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
时间：2021-07-11 12:01: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年7月是以鲁迅的名义在几个刊物同时公开发表的。在信的末尾，说明是鲁迅“口授”而“O．V．笔写”。在1949年后，这封行文颇有几分恶劣的公开信收入《鲁迅全集》时，对“O．V．”做了注释，让读者知道这“笔写”者即冯雪峰。虽然是他人“笔写”，但毕竟是鲁迅“口授”，因此人们都自然地把这封公开信视作鲁迅文章之一，与其他出自鲁迅之手的文章无异。由于这封公开信曾长期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因而也成为鲁迅的名文。
这封公开信的恶劣，在下面这番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的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这番话，先暗示托派拿日本人的钱办报攻击中国的抗日运动，意在让大众怀疑中国的托派是被日本人收买、受日本人驱使的汉奸。接着又连说“我不相信”、“你们决不会”。先以虚拟的口气把谣言放出来，紧接着再来辟谣。我们知道，世间只有三样东西可以抵御和消解谣言，这就是：无情的时间、铁一般的事实和明智的头脑。而以话语的方式辟谣，往往是无用的，有时反而会越抹越黑。由造谣者自己来辟谣，就更是难以让人信服了。实际上，这里的“我不相信”、“你们决不会”云云，也并不是要辟谣，而只是要推卸造谣的责任。鲁迅毕生痛恶构游词污人名节的行径，自己也几番被谣言重创。至于既要造谣又不敢负责，因而阴阳怪气、闪烁其词，就更为鲁迅所不齿了。陈源当年就是以这种方式造出鲁迅剽窃之谣而让鲁迅深受伤害。既然如此，鲁迅自己怎么也会以这种卑劣的方式对付他人呢？
中国的托派，对鲁迅本来是普遍具有崇敬之心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鲁迅的名义公开发表，对托派自然是沉重的打击，也使得托派中许多人对鲁迅由崇敬变为失望和鄙视。曾任托派中央委员的郑超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读到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五十七年后的1993年，郑超麟仍有如此回忆：“我……对于鲁迅这封答信特别反感。鲁迅不是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么？他不是一向反对国民党御用报刊上常常出现的‘卢布说’么？他为什么自己用‘日圆说’来辱骂人呢？他有什么证据呢？信中惟一的证据就是说：托派寄给他的是‘很整齐的刊物’。一个地下活动的党派，难道非接受外国间谍机关收买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齐的’宣传品么？”“鲁迅这封答信贬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国文人对于更强大的敌人用的是一种论调，对于更弱小的敌人用的又是另一种论调。”① 郑超麟当年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的感受，在托派中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
由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1949年后长期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几代人都是从这封公开信中接触到“托派”这个词，并且在接触“托派”这个词的同时，就知道“托派”即“汉奸”，甚至“托派汉奸”成了一个习惯性的用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对这封信的讲解、注释，给几代人传达这样的信息：当年的托派，从事的是破坏抗日运动的勾当；他们之所以写信给鲁迅，无非就是要拉鲁迅下水，与他们一起卖国。
我是在“文革”期间上中学的。我也是从高中教材上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首次接触“托派”一词的，我也接受了托派即汉奸并且要拉鲁迅下水的信息。在对托派和托派的理论稍稍有所了解后，我对托派仍无多少好感。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的理论。我认为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教条主义者”，而且比一般的教条主义者要更顽固。然而，说他们当年是汉奸，则无疑是天大的冤枉。当托派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信时，应该不会想到会引出这样一封公开作答的信，更不会想到这封答信后来竟成为中学生的教材。
那么，托派陈其昌怎么会想到给鲁迅写这样一封意在拉拢的信呢？
二
在列宁生前，苏共党内就有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两大阵营出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在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上俩人也相差极大。除了这种理论性的对立外，更现实的矛盾则在于列宁逝世后最高权力由谁掌控。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掌握了最高权力，同时也就开始了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打压、清算和灭绝。托洛茨基虽然在政治上失势，但仍在理论上与斯大林进行顽强的对抗，托洛斯茨派成为苏共党内的反对派。托派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对其时在苏联留学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也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苏联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徒，成为追随托洛茨基的托派。所以，中国的托派，产生于莫斯科。
中共党内一部分人成为托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27年4月国民党的清党导致中共的惨受损失。在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要求下，19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则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国共合作，主张中共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1927年4月，蒋介石以严厉手段突然清除和捕杀共产党，给中共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了斯大林当头一棒。为推卸责任，也为挽回脸面，斯大林必须在中共党内寻找替罪羊，而扮演这替罪角色者，当然非其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莫属。但陈独秀是何等人物，岂肯替斯大林背这口黑锅。无论瞿秋白等人如何劝说，陈独秀就是不肯“配合”，只能与中共分道扬镳。斯大林的此种行径，也招致陈独秀以外的一些中共人士的反感。国共合作的破裂和中共的惨境，无疑也给了托洛茨基派一个批判斯大林的理由。托洛茨基派不失时机地撰文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苏联托派的这些文章，首先给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以强烈的冲击，并使他们坚定地站在了托洛茨基一边。被夏衍称为“中国托派的‘老头子’”② 的王凡西（王文元），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双山回忆录》中，这样回忆了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接触托派文章后的感受：“我最早读到的一个文件是齐诺维也夫的《不得已的答复》，然后是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提纲》，以及反对派的《政纲》。这些个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为它那无坚不摧的逻辑的力量，也因为它那锋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于论断和警告之——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特别关于中国革命部分，那是太显然了，任谁看了都要惊叹和赞成的。齐诺维也夫的文章虽然没有托洛茨基的一贯而有力，但当时也深深地感动了我。看了这几个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来闷积于胸的、关于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问，这时就全部清楚了。原来在根本上与重要的方针上它都受命于斯大林一系的，决非陈独秀个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原来并非没有人见到，因而并非不可能预防的。联共中的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曾预早而及时地提出过警告，提出了不同主张。只因斯大林—布哈林们固执了自己的错误，排拒、压制并打击了反对派的批评，所以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才会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终于完全断送了它。”③ 同王凡西一样，其他许多人，也是读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文章而如梦初醒、而醍醐灌顶、而义无反顾地走到斯大林的对立面，成为坚定的托派。
在苏联成为托派的中国学生，陆续被驱逐回国。他们回国后成立了好几个托派组织。他们当然还带回了托洛茨基主义。中共党内原来同情、支持陈独秀的那些人，接触到托洛茨基的理论后，几乎都迅速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奉者，陈独秀派便整体性地成为中国托派。但陈独秀本人在成为中国托派领袖前则有过慎重的考虑。郑超麟晚年回忆说：“我们都很快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大概经过一二个星期的互相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基本上都变成托洛茨基派了。但陈独秀抵抗得最长久。……他同彭述之，尹宽，汪泽楷等人辩论，他们说服他。……陈独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但他下次来时，就放弃他上次的不同意见，而以他们所说意见为基础而提出进一步的不同意见了。他们进一步说服他，当场他没有接受，可是再一次来时他又以上次他们的意见为基础而再进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了。如此类推。说服他时，尹宽用力最多。但最后，到了革命政权问题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没有被说服。刘仁静回国以后，甚至同其他三派谈判期间，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④ 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他是经过如此认真的探究后才决定介入托派活动的。但他始终没有完全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最终也与托派挥手告别，以无党无派之身独立地发表政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