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红色年少的日子_青春年少的日子

　　 　　一家有九人牺牲在 　　战场和敌人的监狱里 　　 　　谢绍明的父亲谢子长，陕北红军创始人，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人，出生于1898年。1922年秋，谢子长考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回到家乡安定县创办民团，“除豪霸、振衰弱”，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1925年，谢子长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党派他到陕北组织革命武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同志于当年10月12日在陕西清涧县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在西北向国民党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父亲领导和参与的清涧起义和渭南暴动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父亲和许多革命党人都转入了地下，直至1931年，父亲与刘志丹、阎红彦等人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西北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也就是红二十六军的前身，我父亲担任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在陕北一带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周旋。
　　我们家乡枣树坪村，离安定县城十公里。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这里被敌人占了，我们全家都成了国民党捕杀的对象。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父亲那一辈兄弟三人，他们的下一代中有十二个男孩子，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我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率领着红军游击队四处流动作战，根本无暇照管我，幼小的我只能在动荡不安中勉强过活，当时的环境非常艰苦。
　　1932年，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对陕北红军游击队进行疯狂剿杀，我的家乡再度被敌人占据。那时我刚刚七岁，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就和父兄一道扛起了枪，参加了游击队，成了游击队中的红小鬼。因为年纪小，所以游击队打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组织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
　　战争年代的现实异常残酷。在那十多年间，我们这个大家庭先后有十一人投身革命队伍，九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有九个人牺牲在战场和敌人的监狱里。就在最艰苦的两三年中，我们家一下就添了六个寡妇，我父亲兄弟三人都牺牲了。我的大伯当时任安定县西区区委书记，被国民党抓去后，死在了监狱里；二伯也是地下党员，在敌人追捕中牺牲了；我父亲在清涧河口战斗中受伤后去世。我还有三个叔伯哥哥，一个姐夫，也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越过了雪山和草地之后，到达了甘肃岷县的腊子口，他们从国民党当局办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得知陕北有红军武装，领导者是共产党人刘志丹。于是决定过腊子口，翻六盘山，往陕北方向走，并于当年11月到达了陕北，找到了陕北红军，解救了受错误路线打击、处于危难中的刘志丹。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正因为有父亲他们艰苦卓绝的作战，保存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根据地，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才得以最后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在这里又建立起革命大本营。从一定意义讲，我父亲和刘志丹创建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为整个中国革命的成功转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军到达陕北，找到了革命和抗日的落脚点。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讲：陕北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长征到这里站住了脚，抗日战争以此为出发点。
　　
　　父亲把我托付给了
　　刘志丹叔叔
　　
　　1934年8月，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围剿”，谢子长率领红四十二师、红三军团和陕北游击队进行反“围剿”作战。在清涧河口一战中，他不幸中弹负伤。谢子长负伤后，与他共同创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亲密战友刘志丹曾两次来看望他。当时刘志丹领导着甘肃的红二十六军作战，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的政委。
　　1935年春节前后的一天上午，志丹叔叔骑马来到了父亲养伤的灯盏湾。他一跨进窑洞，就和父亲亲热地拥抱在了一起。他们在窑洞里热烈地谈论着一些大事，谈到有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时，他俩发生了争执。
　　我父亲说：“我已经病得不行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担子要你担！不要挂我的名义了。”
　　志丹叔叔说：“你是老大哥，又是中央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在群众中威望高，这个职务应当由你担任！”
　　两人推来让去，最后父亲甚至有点儿生气了，对志丹叔叔说：“我是西北军事特派员，所以我就决定由你担任西北军委主席了。”
　　志丹叔叔只好说：“那这事就交联席会议决定吧！”
　　后来，还是由志丹叔叔提议，选举我父亲担任西北军委主席，志丹叔叔担任副主席并兼任前敌总指挥。直到父亲去世后，志丹叔叔才继任西北军委主席。
　　那时我年龄小，还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长大后我才体会到，这件事充分体现了父亲和志丹叔叔的高尚品质和无私精神，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内心境界。
　　我还记得，那次志丹叔叔来，和父亲说完了话，便转过身抚摸着我的头问：“你叫啥名字？几岁了？”我当时还有点儿不好意思，站在旁边的继母就替我说：“他小名叫双玉，十岁了。”
　　
　　志丹叔叔又问我：“你长大了干啥？”
　　不等我回答，父亲就很兴奋地替我作答了：“长大了跟上刘叔叔当红军！”
　　听父亲一说，我使劲点了点头，一板一眼地大声说：“对，跟刘叔叔当红军！”
　　父亲听了非常满意，他那时可能已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替我作答，其实也是把我郑重托付给了亲密战友刘志丹。
　　1935年2月21日，我父亲终因伤病过重又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与世长辞了，当时年仅三十八岁。临终前，他睁开微闭的眼睛，难过地说道：“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说罢，几颗泪珠从眼眶里涌出来，继而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去世一年后，志丹叔叔也在红军东征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爱我疼我的两位继母
　　
　　谢绍明的父亲牺牲后不久，他就跟着继母史秀芸，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陕北团特委机关――继母工作的地方。1937年1月，他们又随同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了延安。
　　说起我的继母，就不能不提到我父亲人生中曲折离奇的婚姻与爱情。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广大乡村还普遍沿袭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我的爷爷、奶奶和大伯几次为正在西安省立中学读书的父亲提亲，都被他婉言拒绝了。父亲向往外面的光明世界，向往自由的爱情。
　　1918年，我父亲二十岁了，家人为他的婚事着急，就在附近村里为他说了一位人品好、模样俊的南姓姑娘，没征求父亲的同意，就择定了婚期，只等他寒假归来成婚。
　　期末，父亲考试完就匆匆赶回家了。听说是父母替他定了亲，并要他赶快完婚，父亲很是生气，竭力想反抗这没有爱情的婚姻。但看到生病的母亲为此伤心落泪，亲戚们也纷纷好言相劝，他只得屈从，被亲友们推入了洞房。
　　但新婚之夜，他竟一人在凳子上独坐了一晚。婚后他即离家而去，这一走就是几年未归，以示他对家庭包办婚姻的反抗。父亲最终还是和这位南姓姑娘了结了这份封建包办婚姻。但南姓姑娘并未怪父亲，始终认定父亲是个好人，在他们离婚后，她还为父亲通风报信，以躲避国民党的缉捕。
　　但是我的父亲一生中也曾得到过他向往的美好爱情，那是我在和我的第一位继母尤祥斋妈妈几十年接触之间了解的。
　　尤妈妈是陕西米脂人，出生于大户人家。1924年，尤妈妈经过力争才去了米脂女校读书，1926年，在女校创办人王璧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北早期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入党后，尤妈妈担任了米脂妇女协进会的负责人，带领妇女姐妹们同封建礼教抗争，在米脂县的名气很大。不久，她接到了当时在安定县革命武装中任连长的父亲的信，这给了她很大鼓励。他们就这样在信中相识，此后一直通信往来长达七年。
　　1930年冬天，父亲又一次托人给尤妈妈带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躲在山中的窑洞里写的，他在信中写道：“万两黄金易得，一位知己难遇。”表达了对尤妈妈的爱慕之情。
　　
　　尽管尤妈妈对父亲一直充满了钦佩、感激之情，但她从参加进步活动后就抱定独身的意念，所以她避开了我父亲的话题没有作答。又过了三年，在好友们的一再劝说下，尤妈妈才决定答应我父亲的追求。她把此事告诉了自己母亲，她母亲对尤妈妈说，女婿长得啥样，总得让我见见呀。于是，也从未和我父亲见过面的尤妈妈赶快写信给我父亲，要他寄一张照片来。
　　父亲后来曾跟尤妈妈开玩笑说：“为了照这张照片，我真是豁出命去了！”因他当时在北平从事秘密活动，随时有被抓捕的危险。为了照这张相，他请了两位战友随身保护，一起去了一家照相馆，照完了相马上离开，洗印照片的事都是战友帮他办的。这张为了丈母娘相女婿的照片，后来就成了父亲的标准肖像照。
　　1933年初夏，尤妈妈被组织派往察哈尔，担任抗日救亡妇女联合会的主任。我父亲此时也正在那里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他们两人在张家口驻地才第一次见了面。周围的同志们听说了他们的特别恋爱史后，都催促两人尽快结婚。随后，大家张罗着向当地老乡借了一间房，借来一条棉被，还借来一身较干净的衣服给父亲换上。父亲和尤妈妈就这样结婚了。
　　婚后没几天，父亲就去了前线，直到10月才又回到北平，和尤妈妈在北平度过了短暂的三个多月时光。1933年11月，中共北方局指派父亲为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就在那个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外面的风雪很大，父亲就要赴陕北了，尤妈妈特意煮了一碗汤圆给父亲饯行。当时她已有孕在身，一想到丈夫即将远行，忍不住哭了。父亲安抚她说：“祥斋，坚强点儿，等我回去打开了局面，就来接你们。”他还为将要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
　　谁知这一别就成了永诀！父亲走后不久，由于叛徒告密，担任河北军委机关地下交通的尤妈妈被捕入狱，孩子也流产了。直到1935年父亲在陕北牺牲时，尤妈妈还被关在北平的监狱里。
　　父亲回到陕北后不久，就和尤妈妈断了联系，写了好几封信均未有回音，父亲只能遥望北方，寄托心中对妻子的思念。后来，父亲才得知尤妈妈被捕入狱的消息。又过了一段时间，又传来尤妈妈和战友牺牲的噩耗。父亲起初无法相信，又几次托人向在北平工作的同志打听，可得到的都是尤妈妈在监狱牺牲的讹传。父亲不能不相信这个“现实”了，他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后来，父亲的一位亲戚看到他孤单一人，生活上很需要人陪伴照顾，就给他介绍了一位安定县城的姑娘史秀芸，她成为我的第二位继母。秀芸妈妈那时很年轻，思想进步，她对我父亲的名字早有耳闻，心生敬佩。1934年5月，他们在家乡结了婚。婚后第三天，父亲回部队了，秀芸妈妈就在周围几个村子里宣传“扩红”，自此也走上了革命道路。1934年8月，父亲在清涧河口战役中负伤后，秀芸妈妈就带着我来到了父亲身边，细心照料着他养伤，直到父亲去世。
　　秀芸妈妈后来也成为党的一名优秀女干部。我们一起到延安后，秀芸妈妈一度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我在安塞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上学的时候，她经常把我接到她那儿度寒暑假，给了我许多细致入微的关怀和照顾，让我享受了母爱。
　　后来，秀芸妈妈离开了陕甘宁边区，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长。1940年，她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学习，这期间我也经常回秀芸妈妈那里，她给我缝补衣服，改善伙食，用女性细腻的爱温暖了我这颗孤儿的心。
　　1945年，她出席党的七大会议后，再度离开延安，去了东北，可她仍经常询问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1948年9月，我去苏联留学前夕，在哈尔滨集合时，又和秀芸妈妈见面团聚了。然而我到苏联后不久，她却于1949年在吉林不幸病逝。
　　1938年夏天，尤妈妈出了北平监狱回到延安，听到父亲早已牺牲的消息，她悲痛不已，对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更多了几分母亲般的疼爱。后来，当她听说党组织要送我去苏联学习时，就忙着为我准备行装，我们还一起在延安宝塔山照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尤妈妈到了北京，我在苏联学习和在东北工作时，经常给她写信问候。后来，我调到北京工作，去探望她老人家更方便了，我们成了一对感情深厚的母子，直到2006年，尤妈妈以九十五岁高龄离世。
　　
　　
　　徐老创办了小学班，
　　我是最早的七个学生之一
　　
　　谢绍明和继母史秀芸到了延安，春节过后不久，他就去徐特立创办的延安鲁迅师范学校上学。徐老当时任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兼延安鲁迅师范学校的校长。
　　上了一两个月课，延安鲁师又开办了一个干部子女小学班，我就转到了小学班，成为班上第一批学生。最初全班只有七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六七岁，大多是陕北红军烈士的子女。
　　这个干部子女小学班，是徐老亲自倡议开办的。1937年的2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延安后不久，即迎来徐特立先生六十寿辰。就在徐老六十大寿这一天，他心里最为惦念的仍是教育，是孩子。当天，他提笔给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写信倡议，在刚开办的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再开办一个干部子女小学班。徐老富有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他看到，许多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和一些烈士子女的抚养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更何况，中国革命是长期而艰辛的，解决革命后代的教育问题是一个长远之计。
　　徐老的倡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后经中央苏维埃政府正式批准，延安鲁师的干部子女小学班正式开办了。它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延安“保小”和今天育才学校的前身，它也是中国革命史上供给制、寄宿制干部子女学校的雏形和开端。
　　学习了几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我就被派去参加抗日救国宣传队，在延川、延长县这一带群众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
　　这期间，我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让我赶赴延安，说周恩来副主席安排送我和刘志丹的女儿、张国焘的儿子、高岗的儿子等几个孩子去苏联学习。但当时我正在延长县搞宣传，一时赶不回来，他们几个人就先出发了。但他们走到兰州时，国民党把通道卡死了，他们只得又返了回来。这样，我们又可以一起回到学校念书了。
　　
　　学校是大家庭，同学像亲兄弟
　　
　　1939年2月，“鲁师”几经变动，已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即“保小”搬至安塞县白家坪，由吴燕生任校长，郭青任教务主任。在“保小”，大家过的是集体生活，除了年龄小的孩子由保姆照料生活外，大多数学生都是“大带小”，就像家庭里兄、姐带弟、妹一样。
　　我当时是班里的大同学，负责带着方志敏的两个儿子方荣柏和方荣竹两弟兄，他俩那时也就六七岁的样子。
　　我带着方家兄弟俩睡在一个炕上，我就挨在他俩旁边睡。夜里帮他们掖掖被子，叫叫起夜什么的。有几次半夜醒来，发现他们中的一个尿了床，把我身下也弄湿了，没办法，只好从铺上抽出身来，睡在光板上。第二天白天，还得帮他们晾晒尿湿的被褥。
　　不仅我这个大哥哥如此，就连我们在鲁迅师范学校小学班时的校长徐老，还得给他的小警卫员晒被子呢。徐老那时的小警卫员叫李贵仁，徐老见他年纪小，为他的未来着想，就让他跟着小学班学生补习文化。还是个孩子的小警卫员李贵仁，也有晚上尿炕的毛病，害得徐老经常要给他晒尿湿的被褥。另外，我们大同学还得帮小同学洗衣服。那时洗衣服就在河里，没有肥皂，就用一种喂猪的草，叫芦条，有点碱性，在衣服上揉几下，然后放到石头上去搓，最后再放在水里涮几遍，晾在河边的石头上。那时候，同学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不分你我，就像一家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有的是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他们更是以学校为家，以老师为父母，以同学为兄弟姐妹。
　　
　　到了星期天，我、烈士刘伯坚的孩子刘虎生，还有黄毅先等几个没有家长的孩子，就跑到延安机关的叔叔阿姨那里去改善生活。因为我们特别能吃，所以我们一去，炊事员叔叔就说“蝗虫”来了。
　　其实，大人们还是挺心疼我们的。每次到了延安机关，大人们总是尽量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让我们解解馋。
　　
　　当了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表彰
　　
　　到延安之前，谢绍明就是共青团员，1937年后，共青团改建成了民族抗日先锋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那时他年龄还小，不能直接转成党员，就当了民族抗日先锋队队员，直到1939年1月，他十四岁时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我在小学里表现得比较突出，加上年龄也大些，学校就把我作为在学生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两位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的两位老师，佟静秋和梁家燕。
　　我入党后不久，毛泽东的侄女毛远志和侄子毛华初等几位年龄大些、表现优秀的学生干部也被吸收入了党。
　　入党后，我和同学们的关系特别好，大家对我很信任，都不称呼我的名字，而是亲切地叫我“支书老大哥”。1940年，我从“保小”毕业，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预备班继续上学。后来预备班合并到了延安中学，再后来，我又上了延安青年干部学校。这期间，我一直是担任班长、学生支部的支书，后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也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模范青年。
　　在“保小”时，我就组织同学们在山坡上开荒种菜。山上没有水渠，我们就去河里取水，大家端着脸盆，排成一条长龙，接力传水，一直传到坡地上。上肥料呢，就是从学校的茅厕里淘来大粪浇地，淘茅坑的活又脏又累，每次我都是带头跳下茅坑去淘大粪。我总是想，自己是党员、学生干部，年龄也大些，当然要吃苦在前，多干些活。
　　就是入党那年，我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1940年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大会，荣获模范青年奖章。1943年，我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受到表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还专门宴请了我们这些劳模。毛主席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讲话，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组织起来》。
　　毛主席说：“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现场听到毛主席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
　　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发给了我们每位劳动英雄一张获奖证书，还奖励了一床毡子。吃饭的时候，毛主席端起酒杯，向各位劳动英雄敬酒致意。
　　
　　最大的理想和小小的欲望
　　
　　在延安生活学习的九年，谢绍明从一个少年成长为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还在小学时，他就一心想好好学习，赶快长大，去打日本鬼子。入党时，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人都有饭吃，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
　　那时要说没有一点儿个人的欲望，那倒也不是。那时我的个人愿望很单纯，那就是想弄一支好枪，骑一匹好马，上前线打仗，能有用武之地。
　　还有，就是想过有一支自来水钢笔。那时我们在延安都是露天上课，一人一个小板凳，一块木板架在膝盖上，就成了课桌，下了课，就带着自己的“课桌”回宿舍，到哪里都是这样。写字时能有铅笔就很不错了，有时为了节省铅笔，就干脆拿根树枝在地上“画”字。
　　我最初是从老师那里看到自来水钢笔的，很羡慕。后来，一些从大后方城市来的同学，也用上了自来水笔。我心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一支墨水长流的钢笔呀！
　　
　　抗战胜利后，我到了东北，第一次拥有了一支自来水钢笔，感到很幸福。至于什么手表、照相机等奢侈品，什么汽车、洋房等，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
　　说到照相，我个人在延安的九年中只照过两次相。一次是1938年，一位从大后方来的同学的父亲，带着照相机，给我和刚从监狱出来的继母尤祥斋妈妈照了一张相。还有一次，是1945年，我的继母史秀芸妈妈从山东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当时我正在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她和我一起在学校外的山坡上照了一张相。
　　
　　打起背包，告别了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党中央决定派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开展工作。谢绍明当时正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参加培训学习，被选调为第一批去东北工作的青年干部之一。9月2日，他们打起背包，离开了延安。
　　我们先来到了热河解放区，我担任了热河省赤峰市一区区委书记。1946年秋天国共再度分裂后，赤峰再度被国民党占领，我随部队撤出了赤峰，并组成了武装工作队，我被任命为武工队政委。
　　在武工队，我感觉自己儿时的梦想实现了，不仅有了马，还有了枪。此后我就骑马拿枪，和战友们一道同日伪残余武装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数次激烈战斗。打了一年多的仗，我们又夺回了被敌人占据的赤峰。
　　回到赤峰不久，组织上来人找我谈话，说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选派了一批青年去苏联学习。1948年5月，我到了哈尔滨，当时东北局的领导人李富春等专门召见了我们这批准备赴苏联学习的青年。
　　当时我们这批一起去的共二十一人，其中有不少烈士子女，如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张浩烈士之子林汉雄，项英烈士之女项苏云等。我们在哈尔滨进行了几个月的集训，于1948年9月离开祖国，踏上了赴苏留学之路。因为是1948年成行，总共二十一个人，后来人们在提起此事时就简称我们为“4821”。
　　谢绍明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归来后，先后在哈尔滨、沈阳的航空工厂任副厂长、总工程师、厂长。“文革”后，他又先后在八机部、国家科委任局长、部级领导等。离休后担任国家科委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近二十年来，谢绍明一直忙于全国星火计划和科技扶贫工作，他秉承父志，始终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科技扶贫工作而奔波，为老百姓谋利益。他常说，贫困是缠绕我心头的一个结，能帮助贫困地区和人民脱贫，是我奋发努力的动力。■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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