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盛行原因分析|魏晋南北朝盛行男
时间：2019-01-03 03:29: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撰史风气十分盛行,这一时期留下的大量史著为后来史家的著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这种私人撰史风气的盛行有其一定的内在原因,本文作者在阅读前人著作的基础上,结合梁启超先生的观点,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盛行的原因。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私人撰史 中国史学史
魏晋南北朝虽属历史上重要的分裂时期,常年发生军事斗争,政治局势亦常有波动,但文化艺术方面在这段时期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史学,更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将《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对比来看,不难发现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汉书・艺文志》中未将史学作为一个单独的部类,而到《隋书・经籍志》时,史部已是一大部类。从史著数量来看,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记,史书共有817部,13264卷,①其中大部分都是魏晋南北朝时的著作,而单是写晋梁两朝的史书就有百余部。在史着体例方面,《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地理、谱系、薄录等十三类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除了因传统官方正史的编纂的推动以外,私人撰史的盛行应当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在《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中,这一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私人史作达三百部,总计卷数约四千卷,相当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典籍的数量的百分之五左右,私人著述之盛行由此可见一斑。诚如近人余嘉锡所言:“东汉以后,文章之士,耻其学术不逮古人,莫不笃志著述,欲自我一家,流风所渐,魏晋尤甚。”③
一、梁启超之观点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私人撰史之盛行,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着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自兹以还,蔚为大国,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着。”④以先生之语一言蔽之,胜于我的任何话。
从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兴盛的原因分为三点。第一点就是自汉以来,史官世袭的制度已经有了改变,而关于史学的知识也广为传播,随着读书人所掌握的史学内容越来越多,撰史也就不再成为史官的专利,此为一。
第二点则是技术上的。在汉以前,中国人所使用的书写物品或是十分不方便,抑或是价格昂贵而百姓无力购买,这使著书立说只可能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权利”。中国人最早使用的纸出现在西汉,但当时的纸张价格是比较昂贵的,使用起来也并不方便。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不仅在技术和质量上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纸的产量,相应地也就使价格降低了,如此一来纸就被大范围地应用开来,成为读书人的必备之物,从西晋时“洛阳纸贵”一词即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人对于纸的应用的广泛。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还曾记载“染潢及治书法”,传授书籍防蛀的技术,这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所提到的“着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正是得到了这些技术上的革新,纸得以广泛使用,加之良好的藏书的技术,因此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撰史的。
先生认为第三点则是司马迁著《史记》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学者们都开始萌生强烈的研究史学的兴趣,从而鼓励这个社会对学问的研究风气。
二、我的看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的盛行之因固然有许多,梁启超先生所言三者应当是最主要的。我在此根据自己所阅读的一些文献,简单谈谈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盛行原因的其它看法。
1.统治者的重视
私人撰史的盛行与官方对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自曹魏以来,历代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史学的关注更是决定着史学在这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魏文帝曹丕“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由此可见其对史学的强烈兴趣。即使是北方少数民族之统治者,也对历史颇为重视,赵翼在《廿二史�记》中写道:“《晋》载记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其中汉光文帝刘渊“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⑤一般来说,统治者对于史学的重视并非出于附庸风雅,而是希望能够从历史中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在南北朝的动荡时期,有抱负的统治者往往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治世之良策。
统治者在从过去吸取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关注对历史的记录,加强史官制度的建制。《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提出:“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征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录秘书省。各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大,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至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史官制度的逐渐完备,也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繁荣。
官方重视史学的大环境,给社会营造了一种重史的氛围,而越来越多有志于向司马迁、班固这些史家学习的士族,也就得到了条件创作私人的史作。隋文帝杨坚曾下诏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相比起来,也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于史学的重视,在政策上也相对宽松,这也同样为私人撰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思想上的解放
自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深远,经学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已经陷入了空泛、死板之中,如《宋书・臧焘等传》中所言:“自黄初至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诚如清代学人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汉以来的史学受经学的影响颇大,在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汉纪》之作者荀悦就认为史家的著作应当符合五点要求:“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着功勋,五曰表贤能。”由此即可见史学思想之束缚。
经学的没落紧随着的是各种思想的兴起,尤以玄学为盛。玄学虽重清谈而无为,但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自由思想也为史学之发展带了契机。史家摆脱了经学正统观念的束缚,在著作时也就显得更为自由,也就为私人撰史提供了思想上的便利,不再拘于一格。但同时也给史学的内容带来了一定影响,在这一时期不仅仅史书多记有怪诞不经之事,而后世对这一时期所作的史书,也多有怪异的记载。赵翼在《廿二史�记》中就提及了诸多《晋书》中所记的怪异;南朝宋之史书,亦多记有后宫荒淫之事。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诸多史家亦同时精于玄学,如司马彪就曾为《庄子》作注,干宝亦曾为《周易》作注,等等。魏晋南北朝玄学兴盛,既有利于打破经学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又为私人撰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梁启超先生就曾说:“故吾尝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⑥
3.门阀世族的影响
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一些大世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形成了垄断,而在世族与世族的对比之间,为了突出各自的家世与名望,便出现了撰写家史、牒谱的需要。
所谓家史即是“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记其先烈,贻厥后来,此之谓家史也”。⑦而所谓牒谱即是记载帝王诸侯世系的史籍。固然,门阀世族创作这一类的史著,也并不只是为了藉以追述先祖之事迹,标榜自己的门第,更因魏晋南北朝时所行之九品官人法,区分品级录用,往往要对其身世加以区别。唐代柳芳在谈及魏晋南北朝时谱碟便说:“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胃,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着姓士族为之,以定门宵,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因此也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⑧的局面。所以说,某种程度上私人撰史对于门阀世族而言,不仅是一种名望,而且是保有自身权势的一种重要手段。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望族都开办私学,传授知识,这不仅为私人撰史培养和提供了人才,而且私学通过传承而成为家学,出于保存文化传统的需要,对家学的思想加以整理和记载,因此私人撰书十分盛行。其中也就不乏一些为儒家经传作注的书,在后世也同样被归入了史部,这一点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的推动也是不容忽视的。
许多论著提及魏晋南北朝时的私人史著,有一种评价,就是认为私人撰史因著者之史才参差,目的各异,以至于所著之史书质量也良莠不齐,所以魏晋南北朝以来史著虽多,但真正的传世佳作却并不算太多。这一观点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其所描述之事也毕竟为事实,自古以来着史者多如牛毛,往往都向往像司马迁一样能“成一家之言”,但是毕竟水平各不相同,能出其右者几无。但从整体而言,并不能因此而否认魏晋南北朝时私人撰史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第二八页.
②内藤湖南著.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零九页.
③内藤湖南著.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八四页.
④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第一九页.
⑤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第一一一页.
⑥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第一九页.
⑦刘知几著.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卷十杂述第三十四,第四八页.
⑧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第一一三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2][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清]赵翼.二史�记[M].凤凰出版社,2008.
[4][唐]刘知几.史通[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