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政府干预对战后日本经济腾飞所起的作用:政府干预
时间：2018-12-27 03:37: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日本是典型的政府干预型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因而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操纵，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表现出强大的增长和竞争活力。本文试对政府干预对战后日本经济腾飞所起的作用加以分析。
关键词： 日本 战后 经济体制 政府干预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通过政府干预来谋求经济的超速发展。无论二战之前抑或之后，历届日本政府始终坚持经济至上的战略方针，在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下，日本政府根据本国的国情，发挥了发达国家中独具一格的宏观调控的功能，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有效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超速发展。换句话说，政府干预是日本市场经济得以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其经济运行过程中，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操纵。
一、日本经济体制的政府干预特征
二战前，日本利用中央集权的政治、行政体制，对经济进行种种干预，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战时，日本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实行了统制经济，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了全面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到了战后，日本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战前特别是战时统制经济办法的延续和发展。例如，战后日本的“行政指导”，是战时军需省和商工省密切配合实行统制经济的经验在战后条件下的运用；日本银行的“窗口限制”则是在战时实行金融统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另外战后实行的管理货币制度也在战时实行过。
所谓政府干预经济，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利用国家权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趋向和产业结构施以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影响。［１］政府干预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对于日本而言，这一职能显得尤为突出。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既非封建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发展成熟的自然结果，也缺乏市民革命的基础，而是在欧美国家的“外压”下实现的。这种具有本国“早产”、世界“晚产”特征的资本主义，其经济发展自始就刻上了政府干预的印痕。［２］这正如我国日本史著名研究学者万峰先生所说的：“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国家一开始就集中地垄断资本力量，而且在国家扶植财阀和集中社会上分散资金的过程中，也鼓励了私人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局面的形成。这是后进国创立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特点。”［３］
具体说来，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美国在日本强制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在经济层面上，财阀被迫实行“解体”；财阀系大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全部遭到解职；垄断化程度高的大企业实行“分割处理”和“排除集中”。此外还制定了《反垄断法》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法规，以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经济基础。但此间政府干预并未中断。日本在战败至50年代中期，高度干预的统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总的说来，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政府控制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以调节经济发展，并据此制定经济发展的计划。
首先重视对预算方案的编制及其对经济的刺激。日本政府重视手中控制的财权，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发展。其次，直接干预金融业，以此保证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达到刺激经济发展的目的。日本金融业是政策干预最多、最细的行业。金融业务的最高决策权在中央银行政策委员会手中，金融行政工作则由大藏省掌管，中央银行的业务运营和人事安排都受政府和大藏省的干预和控制。再次，日本政府通过经济企划厅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编制出各种指导性计划，为企业提供经济信息，指明企业今后的经营发展方向。
2.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诱导产业结构的调整。
日本的产业政策诱导是通过通产省制定的“产业结构设想”和产业组织政策，指明今后产业的发展目标，确立必须予以倾斜的重点产业，并以税收、金融等方面给倾斜产业以一定的优惠，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优化，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对经济活动实施广泛而复杂的规制和行政指导。
所谓“规制”，就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介入企业和居民的活动并进行干预。［４］行政机构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用奖惩的经济手段和协商、劝告的形式，对民间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这是政府常用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
4.形成既严密又讲关系的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以落实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组织体系中居于首位的是大藏省、通产省、经济企划厅等政府部门。它们是进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机构。其次是长期在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中的各专业委员会中担任要职的“族议员”。第三是半官方的各种审议会，它们也对国家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再下层则是民间的行业团体和企业间的横向联系。最后就是在企业内部体现出来的“劳资协调”社会通行惯例。上述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贯穿着讲究“关系”的主线，而契约只存在于政府机构的部分制度中，许多制度的深层也隐藏着“关系”的因素。处处讲究“关系”亦成为日本的重要国情，而关系中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则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通下达，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
二、政府干预经济的焦点――产业政策
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途径很多，方面甚广。其中，产业政策堪称为最有特色，最见成效。从近代日本经济发展史来看，日本经济具有“速成性”的特点，即起步晚，但收效快。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战前日本经济实现了年均4%的资本主义世界同期最高增长率，战后更是以极高的增长速度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对于在经济上实行赶超战略的“后发型”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日本产业政策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系统最成功的产业政策。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国民经济特别是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引导。日本政府实现干预的主要政策手段，一是财政措施，通常采用投资补贴、减免或增加税收、加速折旧等；二是金融措施，主要是对那些需要支持其发展的产业给予利率等条件较为优惠的商业贷款，或直接由政府的政策性融资机构提供长期贷款；三是贸易措施，政府为了保护和扶植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往往采用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政策，主要手段是本国货币贬值、高进口关税、出口退税等，在特殊情况下，还对某些国内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工业产品实施进口数量限制；四是法律和行政措施，这主要是指因法律或法令规定特定行业企业的最低规模，制止垄断和非公正竞争行为，等等。［５］必须看到，日本的产业政策是依据市场提供的信息制定的，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施的。
同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日本政府通常是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因此，政府的经济计划是以引导为主的。计划的主旨在于说明经济的走向，表明政府的决策主张，向企业界提供可靠的市场信息，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等等。日本政府的第一个经济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于1952年12月出台。这一计划的基本内容是经济自立和充分就业。1958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二个经济计划，即《新的长期经济计划》。该计划主要强调依靠民间企业来取得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同时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由直接转为间接。1961年11月，池田勇人内阁抛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此后日本政府又相继制定了若干个经济计划，如：1965年1月的《中期经济计划》、1967年3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1970年3月的《第二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６］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主要是引导性计划，按时间长短可划分为三种：一是长期计划，例如通产省下属的产业结构审议会的“10年产业结构设想”及国土厅的“20年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就属于这一类；二是中期计划，例如二战之后，日本先后制定了12个经济发展计划，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国民收入倍增十年计划”和90年代初的“新五年计划（1992―1996）”；三是短期计划，这是日本政府每年所做的经济预测，它是制定年度财政预算的基本依据。可以这样说，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是宏观的，这些计划都带有很大的引导性，能为企业指明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引导企业的投资走向。
另外，日本还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这主要是政府部门针对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和兴办的大规模事业制定的有关法律和相关的计划。在极具日本特色的“官民协调”体制下，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合作扩大了双方的视野，有利于取得经济成效。总之，日本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是通过官民合作来编制的，具有发挥国民积极性的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对于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评价
日本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准则强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和谐合作。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念重集团主义而非个人主义，重和谐调整而非单纯的竞争斗争，国家利益至上而非个人主义优先。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享有极高的权威，官民一致才能为本国经济开拓道路，延续至今即肯定政府有权领导并在必要的方面进行干预，这与欧美的思想基础大相径庭。在欧美的时代精神中，社会的最大利益建筑在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福利上，让“看不见的手”来指挥个人的完全竞争，政府仅在维持完全的竞争状态时才进行干预。［７］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欧美国家主要是依靠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取得了经济的高度发达。日本则由于市场条件的“先天不足”，极为看重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并通过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创造出欧美国家用“看不见的手”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最终实现了赶超欧美国家的战略目标。
在战后初期价格尚未放开、市场体系还有待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日本政府在实施优先发展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倾斜生产方式”时，采取了直接控制的手段，如原材料的优先分配、复兴金库贷款、差价补助基金、进口物资分配等。到了50年代初实行产业合理化政策时，其政策手段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以正常的企业核算为前提实行租税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资贷款，而避免采取违反市场机制的直接干预办法。但是进口配额制度和控制外国资本对日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办法却依旧保留了下来。6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府失去了发放进口配额、引进技术、设立合资企业及与引进技术有关的增添设备的审批权等权力，为了继续保持影响力，政府曾打算发展替代这些措施的政策手段，例如制定《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但最终未获议会通过而被否决。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表现之一，就是运用政策手段保护、扶植与加强某些产业的作用减弱，转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更多的控制走向更大程度的开发，这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
在日本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政府干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向，它处于产业结构问题的范畴，并不干预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措施；政府干预是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市场主要是微观调节机制；政府干预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政府干预只能通过市场才能得以实行，市场又受到政府干预的控制和引导。［８］
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居首位，其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了法国，1967年超过了英国，1968年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９］可以说，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法规使企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其所要求的轨道之中，但是考察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总体脉络，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虽然起重要作用，但仅限于对民间经济进行培植和扶持，经济行为的主体依然是民间部门，换句话讲，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是以促进自下而上的道路为前提的。［１０］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国家权力的推动密切相关。战前日本虽然奉行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原则，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始终很强。严格地说，它几乎未经过自由竞争阶段便迅速转入垄断、国家垄断阶段。这是战前日本经济有别于欧美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战后日本顺乎历史潮流，继续加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历史前提。诚然，战前、战后的政府干预在性质、原则、形式、目标等诸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就其干预程度和效果而言，在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中极具代表性。日本的经验证明：“政府的宏观调节已成为市场体系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市场经济既应有积极的市场调节功能，又需要有政府对市场的速度调控。市场与政府作用的交互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依托和保障。这就是历史给出的结论。”［１１］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方面，它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调和了某些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调控终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作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固有的根本矛盾始终未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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