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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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并参加随后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作了乐观的判断，并号召国际社会爱好和平正义、反对侵略压迫的人民加强团结，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毛泽东这句话的思想内涵由来已久。这不仅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反抗一切敌人的真实写照。
战略是“以一当十”，战术是“以十当一”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名言，与他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好比孪生兄弟，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待敌人的态度和克敌制胜的途径。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学会既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又从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从大革命时期开始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红军装备很差，物资补给相当困难，并且一开始就处在敌人的虎视眈眈之中，不断遭到敌人的“进剿”“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红军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面对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逐渐在井冈山摸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红军的战略上，毛泽东提出：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要采取守势，对力量相对较弱的敌人要采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动摇的时候可以比较地冒进，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则要相对谨慎。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之时，毛泽东就从战略上明确指出，统治阶级内部早已经是四分五裂，看似强大的敌人实际上困难重重，必然失败，“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同时，他还从具体战术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强调，幼小的红军要尽量避免分散兵力“冒进”，要充分借助群众基础较好、熟悉地形等优势弥补我军在装备和训练上的劣势，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而不是阵地战、击溃战。在战术上，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红军游击战争的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诀”。这个战术原则说到底就是在充分重视敌人的实力的基础上避实击虚、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尽量“使巧劲”，避免和敌人“硬碰硬”。
对敌我双方形势的清醒判断，对眼前形势和长远趋势的清醒认识，是毛泽东在战略上保持乐观、在战术上保持谨慎的出发点。正是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到1930年初，红军在短短三年间从无到有，从若干小游击队发展到拥有10多个军、约7万人的部队，先后创建了井冈山、湘鄂西、赣南、闽西等10多块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势。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左”倾错误逐渐在党的领导集体中蔓延开来，给革命斗争造成了损失。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在客观上为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红军和根据地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远没有改变。这时，党内以李立三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的形势”更是“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案指责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要求红军“坚决打击敌人的主力”，重点就是直接在主要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进而实现全国革命。
在“取南昌、攻九江”“切断京汉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错误计划之下，各路红军开始向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展开进攻。结果数次攻打长沙均未成功，夺取九江和南昌的计划也不得不推迟，皖西苏区几乎全部失陷敌手，转战桂湘鄂三省的红7军和蕲春、黄梅附近的红15军、浙南的红14军等都屡遭重大伤亡。反倒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1军团没有贸然进攻大城市，不但避免了损失，还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直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央机关得到改组，李立三“左”倾错误才得到了纠正。
血的教训一再提醒党和人民军队，敌强我弱的形势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尽管从长远看、从战略看反动派进行的反人民、非正义的战争未来必将遭受失败，但红军若在战术上不够重视敌人，轻敌、盲动、冒进，依然会在现阶段遭受重大损失，革命的任务就很难完成。这是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然而，提高党和人民军队在战略和战术问题上的认识，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自1931年春开始，中共中央“左”的错误再次抬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大形势，再次主张夺取中心城市，面对敌人的进攻主张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企图以阵地战配合“短促突击”去赢得战斗的胜利。1932年，在“左”的错误影响之下，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命令，决心以此争取革命在江西省首先胜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反对过早地攻打中心城市，但他们的声音没有引起重视，毛泽东反而被不点名地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后的一个月之中，中央红军在攻城战斗中伤亡达3000多人，赣州城久攻不克，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而且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宝贵机会。中革军委只好紧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
“左”倾错误所导致的失败与此前在毛泽东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先后获得胜利的三次反“围剿”形成鲜明对比。历史再次证明，毛泽东所主张的充分准备、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原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变红军的劣势为优势，帮助红军取得战斗的胜利；相反，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战术上执行盲目的“进攻路线”、对敌人不够重视，就必然遭遇失败。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在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渗透到红军中去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了胜利，但随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虽然锻炼了革命队伍，但是大量的红军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