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初期乡村救灾中的国家与农民
时间：2021-07-12 08:00: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救灾是中共及其新政权首次乡村社会危机的应对与治理。国家与农民在乡村救灾中既有共同的目标预期，也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这就决定了国家以政权为后盾建构救灾语境下与农民关系的同时，农民也以自身的方式去影响救灾语境下同国家的关系。乡村救灾语境下国家与农民关系呈现出协同性和差异性的双重特征。这种双重特征，是乡村救灾中国家与农民利益博弈的结果。对这种双重特征关系模型的检视，促成了中共加快乡村集体化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进程。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乡村社会；生产救灾；利益博弈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11-0003-10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七年，乡村自然灾害十分严重，救灾成为中共各级党组织和新政权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共及其新政权首次全方位应对与治理乡村社会危机。作为国家主导的乡村救灾行动，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采取了系列行动，对于缓解当时乡村灾荒，消除乡村社会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乡村救灾中的国家与农民一体化关系框架基本建立。但与此同时，由于客观原因和主观认识所限，新中国初期的乡村救灾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目标预期还处在磨合之中，双方利益诉求还存在一定差异：中共及其新政权力图通过充分的政治动员，组织农民进行生产自救，尽量减少国家的资源投入，并进一步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农民则希望国家发放更多的救济物资，降低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提取力度，放松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国家与农民在乡村救济中的心理预期与主观目标差异，决定了新中国初期国家与农民关系模型还处在不对称结构之中。在这种不对称的关系结构中，双方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一些不对称的博弈。这种不对称博弈，既影响了国家对乡村救灾的实际效果，更降低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统筹能力。正是对这一博弈模型的检视，中共领导人决定加快乡村集体化的进程。
一、乡村救灾语境下国家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
乡村救灾中国家与农民关系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国家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一点，中共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从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始，教育和改造农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理论逻辑与行动目标。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①的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将教育农民说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教育农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二是教育农民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且从当时的语境来看，毛泽东在第二个层面考虑问题的比重可能会更大一些①。既重要又复杂，所以中共在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就要把教育和改造农民作为核心目标，融会和贯穿于其他一切工作之中。乡村救灾是新政权建立之后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中共当然要把教育和动员农民的主题放在其中，将乡村救灾工作与教育改造农民结合起来。中共希望通过这种教育和改造，建立一种全新的国家与农民一体化的良性互动关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共及其新政权在乡村救灾工作中，重点对农民进行三个方面的教育和培养。
（一）对农民自主救灾意识的教育和培养
新中国初期，乡村救灾工作中物质资源的短缺，注定了不能够满足农民对国家救济的心理预期，而这种心理预期是建立在传统农民政治伦理观上的。在中国传统社会，放粮赈灾是传统国家的职能与惯例，也就是说，农民对国家发放救济物资的心理预期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的，如果这种心理预期得不到满足，农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度与支持度就有可能打上折扣。传统乡村救灾的理念存在较强的消极被动色彩：“消极救济思想是指遇灾治标和灾后补救的救济，具体可分为赈济、调粟、养恤、安辑、蠲缓、放贷等。”②显然，这些消极的乡村救济理念是不符合中共及其新政权推进乡村救济行动的实际需要的，所以必须从改造农民的主观意识上下手：要去掉农民对国家单纯依靠发放救济物资心理预期的历史基础，就需要树立农民自主自强意识。在中共政治话语中就是农民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等、靠、要”的成分。乡村救灾工作必须要教育改造农民的这种消极思想，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国家发放救济物资上，而是自己想办法，发挥主观能动性，救灾度荒。《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各地方政府在组织乡村救济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农民自主自强意识：“必须克服单纯靠救济的恩赐观点与怕麻烦、推出了事的不负责观点”③。为了进一步强化灾民自救的理念，内务部发出了《关于生产救灾工作领导方法的几项指示》，除重申破除单纯依赖国家救济观念之外，特别强调要发动农民自我创造的潜力，通过各种办法自我救济，“救灾要成为群众运动。没有政府领导不行，光有政府领导，不发动群众也不行。政府要把生产救灾的方针和政策交给群众，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不管工作如何复杂困难，哪里发动了群众，哪里的工作就容易做而且做的好。”④安徽省人民政府特别强调：“加强干部、群众的教育，克服单纯依赖救济的思想，贯彻生产救灾的工作方针，把生产救灾工作作好。”⑤
在教育和改造灾民自主救灾的过程中，中共特别强调干部的作用，高度重视宣传教育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注重发挥典型模范的引领作用。从干部的作用来说，强调把握好两个重点：一是鼓励受灾农民的信心，二是帮助农民克服依赖思想。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灾害和困难面前，在生活没有出路之时，心理的恐惧与焦虑是难以克服的，这时有外在力量特别是代表政府的干部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对于心理稳定会有一定的作用，在心理稳定之后，才会寻求到自救的办法。
在新中国初期的乡村救灾中，中共及其新政权的职能相对于传统国家的救济职能发生了一个重要转换：传统政府官吏主要以发放物资赈灾，而中共及其新政权要求干部重点在思想观念与组织方式上推动农民自我救灾。在各种关于乡村救灾的指导性文件中，都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反对救灾中的官僚主义，各级干部一定要深入到受灾群众之中去。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要求：“为要使工作做得好，首先是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要把生产救灾工作作为中心工作。”“首长直接领导，务使工作进行领导集中，得到配合，增加效益”。①中共及其他新政权虽然没有太多的物质资源直接发放，但可以用人力资源来弥补，共产党的干部来到救济对象的身边，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经常刊载这方面的文章。如1950年2月长篇通讯《杨厂村是怎样战胜灾荒的》，向全国推介自我救济的经验：“该村村长庄士信参加了乡的生产自救动员会回来后，信心大增，和村干部及渡荒有经验的老年人商量。经过仔细的研究后，大家都觉得逃荒不是办法，今年麦子种不上，明年还要闹灾荒的。农会主任庄厚平说：‘荒年饿不死勤劳人，丰收年成还能饿死懒汉哩！’于是，大家认识到只要全村人民一齐动手，多想办法，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有利就干什么，那就一定能够克服灾荒的。”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