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与知识分子的经世】知识分子
时间：2018-12-27 03:39: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清代是满人建立的政权。在统治汉人期间，文化上，清廷一方面严酷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却积极编修《大清一统志》，并且在这一点上与知识分子产生了某种互动。虽然清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然而这一特殊的现象也给后人留下了思考的余地。本文试图将目光从清廷编纂一统志逐层转移到知识分子中的章学诚，来描述这一现象，即：清廷的治世思想与知识分子的经世观的趋同。
关键词： 《大清一统志》 章学诚 经世观
清代是由满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异族政权来统治汉人并非易事。清廷在统治汉人时，其在文化上的种种举措因矛盾心态表现得非常复杂。他们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和唯一性，严酷镇压汉人的反抗，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文字狱，康雍乾三代被视为清朝文字狱的鼎峰时期。但是，除文字狱外，清廷在主持编纂史书方面却表现得异常积极。他们模仿前代的举措，纂修《大清一统志》。这无疑是清朝的治世思想的一种表现，一方面是为了取得汉人，特别是汉人知识分子的认同，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全国各地的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等内容来巩固其长期的统治。可以说，这一举措是为政治目的而服务的，但使得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中的知识分子在修纂方志史书上面产生了互动。这期间，清廷编纂《大清一统志》的规划与文人的经世观念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清代的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
在
中国，地方志是最古老的史书，梁任公曾评价道：“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着，则一府州县志而已。”［１］随着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地方志记述体例和种类也不断增加。
伴随方志的发展，全国性志书也有修纂，如隋有《隋区域图志》，唐有《元和郡县图志》，宋时编纂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元、明两朝开始了《一统志》的编纂，分别著有《大元一统志》和《大明一统志》。在清代，《一统志》的编修则是前代的集大成之作。同时，方志学也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在清代趋于兴盛和成熟。
清代继承了自元、明以来《一统志》的编撰。清代《一统志》的编纂，不仅次数之多、体例之完善为历代之最，而且对方志编纂的促进与方志优良传统的形成也是元明《一统志》所不能及的。据记载，最早是顺治十八年（1661）河南巡抚贾汉复自发编纂《河南通志》。到了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修《大清一统志》。于是清代官府下令各地编纂地方志，并以《河南通志》为样板。这就表明了清廷第一次修《一统志》的大致成书形式：自朝廷到地方，由上自下谕令编修志书，并且以已经完成了的《河南通志》为样板。州县志成而修府志，府志成而修通志，自下而上汇集和修纂，最终而成《大清一统志》。这其中，清廷并没有特别设馆纂修，而是由各地汇集后编纂。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骤起，清廷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平叛上，各地的修志工作难以继续，而当时修成者并没有多少人，耽误了《一统志》的编修。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春，大学士明珠上奏，请求在兵事停息之后，即行纂修《一统志》书。康熙曰：“是。”让礼部具体商讨修志之事。在清廷设立《一统志》馆后，于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命：
“纂修《一统志》，以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宋德宜，户部尚书余国柱，左都御使陈廷敬为总裁官。原任左都御使徐元文，内阁学士徐乾学、翰林院学士张英、詹事府詹事郭菜、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庶子曹禾为副总裁官。翰林院侍读彭孙�、周金然，检讨徐嘉炎、吴任臣、金德嘉、吴苑、王思轼，中允米汉雯，赞善黄与坚，候补中允胡会恩，吏部郎中颜光敏，大理寺评事高层云，见修明史食七品傣姜衰英、万言二十人为纂修官。并命陈廷敬、徐乾学专理馆务。”［２］
可以说，清廷十分重视这次《一统志》的编纂。其中，明珠，武英殿大学士，《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明史》的总裁官；陈廷敬，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三朝圣训》、《明史》等书的总裁官；徐乾学，《明史》的总裁官，曾因“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受到谕奖。馆内其余各官亦为当时知名学者。康熙二十五年，圣祖诏谕《一统志》馆诸总裁官：
“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定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几之余，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卿其勉之。”［３］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一月，徐乾学遭弹劾，被迫乞归。徐乾学在临行前奏请仿效司马光自带书局，继续纂修《一统志》，并请携姜宸英、黄虞稷共赴，后又邀胡渭、黄仪、顾祖禹等人共事。圣祖康熙答应其请求。5年后，徐乾学去世，朝廷命令韩�在其所呈初稿的基础上，继续纂修。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韩�逝世。至康熙朝终，纂修之事再也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一统志》终康熙一朝也没能完工。
随后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重设一统志馆。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总裁官、大学士蒋廷锡奏：“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缺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详加核实，祥慎增载。”［４］世宗对修志质量及奖惩做出规定，并明确提出“二三年内”成书的时间要求。雍正七年（1729年），再次督饬各省及早纂成。郝玉麟监修《广东省志》、鄂尔泰监修《贵州通志》等16种通志，都是在这之后完成的。然而，与其父亲一样，世宗在世都没能见到《一统志》成书，直至乾隆五年（1740年）十一月纂修完毕。全书刻成，已经是乾隆八年了。康熙《大清一统志》才编纂完成。
第二次纂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历时20年，全书424卷。此次纂修，是因御史曹学闵奏以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各省添设、裁并府厅州县，一并续修刊刻。军机大臣议覆：“俟《方略》及《西域图志》各书告成后再行编辑。”于是，高宗发下上谕：
“第念《一统志》自纂修峻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其它考稽失实，与凡挂漏冗复者，谅均在所不免，亟应重加纂辑，以成全书。但前此修志之书，必待移取各省通志而后从事，以致旷日持久，艰于集事。此时特就已成之书，酌加厘核，即新疆幅员辽阔，而一切事实，又有《西域图志》及《同文志》诸书为之蓝本。馆臣采撮排撰，实为事半功倍。可即令方略馆按照各条，厘订纂辑，一并纂出稿本，悉照《续文献通考》例，随缮随进，侯朕裁定。所有一切应行规条，着军机大臣详议具奏。”［５］
没有专门设馆，而是命方略馆承办。在总裁官和�的督促下，终于在乾隆朝纂成，并著录入《四库全书》。
第三次纂修，开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历时31年，全书共560卷。因开始修于嘉庆十六年，所采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断，故称《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庆十六年，因为一方面是补齐乾隆五十年以后没有记载的旧志，另一方面是以“编辑未全”，难以为国史馆《地理志》提供依据，方略馆上奏请求重修一统志。这一工作由国史馆承办，以工部尚书廖鸿荃为总纂修官，潘锡恩为纂修提调官，要去各地上交资料给国史馆。但是终嘉庆一朝，因为尚未上交补齐，重修一事没有能完成。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全书才告完成。清朝三部一统志，修纂过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帝，从康熙十一年（1672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毫无疑问，这是清朝文化规划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其治世思想的一个充分体现。在康熙《大清一统志》的卷首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抚疆宇则念肇造之艰，稽制置则念经画之要，采谣俗则念化导之方。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念所以振兴而长育之;核户口田赋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怀保而藩殖之。”［６］
二、知识分子中的回应
毫无疑问，各地通志、州府志、县志是《大清一统志》编修的重要史料来源，正如康熙朝名宦于成龙所说：
“皇上御极二十有二年癸亥，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限三月成书――命先取各省之志，以成一统之志，正欲于众中求其详，于繁中举其要。夫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成乃上之府，府荟集之为府志，府志成上之督抚，督抚荟集之为通志，通志归之礼部然后辑为《一统志》。”［７］
这则史料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大清一统志》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各省通志及各州、府、县志，并且详细地向我们展示了清代编纂一统志与地方志书的关系。这其中，知识分子在编修地方志的过程中所起作用是重要的，即使是各省通志，大多也是政府官员酬金聘请知识分子纂写。自康熙十一年（1672年），朝廷下诏各地编纂通志以来，地方知识分子多把修志当作“著述大业”，“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计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种也”。［８］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各地的编志活动中去，诸如袁枚、全祖望、齐召南、杭世骏、戴震、汪中、王昶、章学诚、钱大昕、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焦循、谢启昆、李文藻、毕沅、武亿、姚鼐、李兆洛、阮元、邹汉勋、钱泰吉、冯桂芬、郭嵩焘、陆心源、王�、刘坤一、俞樾、孙诒让、王�运、缪荃孙等著名学者均参与了修志活动，他们少则修志一二部，多则六七部。“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９］其中不乏超群绝伦、冠绝古今者。由此可见在一统志的编修过程中，知识分子给予了积极的响应。
三、章学诚的修史与经世观
在一大批纂修地方志书的知识分子中，章学诚被认为是方志学的奠基人。他所著的《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都是志书中的经典。他将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地方志的编纂上。结合自身的经世观，他对方志学逐渐有了自己的体系。
在年轻时所写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他就抱定了经世的志向：
“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１０］
他所认为的修地方志应是和《四库全书》的编纂一样，是清廷整个文化规划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经世观和对方志的认识，伴随着与戴东原等沿革派的辩论逐渐成体系。
前文已经提到，清代最初编修《大清一统志》时，是以贾汉复的《河南通志》的体例为范本的，而《河南通志》是以地理沿革为其体例的主线。随后编修的方志在体例上虽然有所扩大，但亦受《河南通志》的影响。乾嘉时期的戴震、洪亮吉等继承了前人王原的看法，认为方志为地理书，应重于考证地理沿革。而章学诚力主方志应为一方全史，并按志为史裁的原则研究修志义例，与主张方志应重于考证沿革的戴震、洪亮吉一派辩难争议，形成了系统的方志学理论。对于戴东原“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的看法，章学诚认为是缩窄了方志修纂的意图，与其史书为经世之具的观点无法吻合。章学诚认为：“……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１１］他所认为的“方志”应该是作为“国史”纂修的基础层次，肩负着汇聚史料以备史官诠释的筹备功能。为此，他将其概括为：“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齐故事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而一代之史鲜有知之者矣；州县方志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而一国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谱牒不受史官成法，而一家之史鲜有知之矣。”［１２］另外，他认为志书中的表述上应该是奉受“公言”原则，“诸子体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鲜有知之者矣。”［１３］章学诚对方志有着与前人不同的解释也就意味着其所认为的方志也具有特定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对地方政事起着指导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能用“言”来规范“事”的走向和性质。他解释道：“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盖有言之斐然，而不得于其事者矣；未闻言之尚无条贯，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１４］这一点与他经世观是相一致的。
尽管章学诚一生宦途不很顺利，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修志的意图与清廷的治世思想两者的趋同。他在方志学上完成了自己的经世致用。章学诚可谓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能达到章学诚的高度，并非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像他一样具有经世观并且将修史相结合，但这也足以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对清廷编修《一统志》和各地编修地方志的态度和认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廷编修《大清一统志》，无疑是为了达到巩固满人统治这一政治目的，然而这一文化措施的实行却获得了知识分子的积极回应，其中尤以章学诚为典型，清廷文化上的治世思想与章学诚的经世观在编修方志上显然获得了契合点。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
［2］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五）.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己未.
［3］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六）.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
［4］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五）.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
［5］乾隆《大清一统志》卷首《上谕》.
［6］康熙《大清一统志》.卷首《上谕》.
［7］康熙《江南通志》.于成龙.序.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9］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10］［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42页.
［11］［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84页.
［12］［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说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13］［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说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14］［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