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记忆深处作文600字初三
时间：2020-08-17 07:22: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从世景到人心大转型的30年，那些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新语词、流行语词、语录、民谣、顺口溜等，浓缩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折射出一幅鲜活的改革图景。 “中国目前难以奢谈什么‘建筑’（architecture），多数只是‘房子’（building）而已，甚至是纯粹的‘结构’（structure），因此谈不上有什么建筑风格。”
1997年，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以《迷乱都市化》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成为全球都市化发展最迅速的地区，“这将是一场轰天动地的‘迷乱都市化’运动。”中国建筑师的效率也堪称全球之冠。但是，“万一错了，怎么办？”
针对库哈斯的这一说法，建筑设计师罗斌说：“中国目前难以奢谈什么‘建筑’（architecture），多数只是‘房子’（building）而已，甚至是纯粹的‘结构’（structure），因此谈不上有什么建筑风格。”
后来，库哈斯成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的主建筑师。2008年，奥运之前的北京，库哈斯对他的中国助手说，“我用了4年时间让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建筑国。”然后转向采访他的中国记者，用中文发音别扭地念出“大裤衩”三个音节，“这是什么意思？”
“中国不踢球”
1997年1月21日，《体坛周报》发表一篇题为
《“军管”真管用吗？》的文章，针对中国男足
进行军事化管理，作者提到“中国足球在大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不进反退……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应该说主要在于体制和决策等深层次原因……军管只是治标不治本之道”。
这一年，中国男足在“十强赛”上失利，再次失去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资格，《新周刊》以黑色封面推出一本名为“中国不踢球”的号外。
1997年11月2日，网友老榕（王峻涛）在四通利方体育沙龙（现新浪网体育沙龙）发表了流传一时的帖子《10・31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文中写道：
终场哨声响了，可能是我的感觉这时也出了问题，觉得一时一片宁静。片刻，场内爆发出雷鸣般悲壮的掌声和欢呼声，只有我儿子终于在寒风中站立了2个小时后无力地坐下了。卡塔尔队兴高采烈地在场内围成一圈跳起了舞，隔壁半官方的啦啦队和全场观众竟然一片欢腾！这时，看起来确实有点紧张的警察开始要求观众快快离开。我儿子坐在看台上赖着不走，说要等中国队出来向观众致谢，再亲眼看一看他心爱的海东。这时场内的灯光已经熄灭，中国队早已逃一样消失了，连起码的出来鞠个躬的人都没有。这时我已经说不出话，旁边一位警察友善地上来对我儿子说：“孩子，他们不敢出来见你啦。咱快走吧！”警察在孩子心中还是有威信的，儿子在他的搀扶下，一步一回头，走出体育馆。我们是最后走出这个看台的，身后是几十位军警的人墙，马上堵住了入口，防止人们回冲。那位好心的警察看外面一片混乱，担心我们这外乡的孩子，一直送我们到停车处。经过主看台时，见上万人死死堵住出口，“戚务生，出来！”的喊声惊天动地。这时，天真的儿子竟然对我说：“我们也等一会，他们出来时我让海东签个名。”我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到了车前，大连哥们派来的司机早已发动了车子焦急地等着。我们上车时，这位半天没说话的警察终于用红红的眼睛瞪了我一眼，说了半句话：“你看你，这么大老远地带孩子来……”
“国脚大战前避忌女人，不知包不包括他们的妻子、女友和母亲，我看为慎重起见，今后重大比赛前，他们亲人中的女性，最好也自觉回避。”
国足兵败后，报载有国脚把失利原因归咎于比赛那天球队的车上载过女人，梁清的文章《祸起女人乎》如是说。
“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威望很高，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靠法治。”
1996年11月~1997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家福参与了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在2008年12月15日《法制日报》刊登的《王家福：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是30年法治建设的最大成就》中，王家福回忆：
报告起草完毕后，江泽民同志还专门请大家吃了饭，有五六十人参加。记得江泽民同志语重心长地和大家聊天时说过，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威望很高，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靠法治。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在起草报告关于法治的表述中，是坚持用“三点水”“治”的，因为这个“治”字寓意“民主之治、人民之治”。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之上，即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的区别。
我们的目的就是建议“通过这次党代会把‘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当时也有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稿子那一部分出来后，还在很大范围内征求过意见，也收到不同的意见，但政治组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最终十五大报告采用了“法治国家”的表述。
前不久，温家宝同志在中国政法大学视察时还记得这件事，说：“有个叫王家福的，一直坚持用‘水治’”。
“该说的都说过了。”
1997年元旦，北京三○一医院，病房里的邓小平看到电视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可他看不清楚屏幕上那个远远走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随身医生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邓小平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电视片名为《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邓小平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在他耳畔把电视里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5年以后，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邓小平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但不说话，黄琳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悲剧本不应该发生，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样的烈女！”
1998年6月，在广东，安徽打工妹洪招娣被不法分子强迫卖淫，洪招娣誓不就范，从3楼跳下，导致腰椎间盘爆裂性骨折。许多媒体都将洪招娣作为“烈女”颂扬，洪招娣却说：“悲剧本不应该发生，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样的烈女！”
征购隐私
1998年10月，安徽省合肥市一些高校的女生宿舍楼张贴出“征购隐私”的广告，大意是南方某报刊向大学生尤其女大学生征购曲折缠绵的爱情隐私，一旦发表即付重金，发表时尊重个人“隐私权”，可以不署名。“这不过是又一种稀奇古怪的商业广告罢了。”安徽大学97级法律系一位女生说。
这一年有两本热卖的书：以“口述实录”形式出现的《绝对隐私》（此后《相对隐私》《单身隐私》等纷纷出笼）；刘晓庆前夫陈国军写的《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一位作家评论：“在一个隐私受到法律保护的时代里，一代人窥探并公布隐私实在是桩很有效益的美事。”
“安全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用品，我希望未来的人买它就像买瓶洗发水、沐浴露一样平常。”
1998年10月，杰士邦的一系列关于预防艾滋病的公车、户外和电视广告接连引起争议并被禁，杰士邦（武汉）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学海说。
思痛录
1998年，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出版，宣传语写道：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书中有这样的段落：
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不是为了挣稿费出名，是学的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我现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
这一年，学者季羡林出版了《牛棚杂忆》。在《自序》中，季羡林写道：
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说假话是最大的腐败之一。能够不说假话已经很不容易，更不用说要讲真话了。”
1998年，《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一书出版，作者凌志军就朱�基对政府提出的“敢于讲真话”的要求发出感慨。
“我们这个时代太没出息了，连半个鲁迅都出不了，我们不读鲁迅还能读什么呢？”
1998年，《人间鲁迅》一书作者林贤治说。
“移民局心中没有移民，把移民的救命钱挪用了，这不是对移民合法权益的剥夺又是什么？”
1998年5月25日，在湖南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多名常委提出关于省移民局挪用2000多万元移民资金兴建高标准移民培训中心问题的质询案。在质询会场，常委傅学俭如是说。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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