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认同”观念的局限
时间：2021-07-01 16:03: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视野，“认同决定利益”的大前提为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由于“认同”概念本身存在的主观性与变动性，建构主义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仍然会遇到障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经历正是“认同错位”的真实写照，唯有从互利共赢的大局出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才能克服目前中日双边关系的困境，减缓东北亚紧张局势，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 世界秩序 中日关系 地区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建构主义理论的诞生与主要内容
20世纪80、90年代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相互争论的高潮期，尽管双方围绕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二者均以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即均承认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在国家权力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必须寻求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法。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些学者认为以理念为核心的理论相较于以物质为核心的理论可能更适用于冷战以后的国际社会。1989年，尼古拉斯·奥努弗在《我们造就的世界》一书中把“建构主义”这一概念首次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这标志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1999年，亚历山大·温特出版《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建构主义理论，从此，建构主义成为了能与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相比肩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形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温特认为国际社会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能够形成一定的利益“认同”，这种“认同”可以确定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地位，从而影响物质性力量所能产生的作用。
温特还指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阶梯式的上升进步过程，他把无政府状态分成三个阶段：霍布斯阶段、洛克阶段和康德阶段。在霍布斯阶段中，各行为体是不共戴天仇敌；在洛克阶段各行为体是承认彼此生存权利却又相互竞争对手；在康德阶段各行为体则是相互扶持友人。在温特看来，“认同”是行为体间身份改变的关键，随着“仇敌—对手—友人”身份的变换，利益观念亦会随之变化，利益冲突可以转化为利益共享，从而消弭争端，这意味着，文化和观念等精神因素似乎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物质力量因素并决定着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但是，“认同”这一概念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认同”的根源性问题，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温特承认权力能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权力较大的一方能够左右互动的方向，但是，我们并不能知晓权力要素在互动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互动方向趋于权力大的一方，是否意味着权力要素更为重要，一旦权力分配发生巨大变化，行为者在以往互动中彼此确立的身份又是否能维持，如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凝聚力迅速消散，对于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共同信仰也随着苏联的崩塌而荡然无存，一些国家甚至在不久之后迅速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阵营，加入欧盟及北约。
二是“认同”的稳定性问题，“认同”是否会发生变化，变化的方向又是什么，如果“认同”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的？尽管温特提出了“三种无政府文化”来昭示国际社会前进式的发展趋向，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这种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同样，温特也没有考虑国际社会存在倒退的可能性，这也体现出建构主义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中国历史上的东周列国时期，社会就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倒退，从春秋到战国的几百年间，以分封和宗法为核心的秩序逐渐失衡，诸侯国的行为逐渐堕向暴虐，礼法崩坏，奸伪狡诈四起。笔者认为，在社会互动并逐渐产生“认同”的过程中，权力性要素的重要性不应被忽略，虽然建构主义是一种“弱物质化”的主张，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权力的变化的确能够导致观念的更迭。
下面，笔者就以日本对中国的“认同”的变化脉络来进行简要分析。
日本对中国认同的变化脉络
中日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国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辉煌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日本倾慕与学习的对象。《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中国史籍中首次对中日交往的记载；公元57年，日本列岛诸国中的倭奴国使节前往洛阳谒见光武帝刘秀；公元239年，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节难升米和都市牛利出访三国时期的魏国，魏明帝曹叡授予“亲魏倭王”金印一枚；公元607年，日本摄政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来到中国，受到了隋炀帝的接见，次年，炀帝又遣文林郎裴世清率12人回访日本，入唐后，中日交往进入了繁盛阶段，日本多次差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僧人鉴真亦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为中日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宋元明清四朝，中日之间的往来主要以商贸的形式进行，两宋期间中国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日本上流社会十分钟爱中国的香料与文房用品；元代虽然发生了忽必烈征日的战争活动，但日本还是与中国保持了商业往来，出现了天龙寺船贸易；明代前期的中日贸易主要以册封贸易与勘合贸易两种形式进行，明中后期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东南沿海的倭患，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两国商业来往没有中断；清代虽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在广州开设十三行来维持与外界的有限往来，这也保证了中日之间的联系没有被彻底切断。
充分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日本得以加速了自身的文明进程，由于中日之间的长期交往，中国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日本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大量借鉴能够反映出一种较为深入的认同感，从建构主义“互动带来认同”的观点看来，中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高度和谐的。
事实却并非如此，日本在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却也在刻意营造隔阂来凸显自身的独特性，这正如社会心理学“最优差别性模型”（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odel）所标示的，行为体同时具有归属群体以及保持独特性的需要，如果个体在被群体化的过程中存在失去其独特性的风险，那么行为体倾向于以认同一个范围更为狭窄的群体来维持其独特性。日本镰仓时期的公卿北畠亲房撰写的《神皇正统记》一书鼓吹日本乃“神国”，天皇乃神的后代，万世一系，相比于其他没有“神统”的国家具有优越性。这与中国古代承认封建王朝朝代更替的合法性有着极大的差别。在人才的选拔上，尽管日本也有仿效中国科举制的“贡举制”和“学问吟味”，但其仅仅是装点门面的象征，贵族公卿始终是日本官僚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与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制度吸收寒门仕子入朝为官，打破贵族对公职垄断的情形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