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制造百度百科【实访“山寨制造”】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山寨所代表的已经不再只是原来那个你可以一撇嘴、熟视无睹的粗制滥造的代名词。从公交车上无处不在的忽然间轰然作响的手机，再到一家老小租间房轰轰烈烈大造所谓现代化高科技的笔记本，这个汇聚了经济、文化及社会意义的新名词从2008年一路蹦蹦跳跳，依然热气腾腾地跨入热热闹闹的2009年。请姑且抛开过去对山寨产品的固有成见或褒扬，和本刊记者一起走入位于广东的山寨经济圈，从新兴的山寨笔记本身上，窥探这个草根经济圈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近距离接触这个你了解或者不了解的山寨生态群像。
　　
　　你方唱罢我登场
　　
　　周日的华强北显得格外的热闹，这个深圳市最大的电子商品交易市场显然在以电子加工业闻名的深圳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仅位于市中心的福田区，就连地铁和公交车也为它单独开辟了一站，并以“华强北”命名。商场门前的街道上漫步着甚于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人口密度的人群，而在商城内，若想凑近柜台看看中意的手机或MP3样机，就要学习钻稻草的母鸡，暂时将身体置于人群之外，瞅准前方几颗脑袋挤出的空档，拼命将脑袋塞进去。似乎令许多人惶恐不安的金融危机从未来过这里，成沓的人民币自由辗转于各种肤质的手掌间，各式打扮的人群由着或白或黄的牙齿一开一合，带着股子兴奋与柜台主讨价还价。柜台里，身形硕大的镀金手机透着股富足的傲慢，金色的光亮在灯光的映照下亮得直逼人眼，间或进发出的铃声又高又亮，有种腆着肚子的霸气。
　　体型太和铃声响，是山寨手机的两大标志性特征。
　　在华强北，你能看到许多市面上很难看到的手机品牌，比如一整柜不下30种款式的blackberry手机，因该品牌未曾在中国市场销售，所以柜台主会毫不掩饰地告诉你：“这是水货。”其中最便宜的一款黑色机身的blackberry，只要250元。另一个柜台内，标有苹果“iphone”标志的手机也有十多种，柜台主称，这些展示在柜台里的“iphone”都只是山寨机，真正的水货如果买主确定要买，她会去“后面”拿。至于这个“后面”到底是哪里，她不愿透露。
　　这种山寨版的“iphone”与水货在价格上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一款白色型号，水货价格为4000多元，而相同款的山寨“iphone”只要900多元。问性能上有什么差别，柜台主一副觉得好笑的表情：“一个是正品，一个是小厂子仿的，你说能一样吗?”事实上，这些仿制手机只是拥有“iphone”的相似外壳，但内部功能与其他普通山寨机相同，满足电话、短信等基本需要，无法下载应用软件和游戏；尽管拥有号称200万像素的相机，但成像模糊，放映视频时，每当出现连贯画面，就会出现马赛克影像。试用时，只要一打开铃声键，似乎憋了许久的喇叭一股脑儿将嘈杂的电子声响全部喷发出来，与旁边同型号的“iphone”水货铃声的含蓄柔美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诸如“金鹏”“中天”“奥克斯”等各种产自深圳或广州的手机也充斥着柜台。购买者络绎不绝，大多为20岁左右、操着各地口音、几个一群的年轻人，甚至有拖着行李箱特意从外地赶来的顾客。300～700元的低廉价格无疑是山寨手机的最大亮点，从2002年到2008年6年间，山寨手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仅2007年一年，山寨手机的销售量就达到了1.5亿台，相当于差不多每9个人中，就有一人买过山寨手机。手机行业发展已趋向成熟和稳定，手机厂商数量的激增也使得各家利润摊薄，除了“天语”“金利”等手机品牌已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国内市场外，大多数山寨手机仍然在平摊低端市场。“买哪个牌子都一样，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这是在咨询山寨手机售货员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由此，一些厂家将目光投向另一需要更高技术的行业――笔记本。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厂家开始生产自主品牌的笔记本，但仍局限于小批量生产，并集中于中小型厂家。尽管如深圳市工商局福田分局经济检查科副科长姚雪雄所称，目前技术仍是山寨笔记本的生产壁垒，但“惠诺”笔记本品牌的创始者杨先生则认为，目前广东的电子生产厂家已具备生产笔记本的能力，除CPU及芯片技术外，其他硬、配件生产已不具门槛。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聪明的广东电子生产厂家们具备了越来越准确、迅速地复制电子产品的技能，“广东的电子加工工厂80％都不知道自己要生产什么，大部分工厂只是组装产品，自己不具备研发能力。经济危机后，出口状况不好了，一听说笔记本很好做，一大堆人就跟风，”杨先生称。
　　
　　给我钱和时间，就能造出导弹
　　
　　不管是不是跟风，深圳车博通科技有限公司已经从2008年下半年至今推出了两批以“惠诺”命名的笔记本，产量为3000～5000台，这些笔记本虽已流向市场，但普通消费者在市面或是电脑经营店里并无法直接看到这些机器，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通过直销手段进行销售，即厂家在各地寻找经销商进行代理。北京的金先生便是其中一员。
　　金先生目前供职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代理笔记本只是他兼职工作的一部分。从2008年底开始代理“惠诺”笔记本，他只从厂家拿了十几台，看销售情况再决定下一次的取货数量，面目前的销售只能是先通过向周围的朋友、熟人介绍开始，一点点打开局面。至于这种点对点的方式能够为一家像车博通这样的企业消化掉多少台产品，目前还是未知数，但无疑使得山寨经济的产业链又扩大了一环，也为诸如金先生这样企盼改善目前经济状况、增加额外事业的人提供了新的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车博通公司目前已经在北京设立了售后维修点，产品也通过了3C认证，这两项似乎将杨先生的“惠诺”笔记本与普遍意义上定义的山寨笔记本区别开来，再或者说，如今的山寨笔记本已非我们最初定义得那么简单。
　　谈到笔记本的生产技术，杨先生称，因为国内目前不具备CPU生产技术，主要依赖Intel、AMD和台湾威盛三大品牌的供给，所以在电脑最核心的主件上，即便是山寨笔记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按照正常的品牌电脑生产逻辑，笔记本模具、液晶屏、硬盘、显卡、内存及各种配件的生产或采购的渠道和费用，决定了一台笔记本的成本、利润以及质量和性能。对于有多年电子加工经验积累的广东，采购全一台笔记本需要的所有配件并非难事，曾有媒体报道，在广州，你可以在方圆40公里以内买到造一辆汽车的所有器件。
　　“电脑的组装和加工其实并不难，给你1000万，三个月时间，除了CPU，其他的东西你都能做出来。”对于杨先生来说，技术领域内的许多点都是共通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具备无限的可能，“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和资金，我就能给你造出导弹来。造导弹不难，核反应的东西就是那些，关键是导航仪要准，指哪打哪，广东做导航仪的厂家多的是。”
　　姑且不去论述导弹繁杂的制作流程和其后做支撑的顶级研发团队，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对于在合作伙伴周先生言谈中学“技术出身”的杨先生来说，做笔记本自然要比只难在“指哪打哪”的造导弹还要容易得多，而作为产品出产前的最后一道质量考核一3C认证，对许多山寨厂家来说更不会形成困扰。
　　目前国内对于笔记本的认证系统主要为3C认证，即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包括国家安全认证(CCEE)、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CCI B)以及中国电磁兼容认证(EMC)。
　　“3C是最基本的认证，很简单的，”杨先生称。深圳市艾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先生则称：“3C就是测试一下机器，只要交钱就行，没什么复杂的。”这项费用为8000～10000元。
　　如此看来，电脑组装是否真的就如同搭积木，就是把一堆主件和配件装上主板了事?
　　据资深软件开发师张林溪介绍，即便是电脑的各项主件及配件都没问题，电脑也并不只是简单组装在一起就可以了。“这主要涉及到电脑的兼容性问题。”电脑兼容性，主要指电脑各个配件之间磨合和搭配的协调程度，“这就好比两个人结婚，如果前期彼此已经非常了解，哪一方出问题另一方都知道如何应付，两个人就会磨合得非常好，过得也比较久；但如果是把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硬拉在一起，肯定少不了磕磕碰碰，甚至两个人会最终分离，”张称。
　　对于大的电脑品牌商来说，让配件加工厂参与到产品研发和设计过程中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配件厂会清楚了解到所生产产品的具体功能、设计和各配件对应的准确型号，因而在制作产品时能专项针对某款笔记本生产专门的配件，一些品牌商甚至会自己投资建立专门为自己生产配件的代工厂，比如2008年4月份，东莞毅睦思电子厂就因失去东芝公司的订单而宣布解散，而IBM则投资30亿美元在纽约州东菲舍吉尔建立自己的晶圆代工厂。其生产的流程是先研发、设计，然后再生产具体的配件，组装成品。这样做的好处是产品的各个配件之间能够很好地磨合，整体运行良好，产品出现问题后也方便厂家找出问题根源，返修更有针对性，督促厂家从根本性能上对电脑进行进一步改善；山寨电脑则相反，它的生产流程是先有市场上的配件，然后根据现有配件进行产品设计。各配件各司其职，缺少整体的合作性，配件之间的磨合和冲突大大浪费了电脑内部资源和空间。更进一步，从售后维修来看，因不兼顾整体，山寨电脑的维修也只能是针对具体机器的维修，无法解决问题根本，一台有问题，同一批产品可能都会有问题。
　　就如同杨先生自己说的：“做一台笔记本容易，但要做精就难了。”
　　
　　廉价的幕后原因
　　
　　即便涉及到复杂的电脑兼容性问题，即便许多山寨笔记本只能满足基本的上网、文字处理功能，无法支持大的软件运行，但山寨本仍然有它致命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便宜!
　　在深圳数星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陈列室里，玻璃橱窗中一个个体积纤小的笔记本样机在灯光的映照下折射出柔和的金属光。或粉、或红、或白、或黑的机身小巧轻盈，令人忍不住怀疑它作为一台高科技产品的真实性。再看标价，从1000多到2000元不等。山寨笔记本大多数标价都在2000元左右。至于1000甚至1000元以内的笔记本，连生产商自己都说，那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上网本，根本不能叫做笔记本。
　　按照正常的生产程序，笔记本的CPU和芯片费用占总成本的1／4，液晶屏占1／5，硬盘和内存占1／5，模板开发费用另计。如此计算，一台VIA C7-M处理器、主频1.6GHz、VIA VX700主板芯片组、120G硬盘配置的笔记本成本价格为1700元左右，以“惠诺”为例，其给代理商的批发价为2000元以内，市场价则为2480元，一款配置相似的长城A81C7ALW在08年5月的网上报价则为3558元。
　　为何两者会有如此大的差价，厂家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大的品牌商赚取比较高的利润，同时需要有巨大的费用支出在品牌形象推广和维护上，但山寨厂家常常将利润额压到最小，一台笔记本哪怕只赚100块也卖。另外，山寨笔记本通常走直销路线，在各地寻找代理商进行推广，这就省去了很大一部分的店面和人员支出。
　　但仅用这两点解释山寨笔记本的廉价原因，似乎过于简单。
　　在广东，很少有品牌商能做到完全的自产自销，即自己组装电脑后销售。为了节省场地和人员费用，将主要资金投入到品牌推广、宣传和售后维修上，他们往往采取找代工厂合作生产的方式。车博通科技有限公司以液晶屏生产起家，液晶屏自己做，模具则交由深圳超人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组装则交给深圳艾松电子有限公司，配件采购由艾松全权负责。这种产业链细分化在减少品牌商多余投入的同时，也相对降低了由一方单独承担所有责任的风险。
　　在艾松那间看起来大约有40～50平米大的厂房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员工们组装笔记本的场景，却看到十多个20岁左右的女孩在忙着赶年前的一批导航仪任务。这里的周经理告诉我们，车博通的笔记本组装只是他们生产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们的大订单，主要来自mp3、导航仅甚至玩具生产。“笔记本的生产在我们目前的生产量里是最小的”，艾松公司的周经理说。到目前为止，他们一共只接过两批笔记本的订单，一批几百台，一个星期就能完成。
　　“生产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主要是装配，这边配套的产业比较成熟，按键、屏幕、主板还有硬盘，这些都能从外面买得到，我们只管组装、检测和老化测试，最后做顾客定制。有些工序也会外包出去，比如贴片”，周经理称。
　　所谓的检测，就是通电测试，在艾松的检测室里，一张桌子上满满都是插着黑色电源的接线板，它们需要持续通电32或是48小时；而老化测试，则是在组装好的笔记本上运行一些测试程序，检测电脑的运行速度和性能。在趣人实业有限公司的一间办公室开辟的老化测试室里，我们看到了包括运行立体动画以测试显卡在内的五项测试，每台机器的测试时间大约为五分钟。
　　但按照正常程序，装配之后的整机测试要比以上两者复杂得多，应包括对地电阻测试、绝缘电阻测试、漏电测试、老化测试、兼容性测试、稳定性测试和抗撞击测试等。而神舟笔记本的老化测试，则是在半封闭的高温环境下进行，在高负荷的运行后进行全功能检测。
　　作为订单的下发者车博通，也并不必要像全职的电脑生产商那样将所有重点都压在笔记本生产上，作为液晶显示器生产厂，它可以继续自己的日常生产，只在需要生产新一批笔记本时向代工厂下订单。
　　这种互不牵制的生产和运营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笔记本生产成本的附加费用，同时降低了进入笔记本生产行业的门槛。
　　作为车博通的模具提供商超人实业有限公司，不仅为包括车博通在内的三家企业提供专项品牌模具，同时自己也设计生产模具，出售给不需要品牌的山寨笔记本生产商。两者的区别在于，前三家制作自己的设计方案，由超人根据方案和要求为其开出新的模具，这套模 具只供开模公司专有，并在外壳上打上自己的商标，开一套新模具的价格大概为20万～60万；而后者为公共模具，所有权归模具公司，一套模具可以同时卖给多家厂商，使用者省去了开模费用，只需向模具公司支付每套150元左右的模具费用，但外壳不刻任何商标，或是由使用商自己贴牌。据该公司业务负责人饶小姐介绍，使用公共模其的客户占其公司客户的大多数，半个月内其公共模具的销售量为7000多套，而前者则为5000～6000套。
　　同时，超人自己也组装笔记本，但只是少量。“深圳几乎所有的模具厂都自己组装笔记本，都是连整机卖给品牌商，从不单独卖模具，我们公司是深圳唯一一家单独卖模具的”，饶小姐说。但被问及是否卖整机的利润比卖模具高时，饶小姐则称。单独卖模具反而更高些。
　　除去以上原因，税费及产品研发费用较低甚至没有，成为山寨笔记本缩减成本的另一大原因。对于诸如惠普、IBM等大的电脑品牌商来说，新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是保持其核心竞争力和领先地位的关键，也是产品生产中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的资金投入往往巨大，同时需要先进的研发队伍，其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要计入成本，因而其产品，尤其是高端笔记本的价格很难降到很低，以2006年为例，IBM用于产品研发的费用为61.07亿美元，惠普为35.91亿美元；山寨笔记本则省去了产品研发的部分，大多模仿甚至复制知名品牌机的外形及核心技术。
　　这一切的表征似乎只充分显示了，山寨笔记本品牌商正在沿袭一些已经名声响亮的民族企业的曾经之路，从单纯模仿，以低价赢得顾客，到收获第一桶金后开始研发、开创自己的独立品牌，直到最终打响。但据当地从业者称，这些拥有自主品牌和正规生产厂家的“正规军”只是山寨产业链上极少数的一部分，而隐于民间的“散兵散将”，才是山寨笔记本的主要生产力量，甚至大多数所谓“正规军”的品牌商和代工厂，很大一部分产品都来自于这些源自明末、中国最古老的企业形式――民间作坊。而山寨笔记本成本低的关键点，也在于隐于作坊内辛苦劳作的作坊工身上。
　　
　　山寨中的山寨
　　
　　在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大石镇，你能看到与市区不一样的另一种热闹：各式旅馆的招牌鲜艳且硕大地占据着马路两旁的楼宇上空，下面是参差列着队的摩托车，不时能看到有人凑上前，递给戴着头盔的车主10块钱，不一会儿便跨上摩托车呼啸而去。潜入隐于街边的一个小巷口；便立时陷入宁静甚至冷清。这个叫做北联的村子里逼仄地挤满了两或三层楼建筑，少部分外墙贴满崭新的墙砖、开扇朱红色的气派大门，而更多的则显得破败且神秘：窗台外积满灰尘，窗户玻璃用报纸或是塑料泡沫捂得严严实实，完全看不到屋内的状况，一楼往往是一扇锈红色的大铁门，整日紧闭着，偶尔有人将门开成一条缝，欠着身子挤出门后便立即将门关紧，只依稀看得到屋内泻出的一线灯光。但凡有村外陌生人长久逗留，哪怕只是观看街内人下棋，便立时有人凑过来一脸警惕，问：你干嘛的?
　　这是距离春节半个月前的北联村，受经济危机影响，很多人都已早早回家过年，据当地人称，如果是一个月前来这里，看到的会是另外一番情景：狭窄的小巷里摩托车匆匆穿行其间，不时有人从紧闭的大门里抬出来一摞一摞的纸箱，几个人匆忙将纸箱装上摩托车后座后，车便一溜烟呼啸而去。附近的一家纸箱生产厂，销售最高峰时，仅在大石镇，其一个月纸箱销售量就达到30万只。
　　我们所看到的五颜六色的迷你笔记本，就潜藏在这些其貌不扬的纸箱中。而以家为单位的小作坊，构成了山寨笔记本的主要生产力量。
　　据当地业内人士严军(化名)介绍，大石镇内的好几个村子都存在这种小作坊式的笔记本生产“厂”。他们往往租住一处破旧的民居，或者普通人家四层建筑的三、四层，生产成员由三至五人组成，通常为直系亲属或是夫妻、情侣。通常模式为；一位在笔记本组装厂或配件厂工作过的熟练工掌握电脑组装及配件加工技术后，将技术传授给值得信任的亲属或老乡，组建自己的工作坊；一席人发现有利可图时便再叫上更多的亲戚和老乡，再组建新的自有厂，加工及组装技术便在口口相传中得以流传。因而这些作坊间形成以地域划分的圈子，这些圈子中人数最多的分别为湖南帮、东北帮、江西帮以及安徽帮，反而很少见到广东本地人。
　　“花800块钱租间房，叫上家属、亲戚，加上水电费、伙食费，一个月的支出也不过1500块钱”，严军说。这么一支一个月只消耗1500元的民间生产队伍的生产力却是惊人的，据了解，一位熟练工，最快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组装好一台笔记本，按一天工作八小时算，一天可以组装8台，以一个作坊5个人算，就可以组装40台。而据严军介绍，这些作坊工往往有着惊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做的多拿的多，这种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劲头激励他们常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对于几乎所有山寨笔记本生产者口中所称的已经“傻瓜化”了的笔记本组装技术来说，即便是个人作坊，组装的产品也不见得比偶尔接下笔记本订单的代工厂差多少。而与由专职工人组装笔记本相比，向作坊内下订单，不需要付劳务费用、场地费用，更不需要付加班费，如果交付的产品不合格，大可全部退回去，比本厂工人好控制得多。尤其在笔记本生产目前只是小批量的前提下，腾出专门的厂房从事生产，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似乎都是件比较危险的事，作坊因其小所以灵活，即便受经济危机影响订单减少甚至没有，也不过一个月1500元的消耗。因此在广州、深圳，许多山寨笔记本代工厂甚至山寨品牌商也直接从这些作坊处订货，一家订100台，一批1000台的笔记本也不过找10家而已，而据严军称，广州这样的作坊不下1000家。产品经代工厂验收及检测合格后，最后贴上标签，编入最上游品牌商的产品队伍。如此说来，这些作坊“厂”扮演的是代工厂的再下一级代工角色。
　　吸引众山寨厂家来此订货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源于作坊内笔记本主件及配件的特殊来源渠道，使得这些作坊笔记本吏加物美价廉。这一来源，就是通过走私途径运往广东的电子“洋垃圾”。电子洋垃圾进口是遭到我国明令禁止的。国家环保总局、海关总署等机关曾发文要求自2000年4月1日起，禁止进口废电视机及显像管、废计算机、废显示器及显示管、废复印机、废摄(录)像机、废电话机等11类废电器，因而这些垃圾只能通过走私的形式进入这里。
　　在大石，除了紧闭的门和封闭的窗刻画出来的紧张气氛外，当地人往往对陌生的面孔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没办法，他们必须得小心。由于它的特殊性质，谁都有理由管它，卫生部门、工商部门、消防部门、安全部门都管得着它，如果被查到一次，一次损失可能就是好几年的”，严军说。而在他的亲属得知他接受记者采访后，纷纷打来电话劝阻，母亲更是 专程赶过来旁听他与记者的对话。“作坊的事情在这里非常敏感，我们也是这个圈子里的，如果被他们知道我带记者过来，可能我和我的家人都会有人身危险。”
　　这些矛盾的集中点，就聚合在神秘且重要的“洋垃圾”上。
　　长期从事电子产品外贸行业的严军对国外产品飞快的更新换代速度深有感触：“在日本，每两个月电子产品就重新换一次血。”这些被迅速替代的第一代产品只经历了短短几个月的使用寿命，甚至很大一部分仍累积在仓库里未全部售出，就已惨遭淘汰。作为“垃圾”需要被处理掉。按照日本《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规定，废旧家电必须由原经销商或指定的回收专营店负责回收，且处理费用很高，在美国，每吨有毒废物的处理费就超过了400美元。于是便有人开始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这些“垃圾”，通过香港再以走私形式转运内地。据环球时报报道，在日本，每100万台废旧家用电脑中，通过规定渠道回收的还不到1／10，其他的都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全世界的电子垃圾中，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90％被运到了中国。
　　据《北京科技报》报道，这些洋垃圾以集装箱的形式被国内的垃圾回收者收购，一吨洋垃圾的价格在1万元左右，15万元的洋垃圾中大约有1万台笔记本。其中，显示屏能够显示、CPU基本上可以工作的笔记本电脑能够占到三四成左右。这些各种国外原装的大品牌产品往往被送往统一的地方――通常为经济相对落后的村镇；被拆得七零八落，每部分主件或是配件再被以很低的价格购入这些作坊，比如一台显示器，不论是哪个品牌，它的成本都只是废品收购价加上海运价、中间人费用，最终成本为150元左右。而优质的器件性能，以及虽已遭淘汰，但在国内，在技术上占据优势的主件，使得小作坊内出来的组装品价格低廉，质量又优良。
　　当然，这不排除以次充好及只是简单翻新的可能，曾有媒体报道商家会在笔记本的外壳上涂上特殊的翻新胶水，或是更改电脑系统参数，但这更多的存在于二手笔记本中，据当地业内人士介绍，这些为山寨机提供产品的小作坊已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圈内”规则，谁家东西好，厂家会更愿意在这家下订单，因而许多人更愿意使用质量上比较有保证的“洋垃圾”，维护自己在圈子内的口碑。圈外人想进入这个行业，就需要先进入这个衔接紧密的产业链，成为圈子内的一员，摸得到收购“洋垃圾”的渠道。
　　据严军介绍，这些作坊内组装的笔记本，也因所收购来的洋垃圾质量和性能的不同，被划分为三类，销往不同地区：一类品使用洋垃圾中配置最高、性能最好的配件，组装后销往欧洲国家；二类品使用中端配件，在国内销售；三类品使用低端配件，销往中亚、南美及非洲国家。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巴基斯坦人，常常会来广州和深圳采购配件，因为购买电脑整机的价格比较高，而其国内的劳动力价格相比中国更加低廉，所以他们会在广东的山寨厂家购买齐电脑组装所需要的所有配件，然后带回国内组装。难怪在广州，尤其是火车站附近，经常可以看到五官深刻、头发卷曲的中亚面孔，连火车站附近的清真餐厅都常常被挤得火爆，“这才是山寨中的山寨”，严军戏称。
　　
　　山寨机面面观
　　
　　为何山寨电子产品企业集中于广州、深圳、东莞等广东城市，这与其经济、地理、文化及政治环境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广东紧挨香港，一方面能够迅速捕捉到最先进的电子科技产品及技术信息，另一方面从作坊行业来看，成为其引入“洋垃圾”最方便的地理因素。而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从事电子加工业的深圳、广州、东莞，长期供应外单产品为其积累了丰厚的人员技术基础，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队伍，并有机会接触并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电子产品及技术，从山寨笔记本来看，许多厂商都是最早从事外单电脑相关产品生产的，而作坊厂主很多也是来自电子产品加工厂。
　　同时，电子行业的长期发展为这里培育了一条完整的产业经济链，为山寨电子产品的配件采购和组装提供了稳固的后备保证。以山寨笔记本为例，在广州市大石镇，你可以通过朋友介绍在各个小作坊内找到你所需要的所有电脑主件或配件，圈子内的人对谁家生产何种器件一清二楚，每家的器件之间相互对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但此产业链只局限在圈子内部，外部人员无法贸然进入，只能通过熟人引荐。“这种模式只存在于中国，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无法复制”，另一位从业人员向慧文称。尽管中亚国家拥有更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邻国印度拥有非常高的计算机技术，但要形成如此完整和成熟的产业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广东良好的经商氛围也有效保证了这个产业链的延续。来自江西的严军就颇为感慨广东人做生意的诚信，比如工厂交给作坊的订单，该什么时候交货就什么时候交，绝不拖欠：产品价格也是按照行业规矩，不存在过多的讨价还价。作坊间的协作很多时候是靠信誉和信任，比如从某家购入液晶屏，可以等成品组装出品后再付钱，没有人会因赖账而破坏大家长期形成的行规。在其他地方这一做法就不见得适用，严军举了个例子，许多外地人来到广东形成所谓的圈子，并且也掌握了组装技术，却没有人把此模式照搬回家，曾有人尝试过，但没多久就愁眉苦脸地返回广东，因为诚信度无法保证，东西卖出后却收不回钱。
　　另外，这里一向有“藏富于民”的传统。当地人更强调个人力量，不过多寄希望于大企业或是政府，政治意识相对淡薄，而重视通过个人努力取得物质或是精神上的财富，同时政府给予的政策环境也相对宽松。
　　这一切因素的诠释并不意味着山寨笔记本的存在就顺理成章。深圳市工商局福田分局经济检查科副科长姚雪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除非拿到生产许可证，否则组装电脑是不允许的，“我们将予以打击。”显然，这些作坊“厂”与未曾登记注册的山寨笔记本生产厂家都被纳入了“予以打击”的范围。
　　从技术层面看，这些山寨工厂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模仿甚至复制其他品牌产品，这无疑对投入大量精力与资金进行科研开发的大品牌厂商来说不公平，但张林溪称：“笔记本的硬件技术没有任何机密可言，但规格和工业标准都是诸如IBM、惠普这样的外国企业研发、制定的，我们只是按照其制定好的标准去生产零配件和组装，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不是制造业而是加工业，这就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是山寨机。”以这一标准来推断，大概国内不属于山寨经济范围内的品牌没剩下几个了吧!
　　从经济角度来看，山寨产品狂打价格战，势必引起经济市场的混乱，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手机品牌近几年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一些电脑品牌价格降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比如神舟一款配置奔腾双核主板的笔记本，市场价只卖到2999，据销售人员称，其利润甚至不到100元，这不得不归功于山寨机低廉价格的冲击作用。
　　在深圳，同一天内，我们分别看到五个人在使用同一款山寨手机，其中包括坐出 租车的小自领以及公交车上打工人员装扮的普通民众。而在超人实业有限公司所在的深圳宝安区航程工业区内，一家手机营业厅柜台内摆放的几乎全部为山寨手机，价格平均在400元左右。据营业员称，这些手机的主要购买人群为附近工厂的打工工人，许多人不会打字，而大多数山寨手机都具备手写功能，并且几乎所有的山寨手机都具备双卡双充和超长时间待机性能，可以满足打工人群长期往返两地的需求。从这点来看，这些体积硕大且价格便宜的山寨手机无论如何都比按键窄小、电池只能用两天的品牌机更贴近草根人群。
　　从宏观经济上来看，山寨机在拉动内需上，仍然有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首先其低廉的价格，使过去对许多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高科技电子产品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据数星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吴先生称，如今其山寨笔记本的购买者主要为学生和工作时间不久的白领；过去动辄几千块钱的手机，如今已经成为最为大众的普及品，几百块且功能齐全的比比皆是。而一起前往深圳的摄影师看到商场内价格极低的液晶电视机，立刻就起了要抱一台回家的念头。另外，据姚雪雄估计，仅深圳山寨手机行业从业人员已达20万，华强北、华强南市场保守估计年销售额在40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山寨机产业的辐射行业及人群，比如原材料、配件加工业，电子、电线生产业，甚至餐饮服务业、房屋租赁、纸箱生产厂等。
　　虽然，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山寨经济只是其中非常小，甚至是隐晦到从未获得承认的一部分，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微不足道的山寨产业对他们来说就是全部，尽管我们会冠冕地从政治、宏观经济上去谈论、分析山寨经济的存在价值，但对一些人来说，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问题太显渺茫，他们只知道，这种特殊经济形式的具象存在，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是他们在飘摇的经济危机下借以艰难生存的全部希望。
　　在深圳市航程工业区内，由高大工业楼拼挤成的狭小街道里布满了挂牌或者不挂牌的各式餐馆，馆内外堆满了或方或长的凳子。还不到12点，餐馆的玻璃橱窗里已经摆满了各式炒菜的餐盘，品相颇为诱人。橱窗上面一律写着：四菜一份，四元钱。12点一到，原本人数寥寥的街道上，身着蓝色或白色工服的男男女女突然间从各个方向一股脑冒出来，人潮涌向各个餐馆，塞满几乎每个橱窗前的空档，场面一时间竟然颇为壮观。炒饭的男孩奋力地翻着锅，旁边父亲模样的中年男人手脚麻利地往锅里扔河粉和白菜，女人们则负责招呼客人吃饭，脸上透着股慌乱的兴奋，小孩也颇为配合地站在离餐馆远远的街道上，啃着黑黑的小手里攥着的不知名的食物。
　　这样规模的餐馆，在工业区内的一条小街上就有不下五、六家，每家的餐馆内、外都坐满了人，这还是在春节前，许多工人已经回家的情况下。
　　事实上，由于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深圳和广州当地许多厂子已经提前放了假，07年厂家生意红火，工人们忙到过年都没时间回家，这一下似乎所有的假期都攒在了一起，一些人猛然间拥有了―个月，甚至两个月的假期。年轻的女工们依然嬉笑，虽然心中惴惴，但当问及长假的利弊，多数人仍然认为利大于弊，回家始终是件令人高兴的事；男工们则显得没那么轻松，一位电脑维修工告诉记者，他的许多老乡打工的厂子都倒闭了，空落落的，这时候有工作可以做，心里才踏实。山寨工厂因其大多规模小、生产产品多样、调动灵活，因而受经济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工人的流失率也相对较低。
　　还未满22岁的小罗(化名)来自广东阳江市的一个小村子，17岁便来到深圳工作，在一家工厂做mp3检测，现在航程工业区内一家模具厂做电脑检测工作。她和两个姐姐都没有继续读书，家里如今全力供弟弟上学，因为“家里穷呗”，说到此，她似乎并未流露出过多的抱怨或感伤，脸上满是生活依然继续的乐天和宽慰听者的微笑。虽然也许她并不清楚自己手下检测的本子可以创造出多么惊世骇俗的作品，对她来说，这个本子带给她的只是目前一份有稳定收入，可以让她为之奋斗的工作。
　　在工业区一幢楼内的墙壁上，贴着这样的通告：春节期间，加班员工可以领取相当于平日的三倍工资，即17.5元／小时。也就是说，这里平日普通工人的工资为5.5元／小时，按一天工作8小时计算，即便一个月完全不休息，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才1300多元。
　　这些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们，成为山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螺丝钉，也因产业链的存在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同样作为螺丝钉的，也包括生产山寨机的作坊主们。
　　“他们每分钱赚的真的都是血汗钱”，严军说，因入行门槛低，产品利润低，收购价格差别不大，山寨笔记本的作坊主只能从对自己劳力的压缩，以及哪怕每颗螺丝钉上尽量匀出尽可能多的利润上减小成本，“有时候他们赚的就是每颗螺丝多出来的那几分钱，利润就是这些螺丝，一点点堆起来的。”虽然作坊小，但大小算是作坊厂主，在生活上，他们却丝毫看不到身为“厂长”的优越。在北联村，透过虚掩的门，我们看到一家作坊内支起的木板床上凌乱地罩着一条已显破旧的床单，他们白天工作，晚上一家老小就睡这里。
　　虽然从以上看来，山寨产业对个人、经济以及社会确实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山寨机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由于人员分散，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电脑配件在拆分过程中对土地环境形成极大污染。由于电子产品多为塑料金属的混合体，一些金属配件如线路板、电池等都含有铅、汞，镉等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元素，如果处理不当，这些有害物质将会严重污染水源、土壤和空气，直接危害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另外，关于山寨手机与笔记本辐射较强的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的解决。从山寨经济辐射领域来看，只是单纯打压势必影响广泛，如何对其进行健康有效的引导和管理，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无论如何，对于山寨机的是是非非不是一个可以在短时期、简单范畴内探讨清楚的问题，山寨笔记本在短时期内是否会继续发展或是消失，依然难成定论。据计算机行业研究者陈南推测，联想、神舟等从模仿到自创品牌的发展阶段已经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产物成为过去，目前国内笔记本市场已经被各大品牌商瓜分完毕，已趋于稳定，即便是低端市场，也已经由神舟等品牌占取，山寨笔记本并无太大空间；另外，因山寨笔记本市场良莠不齐，一些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产品会导致消费者很难对山寨笔记本建立信任。但严军则称，山寨笔记本的成本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与山寨手机一样，其价格优势仍然会为其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到底中国的山寨机只是作为特殊经济现象县花一现，还是会走多年前日本电子工业发展的老路子，从最初的模仿、复制，到今天发展出众多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短时期内仍然是个谜。
　　
　　关于山寨机的监管――专访深圳工商局福田分局经济检查科副科长姚雪雄
　　
　　《世界博览》：您如何定义山寨机?
　　姚：从2001年开始就有媒体在关注山寨 机，到了2004、2005年出现“黑手机”的名词。黑手机定义为非正规渠道流通的手机，比如走私货、假冒品、以旧充新品。这里的“黑手机”与山寨机不同，山寨机的概念是在2007年10月份才出现的，我们定义它为：在国内没有拿到手机牌照的企业生产的手机，特指国产机。
　　
　　《世界博览》：据您了解，山寨机的出现有哪些必然因素?
　　姚：山寨机的出现和发展与市场发展有很大关系。手机的发展一般有三个壁垒，一是资金，一是技术，一是政策，到了2005、2006年前两个壁垒就瓦解了，源于联发科公司开发的MTK芯片的出现。如今只剩下政策壁垒，山寨厂商没有品牌，没有生产许可证，就只能贴牌，或者干脆不要牌子。这个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管，但从市场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壁垒本身就有点问题，比如原来的审批制，到2002年开始核审制，再到07年开始备案。手机审批需要2个亿才能批，核审需要2000万，到备案也需要2000万。其实现在手机厂商的资金不需要那么多，如今的企业生产链条非常细化，细化到自己没有工厂也可以，可以由别人的工厂生产。而备案制要求太高，手机商拿不到备案和研发许可证，就不能入网。
　　其实入网也有很多诟病，比如要通过三种检测，正常情况下需要三个月，如果中间出现问题，一卡就是半年。半年是什么概念?现在太多人进入这个行业后，半年的时间已经要命了，出来的成品半年就没用了。而且入网还有个问题，就是采用送检方式，而不是随机抽样，企业拿一批机子先去送检，然后大批量生产，你能保证后面的生产就没问题吗?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造成现在市场上所谓的山寨机就多了，而且山寨机从质量上来讲，基本上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
　　我个人更倾向于发放入网许可证的号码，它对维护网络安全确实有用，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比加强人网管理要安全得多，我个人看不出发这么―个人网证就对维护安全有什么作用。
　　《世界博览》：那么福田区工商局对于山寨机的管理采取什么方式?
　　对于山寨手机中的冒牌机，我们严厉打击，这种手机就是把旧手机换个壳，东拼西凑，贴上商标，一旦贴上商标就是造假了；另一种山寨机是利用公模，比如诺基亚N95，苹果，MOTO100，这几款机型销量特别好，一些厂商就找厂家开和这几款机子一模一样的模具，这就是公模，前提是有强大市场需求的机型。这种公模在管理上有个麻烦，在市场上，有人卖主板，有人卖按键，有人卖外壳，这部是合法的，谁一旦贴上牌，才能算违法，所以我们的监管只能集中在最后一环，只要不贴悼，就是合法的；如果仿造公模，并且买好所有配件组装成一台手机，不管有没有贴商标，只要拿出去卖，也是非法的，但前提是，必须有人来投诉。但至今，我们也没收到来自MOTO或者诺基亚、三星的投诉，MOTO曾经投诉过，有人仿造它的“明”系列，但因为提交的材料不够，没办法证明人家侵犯它的肖像权。
　　《世界博览》：这对于被仿造的品牌机来说似乎不太公平?
　　姚：山寨机对品牌机的冲击确实存在，主要是在税费方面，其他大家起步都是一样的：都是用联发科，你有能力就去做自己的营业厅，我没能力就去市场上铺货卖，市场提供了公共平台，你有能力就去建自己的平台。原来说山寨机不提供售后维修，但据我们了解，大部分山寨机都是提供售后的，有些是拿回厂家换，有些是在技术上维修。山寨机与品牌机从投入、研发到售后都差不多，惟一不同的是入网时间的长短。山寨机不入网，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就出产、开始抢市场，而品牌机要入网，三个月以后才能拿出来卖，这时候一看市场已经没有了。如今手机行业透明度非常高，谁在做什么机型，别人很容易知道，这时候就要自己做好保密工作，如果这方面工作没做好，那能怪谁?
　　《世界博览》：据您了解。现在的山寨机市场是什么样的现状?
　　姚：金融危机后，深圳的山寨机市场开始出现问题，就是货很乱。如今大家都不敢开始生产新产品，都在卖去年的尾货，互相比着降价，尾货抛售和降价特别厉害。等这些尾货抛售一空后，明年是什么样目前还不知道，往往到这个时候，就是重新洗牌的时候了。
　　《世界博览》：您对目前出现的山寨笔记本有何看法?
　　姚：和山寨手机相比，山寨笔记本没有所谓的政策壁垒，主要是技术壁垒。等配件都有了，组装就像过去的PC机一样，从我们管理角度来讲，是不允许组装的，厂家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出厂的时候要有强制性的3C认证，不可以组装。在赛格广场，我们也不允许PC机的组装。
　　笔记本组装的问题是使用比较次的主板，消费者不知道，产品出厂的时候可能有些是废的或者质量不是很好；另外就是用旧的零件，或者不应该是笔记本上用的配件，他也拿过来用。这些现象造成了生产商具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也有税费的问题。但笔记本市场目前来说还不是很大，跟手机没法比，而且我们管理起来也有法可依，组装绝对不允许。手机的生产许可证有很高门槛，但笔记本只要技术过关，就能拿到生产许可证。只要厂商达到条件就行，我们的主要出发点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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