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大众传媒中守门人的定义及责任 论市场竞争下大众传媒的文化责任
时间：2020-08-06 08:04: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大众传媒 低俗化 价值观念 文化责任 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大众传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信息化的时代就是大众传媒的时代。而所谓大众传媒,就是信息传播的载体。眼下的大众传媒像是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无远弗届的笼罩,影响甚至改变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这种影响有良性的一面,也有不良的一面,本文侧重于批判当前大众传媒中的低俗和拜金主义等不良倾向,呼吁大众传媒努力承担起社会良知代言人的使命及文化创新、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
一、大众传媒必须以人为本
传媒是信息传播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传媒,口口相传、报刊印刷、电子网络等都可归属于传媒。简单地回顾在传媒的发展史,可以归纳为口头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这种载体的变化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演变的。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是人体器官的延伸,而电子媒介更是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因此,可以说,大众传媒不管其具体的载体是什么,怎么演变,其主体永远是人。人,是大众传媒的终极载体。
从大众传媒的发展史上看,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传媒,始终在为其新闻独立、言论自由作不懈斗争。然而,综观眼下大众传媒的现状,不禁让人思考以下的问题: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真的自由了吗?在争取到了一定的新闻自由同时,大众传媒发生了什么改变?此外,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丧失了什么?
如果说,早期的大众传媒面临的主要是来自政治的压力的话,那么,现在的大众传媒则不仅面临着来自政治的压力,更面临着来自经济――“市场”的压力。在双重的压力下,当前的大众传媒有不少纷纷堕落。
譬如,随手翻开一份报刊或登陆一个网站,就可以发现:耸人听闻的血色标题,虚张声势的猎奇内容或意味暧昧的色情图像等等,与渐渐失去受众关注的“硬新闻”相对的“软新闻”无所不用其极地以“3xing”新闻――即“星(明星)、腥(血腥)、性(绯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大众传媒已重病在身,其病症就是:奉行不正视、不批判现实的鸵鸟政策、泛滥的低俗恶俗新闻和媚俗的拜金主义等。其病源主要是由于市场的压力。
其实,大众传媒的独立与自由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也有自己的不能承受之重。早在半个世纪前,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就有这样的担忧:“……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广播电视自由,同时意味着创造虚构事件的自由。敌对的政治家、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媒体在虚构事件的战场上相互竞争,他们彼此之间比试谁能提供更加吸引眼球与更具‘曝光度’的故事以及对世界的描述。”当年这刺耳的声音一直震撼到今天,现在的许多大众传媒在取得自由的同时不也是以丧失媒体的品格为代价的吗?
二、大众传媒现状令人担忧
当今社会是全球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媒体对于价值观念的传播可以说是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盛行消费主义观念的社会。消费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后现代社会以自由为旗帜,是个什么都可以解构消费的社会,但大众传媒作为价值观念的主要引导者和传播载体却不能丧失原则,理应成为社会价值观念的守护者。
令人遗憾的是,检视近年来的大众传媒,可以看到,最突出的是它们的低俗化甚至于恶俗化倾向。比较典型的有2007年3月底4月初对“追星痴女杨丽娟事件”、2008年初对“香港演艺界艳照门事件”、2008年7月中下旬对刘嘉玲梁朝伟结婚和11月中下旬对李嘉欣许晋亨结婚的报道,一时间,各种媒体趋之若鹜,毫无节制地加以热追恶炒,其八卦程度令人发指。此外,还有网络上爆炒的以各种恶俗、低下、色情手段成名的“红人”,如:芙蓉姐姐、木子美、二月丫头、国学辣妹等。这种种现象不禁让人发问:我们的大众媒体到底怎么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品位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低俗了呢?对这样的问题,有的媒体会借口说:大众媒体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我们要传播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和信息,老百姓喜欢了解明星的私生活啊。事实上,这种现状并非是由于媒体取悦于大众读者而造成的,而是媒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迎合甚至是培育低俗化市场的结果,就像是迈克尔・埃默里在他《美国新闻史》里写到的: “……黄色新闻记者在标榜关心人民的同时,却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心和满不在乎的那种新闻阻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大声叫卖的东西。”[1]通俗化不等于媚俗,人情不等于煽情。有些媒体为了吸引读者,虚张声势地煽情,捕风捉影地炮制绯闻,完全偏离了大众媒体的社会责任,这对于现代文化是非常危险的。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这种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同时也往往带来了价值观念的丧失规范。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价值观念的守望者应该是去塑造、引导社会良好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去误导、迎合低俗的价值观念,甚至去摧毁良好的价值观念。
希特勒曾有句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以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鉴于大众传媒在社会里的重要地位,要求媒体从业人员要有严格的自律意识,必须牢记普利策于1904年发表在《北美评论》的《新闻学院》一文中的话:“……新闻工作是一项伟大并需要高度文化修养的职业……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一味地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去迎合低俗的价值观带来的是大众传媒文化品格的丧失,最终一定会被受众所离弃。
三、大众传媒应担负文化责任
现代的大众传媒应当怎样自觉地担当起自己的文化责任呢?
实在地说,大众传媒要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生存的同时并担负起对文化责任的规范与引导的确是件比较艰巨的任务,但由于大众传媒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大众传媒不能推卸的责任,是大众传媒的光荣任务。
文化从广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总和。只是当前“文化”一词已被人滥用了,对这种“文化泛滥”的现象,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分析到:“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2]。大众传媒的文化责任就是必须兼有文化批判、文化建构、文化创新和文化服务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分工的细化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同时,现代社会也是一个“工具理性”全面压倒“价值理性”的社会。压力的加大、人际的疏远、价值的失范使得在社会中的人时常萌生一种四顾茫然的生存的焦虑感,这使得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认同感。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现代人的焦虑感:“‘生活的意义’,需要通过道德重新来起作用。但道德自己是没法拿自己怎样的。而且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拿道德说事,也会被当作贫嘴、虚伪,我们于是就让媒体来帮我们提出或造成一些道德小烦恼,以便借此探讨生活的意义。‘一个话题如果是用道德术语来对待的,那就表示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是不肯这样做的’”。[3]“我们创造媒体,是为了将道德责任和日常生活的焦虑推诿给媒体,是实现‘体外循环’,这能大大减少我们的存在主义焦虑。而媒体在处理人的伦理或道德问题时则总是数码化的,也就是二进制的,不是这就是那。个人将道德情感、无意识里冲动着的欲望当作信息交给电视新闻或连续剧去处理,最后都有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像购物一样地打勾或签字就可以。”[4]在这两段话中,卢曼道出了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情境下,大众传媒对于价值观念塑造和引导的重要性。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在这过程中,大众传媒对先进文化的宣传、引导、塑造的作用举足轻重。■
注释
[1][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7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2]《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3]《大从传媒的现实》,尼古拉斯・卢曼,转引自陆兴华 《媒体、生态与各种新的社会交往――卢曼社会交往理论专题研究》,见思与文网站(http://www.省略/shll/001112.htm)
[4]《社会系统》尼古拉斯・卢曼,转引自陆兴华 《媒体、生态与各种新的社会交往――卢曼社会交往理论专题研究》,见思与文网站(http://www.省略/shll/001112.htm)
(作者:深圳特区报文化娱乐部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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