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早期的少数民族概念与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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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的国共两党无论是少数民族概念来源还是民族政策都存在差别。中国国民党的少数民族概念源自清末排满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概念则来自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从“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转变而来。在民族政策上，国共两党虽然都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但二者又存在显著的差别：国民党要求实现单一制的统一国家，在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同化下形成大中华民族；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则经历了从民族自决、联邦制政策向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转变的曲折发展过程。
关键词：国民党；共产党；少数民族；民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3-0028-06
“由于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他民族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很小，所以，在我国习惯上就把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1]但从我国少数民族概念的演化来看，国共两党早期的少数民族概念和民族政策存在差别。
一、国民党使用少数民族概念的思想源流及其民族政策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种族革命思想来源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使用“少数民族”一词，其思想来源是种族革命思想，目的在于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面对清末日益复杂而严峻的满汉关系，汪精卫于1905年在《民族的国民》中归纳出民族关系的四个公例：“第一例，以势力同等之诸民族融合而成一新民族。第二例，多数征服者吸收少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三例，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四例，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2]这四个公例所指的“多数”民族就是汉族，相应地推出“少数民族”这一词语。也就是说，汪精卫是以民族同化的过程中民族数量的多寡为标准得出“少数民族”概念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满族作为“少数民族”，体现出了“排满”革命思想，主要有三个重要依据。
一是孙中山所指出的满人以“贼人”之身份“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3]，“满清专制，彼为主而我为奴，以他民族压制我民族不平孰甚”[4]。他认为，为免于被“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必须推翻满族统治下的清王朝，建立起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二是人口数量的多少及其“优劣”对比。关于满、汉人口比例，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曾记载：“（支那）各种民口不详，大约汉人三亿六七千万，满人、韩人各千余万，鞑靼、图伯特各数百万，江南诸蛮数十万。统计全国，盖不下四亿，而其十分之九，汉人也。”[5]张其昀对少数民族及我国人口总数也曾论及到：“中国人口大约为四万万四千万人，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少数民族或幼稚民族，然其人口总数尚不及二千万人”[6]。由此可见，汉族是“多数”之民族，满族是“少数”之民族，二者数量上的悬殊成为当时汉族不服满族压制而要求“光复”汉族的理论支撑点。据此，排满革命论者普遍认为，满族是“少数”、“劣等”之民族，应该服从“多数”、“优等”之汉族。
三是清朝满、汉民族的权力分配不平衡。杨度曾提出，清朝官员人数应该按各族人口比例分配，选举议员应按照满、汉“四万（万）一千余万”与蒙、回、藏三族九百余万的“四十一与一之比例”分配，“将来分区域准人数以举议员，所举出之数，亦必略与此比例相等”[7]。对于满、汉官员比例分配不合理的状况，资产阶级革命派大为不满，认为不符合立宪要求，提出按民族人口比例来进行权利分配、选举议员。
（二）民国时期国民党的民族政策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民族政策。
1.实行种族平等、民族自决
民国初期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主要体现在国民党的两份文件当中：一是1924年2月22日由孙中山亲自拟定发表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大纲第四条规定：“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8]二是1924年初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使用了“少数民族”一词。宣言指出：“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9]
孙中山的目的是“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正如他在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所提出的那样：“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10]当然，他提出民族自决观点，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孙中山看来，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最后免不了“那些少数民族，总被我们多数民族所同化”的结果，从而不可能实现宣言中所提出的民族自决[8]198。
2.加强民族团结
孙中山在主张民族平等和实行民族自决政策的同时，十分注意民族团结的问题。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明确表示：中华民族是各民族所共有之国家，各民族之间不得有任何的歧视，各民族相亲相爱，犹如兄弟。孙中山指出：“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一矣”，“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10]29，“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11]。他在强调民族团结的同时，提醒各民族要提防帝国主义入侵，指出“是以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一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觊觎”[12]，因此要不分汉满蒙回藏，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除此之外，孙中山提倡各民族宗教平等。1912年9月，孙中山在“北京回教俱乐部”欢迎会演讲时说：“今日之中华民国，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国家政体既经改良，不惟五族平等，即宗教亦均平等。”[11]78
3.重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出了他的毕生宏愿，即各民族“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13]。孙中山提出的一整套建国方略中，涉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规划的内容占有重要地位，包括修建边疆铁路、开发边疆资源、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