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传统与革命传奇

时间：2021-07-12 04:00:4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红色经典”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革命历史斗争题材长篇小说的通称，其作为当代文学一种特殊的“革命叙事”，既是新中国初期有着特殊规范的文学秩序和空间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文学向文学传统尤其是传奇叙事传统借取资源的结果，同时还因迎合政治或取悦大众的创作用意在艺术表现上有着作为革命传奇的一种独特叙事品格。
　　关键词：红色经典；传奇传统；革命传奇
　　“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学指称，主要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如以所谓“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为主体的一批革命历史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对红色经典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过正如人们所意识到的，关于红色经典的解读，要么是仅仅回到了它的历史现场，要么是仅仅看到了它的政治话语，而对其可能更重要的背景、资源和叙事模式等，或许并没有形成更好的考察。实际上，看红色经典，既不能不寻找其背后的时代背景语境及其所规范出的时代的文学时空，又不能不看到其所必然承袭乃至转型发展的文学传统，以及它在某种新变中或迎合政治或取悦大众的创作用意和技巧借鉴，而这其中，显然可见它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向中国小说固有的传奇叙事传统的承袭与改造。
　　一明确的道路与规范的方向
　　任何文学的现象和发展都是一定时空间内的存在，并受到这个时空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的左右，就此而言，红色经典得以产生的最大背景就是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新中国文学秩序的建立。不过要厘清的是，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并通过构建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但对于新中国文学即社会主义文学而言，发展的道路并没有那么新，空间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实践，都可谓是其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前的全面试验，而对文学而言，这种试验的效果可能更为集中和明显。“延安文学创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新秩序，并成为当代文学构造的雏形。它对新文学进行了重新设计，制定了新的文学政策，整合文化队伍，创办非同人化的文学社团，出版文学刊物，改造作家思想，提升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等，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延续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制度的生成。”①虽然延安时期的文学新秩序不可能全盘照搬到新中国来，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新中国文学与延安文学“秩序”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因为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这两种秩序背后实际上是同一个纲领性文件即同一个文艺政策在起作用，那就是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虽然首先是延安时期党内整风运动的产物，但作为党的领导人所制定的党的文艺政策，不仅是长期以来党的文艺事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现实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全面指导，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文艺纲领”，其内容和目的都很明确，就是以最权威的方式来解决革命文艺所面对的现实选择和未来走向等问题。因此，当毛泽东于其中解决了革命文艺的中心问题即“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②之后，中国文学几十年未变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便得以确立，并由此引申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文艺观念和要求。比如“为”工农兵，便不能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方式而只能用工农兵的思想和方式来创作，因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便成为自延安时期以来不断得以加强的一项工作；又如“为”工农兵，还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在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去了解工农兵，表现工农兵。而从后来文学发展的轨迹看，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从“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原则出发对文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即把文学艺术视作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工具，不仅为文学的工具论确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理论基石，同时也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规划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方向和十分规范的空间，进而直接导引了后来中国文学长期服从、服务于政治甚至成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走向。所以《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时期的文学空间很快便成为一种政治的空间，及至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更加依此“确立了当代文学所要遵循的‘路线’，规定了‘当代文学’的性质，以及题材、主题，甚至具体的艺术方法”③。
　　如果说延安时期文学空间的制度性建设还具有某种实验性质的话，那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个高度组织化、机构化、政治化的文学制度空间，则很快成为不可逃避的现实。如洪子诚所总结的，对当代文学来说，这一制度空间差不多规范了文学的全部重要环节，如文学机构，文学杂志、报刊和出版，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文学评价机制等。④但归根结蒂，文联、作协等全国性文艺机构的建立也好，实现文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也罢，或者是党对知识分子思想和身份的长期改造，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文艺运动及其政治话语构建，包括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以政治斗争代替文学论争的评价机制的建立，实际上都使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便有了不可回避的方向和路线，亦即不可超越的规范和空间，并在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在政治定位和政治批评的框架中，成为被决定了“写什么”之后的有限取舍和发展。
　　不仅是“写什么”的问题，其实“怎么写”的问题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规定好了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长篇小说作品有着非常一致的特征，虽然具体故事不同，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它们从主题到基本内容，到创作手法，却可以说完全来自于同一个模式。换言之，看上去它们是不同的作品，实际上却严格地遵守着同样一个标准写成，那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有关理念和规定。”⑤而这些理念和规定，实际上都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便确立了的，因为大会除了以《讲话》基本精神和延安文学经验确立了当代文学空间之外，还针对当代文学的“具体艺术方法”进行了说明和规定。如周扬关于解放区文学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为题，分别介绍了解放区文艺的成就和经验：新的主题就是“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即描写工农兵的斗争与生活，新的人物就是“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的工农兵群众，而新的语言和形式就是为“群众所熟悉的所容易接受”的“大众化”、“民族形式”、群众的语言，同时也是对传统和民间形式的推陈出新。⑥周扬虽然是在谈解放区文艺的经验，但实际上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全体文艺工作者发出一个信号，即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现，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方向，当然也就是新中国文艺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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