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海棠到新雄鸡:新旧中国的国家想象 中国从海棠叶到雄鸡
时间：2020-03-14 07:2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我们面对一幅自己祖国的地图时，在脑海中首先会想些什么呢?庞大?复杂?抑或多姿?唯此种种印象，似乎都很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我们自己的意识期待当中，我们甚至还会有意识地将这幅地图与“960万”、“世界第三”的这些数据不自觉地联系起来，感觉着这些东西会带给我们自己以荣耀。但这种情况为何会发生呢?在新旧中国的交替当中，这种对地图的想象又是如何转变的呢?
地图作为有利于对人类世界中的物体、概念、状况、过程以及事件的空间意义加以理解的图形表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遂形成了地图与国家的具体关系问题。东猜・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在他1988年悉尼大学那篇著名的博士论文《塑绘暹罗：暹罗地理体史》(Siam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of Siam，中译本将出，名为《此方山水称暹罗》)中曾这样说：“从大多数传播理论以及常识的观点来看，一张地图就是一个对现实的科学的抽象化。一张地图只不过代表着已经客观地存在于‘那里’的某些事物而已。在我刚才描述的那段历史中，这个关系却被逆转过来了。地图先于空间现实而存在，而非空间现实先于地图存在。换言之，地图是为它声称要代表的事物提供了模型，而非那些事物本身的模型……它已经变成将地球表面的投影图具体化的真实工具了。对于新的行政机构和要支持其领土主张的军队而言，地图如今已是不可或缺之物了……行政和军事行动不仅以制图论述(the discourse of mapping)为其运作其中的典范，而且同时为这个典范服务。”鲜明地指出了地图型构与国家想象之间的紧密关联让我们注意到地图背后的国家声音。
一个文明体从诞生到最终建立国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无边界”到“有边界”的过程。如安德森所言，印刷资本主义与印刷版的地图所呈现出的新的空间现实的概念在社会的运作中最终得以固化，从而形成其国内民众心灵中坚硬的边界外壳。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知识传播与文明框架在向殖民地拓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带来了西方式的日常生活理念，另一方面又带来了近代西方的所谓麦加托式地图(Mercaiorianmap)，正是在这种地图的影响下，非西方世界开始从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出现了新的国家心灵(state―mind)。
以泰国为例，安德森认为，当泰国国王拉玛四世(Rama IV)于1851年登基时，在当时的泰国只有两种类型的地图，一种是幻化的“宇宙图”(cosmograph)，这是对传统佛教宇宙论中间的三个层次的世界在一个平面上的形式化的、象征的表现，它将一系列尘世之上的天国和尘世之下的地狱沿着单一的垂直纵轴嵌进一个可见的世界之中。第二种则是完全世俗化的图表式指南，这种指南往往没有严格的比例尺概念，各种图形混杂陈列在一起。而且，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种东方式的图表式指南都并不面对整个世界图景，而仅仅是地方性的表现，它们从未被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稳定的地理脉络之中，而且也根本不存在西方现代地图所惯用的鸟瞰图模式。安德森指出，泰国的领导者要到19世纪70年代方开始把边界想象成地图上的连续线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连续线并不对应于任何地面上的可见之物，而是划出了夹在其他主权之间的一块排他的主权范围。而在意识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中原王朝时期所经常发生的纳土称臣经常伴随着当地地图的上交，而荆轲刺秦王一幕中的那包裹利剑的地图同样代表着燕国的最终命运。清代所编纂的《历代舆地图》与《皇舆全图》将“中央之国”的内在意识展露无遗，并通过虽然不甚精确的比例尺将边地同样纳入中央政府的统治视野之中。地图在此不仅成为帝国政治秩序的一种必要的合法性象征，而且也成为对外宣示的一种有效手段。
作为识别标志的地图(mapr―as―logo)有着更为鲜明的指向性。在殖民主义时代，各个帝国的政府用其各自帝国式的染料在地图上将其殖民地涂上各的指南针了。通过这种方式，地图遂进入了一个可以无限再生产的系列之中，能够被转移到海报、官式图记、有头衔的信纸、杂志和教科书封面、桌巾以及旅馆的墙壁上，而由于其立即可以辨认和随处可见的特征，这种作为标志的地图遂深深渗入到民众的意识之中，从而支撑起对所在国家的强烈认同感。
当西洋传教士第一次将世界舆图献给明朝皇帝的时候，以中央帝国自居的明朝第一次被自己在世界中的渺小地位所震撼，但是，震撼之余却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加以应对，自己庞大帝国的身形在对方世界地图框架中被弱化和固化，原来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自身迷幻的想象。西方式的地图打破了这种既有想象，而在同时又塑造出一种基于西方式规则的新的国家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观点，这种想象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1e fait social)(本书中文版导读第8页)。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朝在西方地图话语中的这种认知过程体现着一种国家想象话语权的转移。
人的能动性在对中国历史疆界的国家想象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当南北朝之间互相以“岛夷”、“北蛮”称呼时，当我们现当代对本国疆域的想象由“秋海棠叶”形转变为“雄鸡”形时，这种变化中所蕴涵的是一种对旧有政治统治秩序的否定以及对新建的政治统治秩序的内在支持。这种内在支持成为型构政治合法性链条的一种必要且必需的“正反对立”。只有在南北双方彼此用“岛夷”和“北蛮”蔑称互相诋毁得不可开交之时，一种超越南北之分的政治统一雄心方能成为重塑中国形象的主导力量。如果我们知晓近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地位的话，那么，只有当“秋海棠叶”成为遭到西方势力蚕食的耻辱对象之时，“雄鸡”的新形象方能展现出傲然挺立的新的政治形象，并重塑起蓬勃向上、自强不息的国民形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刘昕亭)
推荐访问:雄鸡 海棠 新旧 从旧海棠到新雄鸡:新旧中国的国家想象 从旧海棠到新雄鸡 新旧中国的国家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