遍利益而组织起来的”。［1］（P１０５）可见，撼动儒教在中国的地位，对于刚刚进入中国，几无立锥之地的传教团来说，将使其遭受严厉的打击，因此不如合而用之，依靠儒教加深中国人的认同感并借此提升自己的地位。
另一方面，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虽然已经在中国发展多年，但是由于规模有限，竞争力较小，因此较少受到利玛窦的批判。相反，中国的另一大教――佛教，却“由于其在伦理上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乐善好施的行为，成为的头号竞争对手”。［1］（P３３９）同时，根据利玛窦的判断，佛教在中国的地位远远不如儒教，甚至其“祭司”和尚，在中国也是“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1］（P１０８）因此，利玛窦及其传教团倾注大部分的精力对中国佛教进行攻击。
利玛窦对于佛教的攻击表现在通过其书籍宣传，如《天主教义》、《畸人十篇》等，对佛教的教义、宗教行为等进行驳斥，甚至宣称佛教为邪教，和尚是卑鄙无耻的。［１］（P１０８－１０９）不仅如此，利玛窦还默许其皈依者毁坏佛像的行为。例如韶州附近的皈依者，将神像烧毁和埋掉的行为，得到了利玛窦的赞扬。［３］（P３３８）可以说，利玛窦抓住一切可以攻击佛教的机会，对佛教进行批判，当然，利玛窦的行为也招致佛教徒的强烈反抗，因此，与佛教人士进行论战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
相反，对待儒教，利玛窦采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方式。1594年，利玛窦接受瞿汝夔的建议，正式改穿中国文人的服饰，迈出了向儒教靠近的第一步。从利玛窦给其友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其穿上儒服之后的那种自豪感。“利玛窦在对观察员神父中说，他认为如果他们留着胡子并蓄着长发，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他还说，经验告诉他，神父们应该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级的人平起平坐”。［1］（Ｐ276）可见，改穿儒服，“标志着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在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4］（Ｐ279）利玛窦认为，应该“尽可能避免攻击儒家认为对国家和家庭秩序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那些尊孔和敬祖的礼仪”。［３］（Ｐ275）例如在中国人的葬礼方面，利玛窦鼓励隆重体面的葬礼，这样可以激发中国人孝敬长者的儒教观念，同时也鼓舞更多的人皈依天主教，以求在死后能够得到生前无力得到的尊严。［2］（Ｐ331）利玛窦还在其著作中不时引用儒家著作中与基督教义契合的部分，使得其观点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加强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认同。从明代学者邹元际给利玛窦的书信中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我个人审读，其主旨与我们古代圣贤的训诫并没有什么不同。”［２］（Ｐ２０６）
通过依附、联合儒教，排斥、批判佛教的方式，利玛窦找到了适合其发展的路径。在传播的过程中，利玛窦利用中国社会的特点，既通过联系已被中国民众充分认可，甚至立为秩序的儒教，使得中国人在其传教过程中自然地去认同基督教，又通过不断地批判其竞争对手佛教，为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争取到更多的皈依者，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利玛窦在华传教过程中既有妥协又有排斥的调和艺术。
三、本土化的传教方式
在传教方式方面，利玛窦更是充分发挥才智，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本土化的传教方式。
从利玛窦在南昌传教时期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接踵拜访他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好奇心、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器物，而真正向利玛窦交流的事实上并不多。［４］（Ｐ２８６）因此利玛窦通过运用中国人对于欧洲科学技术、文明成果和人文思想的好奇心，借此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传教之路。
首先，利玛窦通过传播科学技术的方式，对中国这个重社会、轻自然的国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些来自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吸引了一批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士大夫，诸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即是例证。“利玛窦神父是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的”。［１］（Ｐ３４７）通过与利玛窦的交流，不少中国士大夫开始注意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这一过程及结果，恰恰是利玛窦所希望的，正如徐光启和李之藻最终都皈依了天主教。
其次，利玛窦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选择了书籍出版作为传教的媒介，而不仅仅是西方单纯的步道和公众演讲。这些首先得益于中国印刷业的发展，其次则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２］（Ｐ２０８－２０９）一方面，对于宗教知识这一类事物，中国人更习惯于采用读书这一方式获取信息，而且中国本身并没有西方长久以来的公众演讲传统，因此采用出版书籍进行作为传教方式，范围更大，效果更好。此外，大规模的聚众传教势必会引起统治者的猜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采用书籍的传教方式更为可行。到后期，甚至有一些非天主教徒试图通过印刷利玛窦的《天主教义》和其他宗教书籍，并将它们发到各省销售而获利，这样就使天主教的教义流传得更为广泛。［２］（Ｐ２６５）正如利玛窦在信中所说：“有些使人不易相信，在中国有时用书籍比口讲似乎还有效。”［５］（Ｐ３６２）
再次，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还积极适应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例如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着重指出天主教仁爱的美德和实行美德的种种方式，诸如布施钱财以救济穷人等。传教士们还会在所写的一切东西上加上一些用本国文字或者中文解释的道德箴言，而中国人正好习惯于收集这些箴言警句，写在扇子上或者贴在墙上。这些方式与中国的传统道德相符，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同时也使人们更易于接受。［１］（Ｐ３８１）正如李之藻为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作序所说的：“乃西泰子近所著书十篇，与《天主实义》相近，以行于世，顾自命曰畸人，其言关切人道，大约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谨言苦志以�身，绝欲广爱以通乎天载；虽强半先圣贤所已言，而警喻博证，令人读之而迷者醒、贪者廉、傲者谦、妒者仁、悍者悌。至于常念死候，引善防恶，以祈佑于天主，一唱三叹，尤为砭世至论，何畸之有。”可见，利玛窦力图在其传教中找到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共同点，从而得到大众的认可。
最后，基于中国人更接受圣母玛利亚肖像的美丽，甚至相信天主教徒信奉的上帝是女人，而中国人对于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反而是恐惧与质疑这一情况，利玛窦并没有尽一切所能去消除这种误解。因为对于利玛窦来讲，要对那些对此事一点不了解的人解释这些极其神秘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将圣母和圣子像挂在显要的位置就更为可取，而耶稣受难的画像则被隐藏起来。结果，到了16世纪末，天主教的上帝是一位怀抱婴儿的女子在南京城已经成为定论。［３］（Ｐ３３３－３３８）
可以看出，利玛窦根据当时中国的具体社会情况，作出了上述种种本土化的适应和妥协，而适应与妥协的目的则在于使天主教更好地在中国传播。
综上所述，利玛窦作为西方来华的传教士，通过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在传教过程中运用其调和艺术，不断调整传教方式，帮助传教士们打开了在华传教的道路，为天主教在华传教奠定了基础，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显著贡献。
参考文献：
［1］［意大利］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Z］.中华书局，1983.
［2］［意大利］利玛窦.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Z］.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意大利］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Z］.光启出版社，1986.
［4］［美国］史景迁著.陈恒，梅义征译.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5］［英国］赫德逊著.王遵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M］.中华书局，1995.
［6］［中国］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M］.商务印书馆，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