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从业人员的科技素养有待提高] 会计从业人员的素养
时间：2020-03-13 07:16: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金力，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和生物医学研究院基因组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遗传学及遗传流行病学、计算生物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和基因组学。近年来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基因组结构与功能研究”、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环境化学污染物致机体损伤及其防御的基础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中国人基因组SNP单倍型图谱构建及其开发应用”以及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发性高血压相关基因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心血管等重大疾病的生物系统网络及动力学研究”等重大课题。他还是“曹操”家族谱系鉴定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问(▲)：您平时的科研工作很忙，有时间关注媒体、关注新闻吗?
答(●)：报纸还是看的，我自己订了不少报纸，比如文汇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相比网络上的新闻，我更喜欢看报纸，使用习惯上更舒服，严肃大报在新闻的准确性上也更有保证。关于电视，出差晚上睡觉之前或者家里吃饭的时候会看，一般是看央视的新闻，如果有时间也会看上海本地频道的新闻。但总体上因为时间关系，看得不多。
▲：您平时对哪些新闻感兴趣?
●：我关注的新闻信息比较杂，时事类、财经类、科技类都会看，因为学术研究跟整个国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娱乐新闻看得少一些。
▲：媒体上的报道能满足您的信息需求么?
●：基本上可以满足，而且我的时间比较紧张.特别感兴趣的才会到网上去进一步搜索。
▲：网络新闻您经常看哪些网站?您浏览器的主页是什么?
●：网上新闻新华网的看得多一些，因为它是新华社的网站，内容更准确也更权威。有时会看门户网站，但还是觉得网站上的新闻条目太繁杂(报纸版面经过选择，看起来详略突出一些)。我的浏览器主页是多视窗的，其中有新华网的首页、复旦大学的主页、我们实验室的主页以及复旦大学bbs(要关注学生在想些什么)。
▲：您如何评价媒体中的科技报道?科技专业媒体与大众媒体上的科技报道有哪些不同?
●：中国的科技报道，无论是科技类媒体还是普通大众媒体，从业人员的科技素养都有待提高，这一点国外的科技报道要做得好很多。我在国外工作时接受的科技采访比较多，国外很多科技记者都是长时间甚至一生致力于某一领域的科技报道，积累了深厚的科学素养。他们对学术研究的成果兴趣浓厚，对科学上哪怕细微的进展都抱以很大的热情，对这些进步会给人类、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讲得很具体，对科学进展的报道也不吝惜篇幅。相比之下，我们的报纸上社会新闻偏多，而且其他领域的报道也大都跟着社会热点走。在我出国留学之前，我们的媒体是说教式的，刚到国外我有点不适应，觉得国外媒体比较迎合读者的趣味。可是过些年回国一看，我们国内的媒体已经变得更加迎合读者或者说是发行量的趣味了。围内的媒体同新华社合作的比较多，新华社的篇幅比较小，编辑方针比较严肃，这样做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太多添油加醋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还请新华社的记者教我写“新华体”，那段时间新华社有些有关我们实验室的新闻很多是我自己参与写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对前来采访的媒体，我会有所选择，更信任严肃的大报，如解放、文汇等，大花边的小报或者预存立场太鲜明的媒体我们会谨慎对待。
▲：如此谨慎是否因为在媒体接触方面有过不愉快经历?
●：有过。报道中所涉及的科技问题，一般公众没有能力和专业背景去辨别，媒体的判断很容易成了是非判断的标准，科技类报道如有不慎，会给科学研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几年前我们曾计划一项基因地理方面国际合作的研究，新京报就此刊登了一篇报道，引用某位专家的话说这个项目有国人“基因外流”的隐患。我联系到报道中引用过的那个专家，对方表示根本没有这样说过，如此报道很可能是媒体在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这篇报道后来被科技部门的某些官员关注，引发了不必要的误解，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因地理研究在国内的正式立项。这是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国内不立项，国外采集到的基因样本就不可能通过卫生部的检疫，拿不到样本研究当然做不起来。不仅如此，我们在国内做的相关研究，尤其涉及到田野采样，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后来基因地理的项目得以开展，还是借助一次很巧合的机会。2007年胡锦涛主席出访南非，被邀请参观当地被称为“人类摇篮”遗址的玛罗彭展览馆。胡主席在现场做即兴发言，其中有一句讲到“我们衷心希望中南两国古人类学的同行们加强交流合作，为进一步揭开人类发展的奥秘做出更大贡献。”借助这个机会，基因地理的研究才得以顺利开展。一篇不符合实际的报道会给科学研究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从这个例子就可见一斑。还有一些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带有很强烈的预存立场，南方有一家报纸采访我，我如实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最后的报道中称我的回答是“狡辩”。这样主观的个人判断出现在报道中，恐怕也有悖于媒体客观公正的原则。甚至有些报纸在报道中号称采访过我们，但其实根本都没有采访过。
▲：发现了这种不当报道，您会采取哪些回应么?
●：能刊登不当报道的媒体，对当事人或者读者的申诉、质询都不会有太大兴趣，除非质询方愿意把事件搞得很大，最好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在报纸很不起眼的位置刊登一条“致歉”。普通公众和科学家对不当报道或者不当采访，一般不会有什么办法。在缺少有力的外部制约的情况下，记者和编辑个人知识素养和职业自律就更应该提高。许多媒体内部的考核机制上，报道刊登的版面位置也是一个指标，这使得一些记者对报道的内容故意夸大，明明只是一个小故事，非要通过夸张争到头版上去，这样一来，记者的考核分数提高了，但是报道的质量却不能保证。
▲：您提到过跟媒体合作时的小心谨慎，也提到了上述那些被媒体弄“走样”了的科技信息，既然有这么多的风险和麻烦，为什么您还愿意借由媒体传播您的研究成果?
●：我知道许多专家并不太愿接受媒体采访，一门心思做自己的研究。但我认为，对公众宣传普及科研成果是科学家天然的责任，科学家拿了纳税人的钱做研究，有义务去做这些普及的工作，纳税人有知情权。
▲：说到专家发言，有学者认为在去年以来十分热闹的河南疑似“曹操墓”事件中存在着媒体的不当作为，专业的学术讨论不应过多出现在媒体上，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我同意这个看法。“曹操墓”的许多报道涉及到大量考古学的东西，包括举证的细节、学术界的争论，但即使这些细节和论述都讲对了，普通读者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考古训练也很难拼凑出一个全景或者反映真实的判断。媒体上热闹的争论，很多都是关于证据之外的东西，涉及很多需要依靠推理的东西。同时，专业人士也要注意其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之所以称之为专业人士，是因为其积累了大量的专 业知识、经受了长时期的专业训练。由于这种特性，其做出的判断往往更具有权威性，有些公众也往往会认为专业人士讲的东西都是对的，因此专家发表意见应该非常慎重。专业学术上的争论，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在媒体上反映，而是要看该怎么讲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学术上的争论。但是这个场景放在媒体上，就要注意几个问题：在选择证据的时候要慎重，要选择那些确凿过硬的证据。如果对某一证据还存在争议，要把存在的争议和争议的情况同时介绍出来。对某一学术问题的反对意见，可以是在取得证据，经研究确切得出研究结论的情况下公布出来，而不应只是扬言自己“有证据”、将要对何事进行证伪等类似于威胁的行为。在公共渠道上进行的学术争论要尤其谨慎，专家学者也有责任减少误导的可能性。
▲：如果有媒体来约请您就您研究领域以外的问题发表意见，您会如何应对?
●：我不会发表意见。面对媒体和公众发言的时候，我更会用一个专业学者而不是普通公民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每一个专业都有其考察、评判的标准，考古学有考古学的标准，遗传学有遗传学的标准，但是普通读者可能分不清你到底是哪个领域的专家，所以不能贸然发言。
▲：在学写新华体的那段经历中，您觉得新闻语言和学术论述之间有哪些不同?
●：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些专用名词的处理，要把它们翻译成普通读者看得懂的东西，又要非常仔细地考虑词汇之间的细微差别以免造成歧义。科技报道的责任是普及科学知识，真实准确地表述信息是其最基本的原则，有时我觉得做科普比做学术研究还要难，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也会经常看一些科普杂志，比如新发现等，看看人家的科普文章是怎么写的，如何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待科学问题。
▲：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待科学研究与从研究者本人的视角有何不同?科学研究是否需要经由公众的讨论和检验?
●：不能说是检验，更合适的说法是公众应该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发现和进展，并参与到对这些发现和进展的社会应用的讨论中。科学研究同样需要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五四时期提出的赛先生，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断地被延伸，甚至添加进很多跟科学没有关系的东西。科学精神演变成为科学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认为与科学沾边就是披上了神圣袈裟，科学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事实上，科学是把双刃剑，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去匹配，科学进步有增加人的能力这些好的方面，同样也有被误用或者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比如我们做的是人群研究，曾经在国外研究过一个被认为是世界上血统最纯的人群，一直没有与外界通婚。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个人群曾经混入过其他人群的基因，而这种印记至今依然在他们的基因中存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我经过再三考虑，去找了在当地采样的研究人员，经讨论我们把证据和研究结果搁置了下来。这个研究的结果如果发表，对我个人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学术肯定和声誉，但是会给这个人群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在国内也一样，中国不需要科学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比科学发现重要得多。科学家在推动成果应用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研究成果被误用的可能，科研成果的社会转化和社会贡献会更理想一些。
▲：公众的讨论和关注热点会不会影响学术界内部的价值判断标准?
●：公众讨论的社会价值判断，不能改变科学界内部学术判断标准，但对于科学研究的应用前景，其研究的社会重要性等问题，公众应该有发言权。比如对近年来的转基因食品，大多数公众还是抱着不甚关心或者比较容忍的态度，但也有部分媒体在讨论或者渲染转基因食品的负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要出面来澄清事实，把握尺度，既承认转基因技术为作物增产增效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又肯定其产生负面作用的可能，同时向公众普及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以免在社会上产生盲目的恐惧心理。至于伦理道德标准，社会与科学界不应该不一样，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培养科学家，过多强调科学本身，对社会的关注度不够。
▲：在科学知识的普及上，除了媒体，科学界是否还有其他向公众传播知识的渠道?媒体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在科普方面其他的渠道不多，许多科学研究者也没有这个时间，这就更突出了媒体在科学普及和科技的社会转化中的重要作用。大众媒体可以成为严肃客观的开放平台，理性地讨论问题而不是哗众取宠，站在科学界和公众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我们现在很多新闻从业者在科技素养上更偏于普通读者的位置，而科学工作者在公众普及上的能力又有限，这是科普工作不能很好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您认为科研工作者与媒体关系的理想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我很难给出一个过于概括的理想模式，但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与文汇报一位科技记者江世亮先生有长期的合作往来，当他需要闸述某些科学问题或者我有些成果希望向社会普及的时候我们就会合作，有的时候会出一个专版，由他来邀请3到4位相关领域的学术专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某一科学问题或科学思想，这样可以给公众呈现一个更清晰更全面的景象。
▲：邀请专家从不同角度讨论同之前谈到的将学术争论公开在媒体上有何不同呢?
●：邀请不同专家来探讨某一科学问题，专家的选择很重要。不是唱合唱一边倒地支持或者反对，不同的专家从各自的专业背景出发，自然会揭示出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面向。最后由记者编辑统稿，对有争议的问题同相关专家再次确认，那么在这个成稿的过程中，学术内部的争论就已经完成了，呈献给公众的是一幅多角度、多层次讨论的全景，并且不会造成不必要的疑惑。
▲：在报道中注意哪些细节和表达方式可以提高科学报道的质量呢?
●：提高科学报道的质量关键在于提高记者编辑的科学意识，对科学问题严谨客观的态度和准确的把握和报道，具体的做法或者表达方式上的操作步骤倒不是那么重要或者需要整齐划一。采访的方式，无非是通过各种好的方法得到有用的信息，不同的人，思维方式表述方式不一样，能够在得到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完整地、准确地表述出来，呈现给公众就可以了，方式不太重要。媒体是代表公众进行采访，记者也是专业人员，如何将学术的成果和思想形象通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实在需要动一番脑筋。之前我讲过的基因地理项目，研究者还专门接受了一次集训，学习如何和媒体打交道，如何在公众面前有效发言和适当的仪态等等。无论是科学界还是媒体，要有一种对公众的责任感，理解科技报道的重要性，警惕其有可能对公众产生的负面影响。意识提高了，自然会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提高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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