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进程的审视与评析
时间：2023-06-25 13:0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田麦久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从学习、引入而至探索、创新，我国现代运动训练理论的发展留下了70年的足迹，其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更是始终在科学化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作为这一历程的见证者，历史地审视现代运动训练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客观地评价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和应用成果，有序地梳理运动训练理论的重要创新，准确地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命题，对于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竞技体育界对于现代运动训练的理论认知是从学习国外训练理论开始的。20世纪30—40年代，赴美国、日本等国的体育留学生带回一些初级的训练知识，如袁敦礼、吴蕴瑞的《体育原理》，宋君复的《女子篮球训练法》，苏湘青的《田径运动》，钱一勤的《游泳训练法》等[1]。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训练理论，邀请多名苏联教授来北京、上海、武汉、沈阳等地的体育院校授课，同时，我国派出多个项目的运动员到苏联、匈牙利等国学习、训练。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对我国的运动训练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念鼓动下，在“小麦亩产万斤”的虚假高产宣传的引导下，在“大干快上、每个运动项目都要迅速赶超世界水平”的假大空口号的督领下，运动员的训练负荷被盲目地加大。相伴于少数运动员运动水平的提高，一大批很有天赋的运动员却屡屡产生过度疲劳、严重伤病等问题，不得不过早地结束了他们的运动生涯。
“文化大革命”后重新组建起来的中国竞技体育队伍，面对远远落后于世界竞技运动水平的现实，开始认真反思我们的运动训练理念和实践：为什么20世纪50—60年代许多运动员满腔热忱、“大跃进”式地刻苦训练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什么人际联系不畅、教育素养不高、运动员管理失当等人文社会学、心理学因素给我们的训练带来了巨大干扰？40余年来，改革开放解除了人们思想的桎梏，我国运动训练学界广泛吸取美国、德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训练理论中的科学营养，并认真地思考运动训练的科学问题。从高层体育管理部门到广大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体育科学工作者，普遍提出了运动训练科学化的迫切需求。
我国运动训练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得到了国家体育管理层面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进。以高等体育专业院校教材和教练员训练指导用书为主要代表的运动训练学经典理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运动训练理论创新方面，在多个层次的多个维度上推出了多项有意义的成果。我国竞技运动训练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科学训练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又有力地指导着我国运动员开展卓有成效的竞技训练。
1.1 原国家体委多项研究工作的开展
作为我国体育事业行政管理单位的原国家体委于1952年成立之后，便组织了专业运动员队伍，多年来在国家总体发展规划的框架内，始终致力于推进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始，国家陆续派出了大批青年学者远赴竞技体育发达的欧洲国家，如苏联/俄罗斯、德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学习包括科学训练理论在内的先进体育理论知识。同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与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先后于1981年和1985年成立。围绕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问题，原国家体委科教司、政法司，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和大规模的系统研究项目。如：1982—1983年原国家体委科教司组织开展了“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研究，并于1983年8月出版了论文汇编（图1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学会组织多所院校专家于1983年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运动训练学》讲义（图1中）；
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确立了以奥运战略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目标，与原国家体委竞技体育司联合开展了“我国重点竞技项目设置与布局的宏观决策”[2]等多项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原国家体委科教司于1985年召开了全国运动训练科学化座谈会，次年又召开了首届全国运动训练科学化研讨会，组织了“运动训练科学化”专题研究。
图1 原国家体委组织的运动训练科学化研究的3部重要文献Figure 1 Three volumes of literature on scientific sports training
1.2 《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的出版与培训
作为推进全国运动训练科学化发展的重要举措，1986年全国运动训练科学化研讨会决定组织国内多学科近50名知名专家和年轻学者开展专题研究。田麦久、武福全于1988年1月主编出版了理论专著《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图1右）。该书分为总论、运动训练科学管理、运动员早期科学选材、运动员状态科学诊断、运动训练计划的制订与实施、运动训练的科学方法、运动训练后的恢复及科学营养7个板块共39个专题。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运动训练理论的科学专著，于1989年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获全国“团结奋进文明图书奖”一等奖。这本专著的编著出版在我国竞技体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广大教练员将其作为常备训练指导用书，学习其中的科学训练知识，应用于训练实践，其也成为各体育院校的教学用书。1988—1996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与原国家体委科教司共同主办了7期以《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的内容为主的全国运动训练科学化培训班，1 000余名省级以上教练员和高等体育院校教师参加了培训，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的发展进程（表 1）。
表1 1988—1996 年全国运动训练科学化培训班一览Table 1 List of state scientific sports training in 1988−1996
2.1 高等体育院校《运动训练学》通用教材中的几项重要认知
在专业知识领域，全国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无疑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高等体育院校的《运动训练学》通用教材也正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理论认知的集中反映。梳理我国几十年来高等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学》通用教材的编著状况，即可清晰地审视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运动训练理论问题的阐述还只是《体育理论》教材中的一个章节，代表性的文献记载有1981年版《体育理论（体育学院通用教材）》[3]的“第三篇运动训练”。1983年，在中国运动训练学会组织下，由过家兴主持编写了《运动训练学》讲义。随即，1986年北京体育学院过家兴等、沈阳体育学院董国珍，1990年上海体育学院徐本力等相继编写了供本校教学使用的《运动训练学》教材。
作为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系统化的重要标志，1990年过家兴主编出版了第一部全国高等体育院校通用《运动训练学》[4]教材。继而，田麦久主编了2000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版、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版、2012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版、201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版《运动训练学》全国通用教材。另外，徐本力主编了1999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版体育院校函授教材《运动训练学》，杨桦、李宗浩、池建主编了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版全国体育学专业研究生系列通识教材《运动训练学导论》，余银、胡亦海主编了201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专业教材《运动训练学》。
纵览20多年来的《运动训练学》全国通用教材，其重要学术价值之一即统一和明确了运动训练理论中的若干基本认知，包括运动训练学研究目标的科学界定、学科特点的简明表达、理论基本内容的完整概括等。我国运动训练学者在这些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或做了重要的补充。例如，关于运动训练学的研究目标，多年来，中外学者多将其聚焦于“提高运动成绩”。经过认真研讨，我国学者当前给出的定义是“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运动成绩，专门组织的有计划的体育活动，是研究运动训练规律及有效组织运动训练活动的行为的科学”[5]13-15。这一释义首次明确提出运动训练的直接目标是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进而参加竞赛活动，才能将竞技能力转化为运动成绩；
首次在运动训练学科的定义中增加了“有效组织运动训练活动的行为的科学”之表述。再如，在教材中将“本源性”列为源自运动训练实践的运动训练学的学科特征之一，消解了某些学者执意寻找运动训练学母学科而不得的困惑。此外，辩证协同训练原则的提出则将人们几十年来对于运动训练基本原则的单轨认知提高到了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层面。
2.2 教练员科学训练的全面理论指导
教练员是运动训练活动第一线的直接组织者与指挥者。教练员对于运动训练活动的认知决定着其职业取向、执教态度和训练要求，因此，对教练员的理论培训是组织实施科学训练的重要环节。几十年来，原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非常重视教练员培训工作，结合不同年度竞技体育发展的热点问题组织了多期讲座，并编写了多部讲义和教材。其中，系统论述教练员知识体系、编著完整的理论专著主要有田麦久、武福全主编的《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6]，谢亚龙、王汝英主编的《中国优势竞技运动项目制胜规律》[7]，李诚志、冯炜权、过家兴、骆勤方主编的《教练员训练指南》[8]，中国运动训练专业委员会主编的《中国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研究》[9]，田麦久主编的《高水平竞技选手的科学训练与成功参赛》[10]，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主编的《现代教练员科学训练理论与实践》[11]，田麦久、吴瑛、胡亦海主持完成的《我国运动训练的理论创新与竞技实践》[12]等。
这些运动训练指导用书都力求完整地论述教练员所需知识体系，为教练员高水平组织训练活动提供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在这一知识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理所当然地是运动训练理论，同时，运动训练活动离不开运动人体科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支撑，多年来这业已成为体育界的常规认知。在这一领域，我国学者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竞技参赛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列入教练员知识体系。田麦久等于2011年编著出版了《竞技参赛学》[13]，2014年主编出版的《高水平竞技选手的科学训练与成功参赛》[10]98-116在行为原则、要求与方法、组织实施对策等各个方面，将竞技参赛与运动训练进行一一对照论述。
《高水平竞技选手的科学训练与成功参赛》分为2篇：“运动训练与竞技参赛的科学指导”与“科学训练与成功参赛的多学科支持”。第一篇围绕教练员的两大核心任务，即通过运动训练有效地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在运动竞赛中成功地表现运动员的竞技能力，以对比式的文体结构，分别展开理论阐述（7章的题目依次为运动训练与竞技参赛的分野与协同、运动训练的辩证协同原则、竞技参赛的行为原则与求优原则、运动员竞技能力及体技战能的训练、竞技参赛结果的影响因素与施控策略、运动训练过程及其组织与控制、竞技参赛过程及其组织与控制）。书中明确了运动训练的辩证协同原则和竞技参赛的求优原则，介绍了运动员提高多种竞技能力的要求与方法以及对应影响运动成绩三大因素的实施对策，分别论述了运动训练过程与竞技参赛过程的组织与控制。在教练员的知识体系中，首次将竞技参赛理论置于与运动训练理论并列的重要地位，这是竞技体育理论体系建设的一大发展。在第二篇的7章中，根据运动训练与竞技参赛的实际需要，分别约请了竞技信息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营养学、运动医学、运动社会学等学科的国内领衔专家学者，论述了该学科研究成果对于科学训练与成功参赛的理论支持。
《高水平竞技选手的科学训练与成功参赛》2篇14章的构成明确地提出，教练员知识结构主要由四大板块（运动训练理论、竞技参赛理论、运动人体科学理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组成。需要强调的是，系统的竞技参赛理论为我国学者所首创，2011年出版的全国高等体育院校通用教材《竞技参赛学》[13]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内容的教学专著，并已在我国多所院校开设课程。
在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和训练实践中，我国学者对运动训练的科学理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多个层次和多个维度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在此，笔者仅简述运动训练几个核心概念认知的发展与运动训练理论体系的结构性调整2个命题中的一些代表性成果。
3.1 运动训练核心概念认知的发展
3.1.1 运动训练概念中活动主体的规范界定
科学表述“运动训练”概念的定义是运动训练理论构建的重要基础。其中，行为的主体和范畴是必须准确界定的。这里先从2位外国学者的释义来了解一下国际上的通识。德国的迪·哈雷[14]认为，运动训练是为达到较高的和最高的运动成绩而做的准备。美国的维·舒哈里[15]认为，运动训练是通过系统作用于人的身心运动能力和准备达到最高水平的科学知识和运动完善的教学过程。这些释义都对被定义项提出了特定要求，即“达到较高的和最高的运动成绩”和“全面发展运动员的身体”。依此定义，就将大量为取得“一般的运动成绩”而做的专门“准备”，以及“身体发展不够全面”的运动员的训练活动都排除在“运动训练”主体的范畴之外了。词义学的解释是，这2项表述都是运动训练业者理想的愿景，但并不是“运动训练”这一被定义项的必要条件。把非必要条件列入定义项之中，便会致使不能满足这些非必要条件的大量相关活动主体被拒于被定义项之外，在理论层面大大地缩小了运动训练活动的空间，亦与运动训练活动的现实极不相称。显然，这一类定义是不够准确的。
中国学者意识到这一表述存在的逻辑问题，在1986年过家兴主编的北京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教材的相关定义中，便舍去了上述非必要条件的关联语词组，表述为“运动训练是指在教练员的指导和运动员的积极参与下，为不断提高或保持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而专门组织的一种教育过程”[16]。而后历次全国通用教材在“运动训练”的定义项中，均不再包含上述非必要条件，使得读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运动训练概念的实质性内涵。
3.1.2 竞技能力理论的中国建构
世界不同国家对运动员参加运动竞技所需具备的相应运动能力，或称参赛的本领，各有自己的理解与描述。英文的表述是“Performances Ability”，直译为“表现能力”。俄文的表述是“Тренированность” 或“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сть”，直译为“训练程度”或“训练水平”。德文的表述是“Leistungsfaehigkeit”，直译为“成绩能力”。日文的表述是“竞技力”，其含义即为“比赛的能力”。结合中国语言的逻辑特点，1984年，田麦久在《试论竞技能力决定因素之分析》[17]一文中建议，在中文语系中统一应用“竞技能力”概念，并将其界定为“运动员参加训练和比赛所必须具备的本领/能力”。这一概念及定义很快为国内学界普遍认同。过家兴1986年主编的北京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教材和1990年主编的全国体育学院通用《运动训练学》教材都明确地采用了“竞技能力”概念，且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竞技体育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运动参赛各个领域的研究和训练实践[4，16]。
我国运动训练学界围绕“竞技能力”这一核心概念，在多个领域就竞技能力的本质与类型、竞技能力结构、竞技能力模型、竞技子能力协同、竞技能力发展、竞技能力诊断、竞技能力表现等众多论题开展了深入研究，推出了可喜的创新成果。例如，关于竞技能力的构成要素问题，田麦久、姚家新、刘大庆、张力为、张英波解析了国内外多种模式，确定为“体技战心智”五分体系。刘大庆[18]揭示了竞技能力各构成要素非衡结构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并阐述了长板要素的补偿效应。田麦久、刘大庆、熊焰进而提出了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概念。由“木桶模型”和“积木模型”到二者组合的“双子模型”，既强调竞技能力各要素的整体性与整合性，也注重其相互间的内部可迁移性与互补性。在运动训练过程中，运用“双子模型”选择训练的主攻方向，确定在不同的训练时期、训练阶段应该集中时间和精力“扬长”还是“补短”，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求高效益地改善和发展运动员总体竞技水平[19]。田麦久、麻雪田、李富荣等于20世纪80年代以不同项目运动员主导竞技子能力为首要标准建立了项群训练理论，反映了各类竞技项目对于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不同要求，并推进了不同运动项群的分类施训，为众多竞技项目的宏观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20]。李赞[21]关于竞技子能力非同步性发展特征的研究、王清[22]关于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诊断系统的构建、蔡睿[23]关于对抗性项群运动员竞技能力表现的“条件极值”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国运动训练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逐步建构了中国的竞技能力理论系统，丰富了中国特色运动训练学理论的科学体系，也为国际运动训练学的基本理论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3.1.3 运动成绩影响要素的三元解析
对于运动成绩的诠释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是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知识之一。在国际运动训练学界，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国学者普遍把影响运动成绩的因素归结于运动员自身竞技能力的发展水平，如德国曼·葛欧瑟[24]的运动成绩影响因素模型即很有代表性（图2）。
图2 运动成绩的影响因素模型[24]Figure 2 Model of factors to influence athletic performance
诚然，运动员在比赛中所表现的竞技水平是影响其运动成绩的内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比赛的名次排列和对抗性项目中运动员的竞技表现都受对手竞技表现的巨大影响。同时，比赛结果的评定行为也对比赛的胜负或名次起着重要作用（图3）。因此，田麦久在1986年将“运动成绩”这一概念定义为“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结果”，是“根据特定的评定行为对运动员及其对手的竞技能力在比赛中发挥状况及竞技结果的综合评定”，其外延包括“竞赛的胜负或名次以及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25]，进而明确地提出运动成绩的决定因素包括运动员自身参赛的表现、对手参赛的表现以及运动成绩的评定行为3个方面（图 3）[26]41。
图3 运动成绩的决定因素[26]41Figure 3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athletic performance
对运动成绩影响因素的清晰认识纠正了运动训练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与运动训练实践的脱节，有利于正确地指导人们精准地改进相关影响因素，进而获得期待的运动成绩。王宏的研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参赛对策，即有效地控制运动员自身竞技能力的发展与表现，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合法地影响和限制对手竞技能力在赛场上的发挥和表现，以及在某些项目的比赛中合理地影响裁判员根据竞赛规则做出有利于运动员自身的裁决[10]。
3.1.4 竞技状态的特指与泛指定义
竞技状态是运动员在运动竞赛中所表现出来的竞技能力状态。在训练中培养和发展竞技状态，在比赛中表现出理想的竞技状态，正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1964年苏联/俄罗斯学者列·马特维也夫[27]对竞技状态给出定义：竞技状态是指运动员在训练大周期中形成且在有限的时间内保持并规律性地变化着的、针对运动成绩的最佳准备程度状态。这一定义将竞技状态限定在“有限的时间内”，并将所有不是“最佳”的准备程度状态排除在外。
顾季青、田麦久将竞技状态定义为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即时状态。无论是比赛时的状态还是训练中的状态，运动员的竞技状态都是其竞技能力在那一时刻的即时状态，都是运动员竞技能力在不同时段的客观存在。运动员的竞技状态随时存在，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并有“最佳的竞技状态”“一般的竞技状态”“不良的竞技状态”等多种表现[28]。相对于列·马特维也夫等赋予竞技状态特定的指向，即“最佳准备状态”的“特指”定义，田麦久等的诠释可以称为“泛指”的释义。与苏联学者“特指”的定义相比较，我国学者的“泛指”释义在词义上更加合理，在理论上更加准确，在逻辑上更加通顺，特别是更适合应用于训练实践，更有利于教练员、运动员有效地掌控竞技状态的变化，科学地组织运动训练过程，创造理想的运动成绩。
3.2 运动训练理论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20世纪中叶，苏联的运动训练学者围绕运动训练的多项重要理论问题开展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如在1962年于莫斯科召开的运动训练问题国际科学方法讨论会上的大会报告中，就有哈·奥卓林的《现代运动训练制度》、姆·纳巴特尼科娃的《运动训练的远景规划》、列·马特维也夫的《运动训练的分期问题》、斯·卡列金的《发展运动员的主要身体素质问题》、哈·雅科夫列夫的《运动训练的生物化学基础》等主题报告，涉及运动训练实践对运动训练理论提出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29]。结构完整的运动训练理论体系则最早见诸1969年民主德国迪·哈雷博士的专著Trainingslehr，中译本名为《运动训练学》[14]。这本莱比锡体育学院的函授教材开创了系统的运动训练学科学体系构建的先河，几十年来，国际运动训练理论界基本上都在这本专著构建的理论体系框架内开展各自的研究。但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做出了2项重要的发展工作，一是项群训练理论的创立，二是竞技参赛理论的分野，通过这2个板块的“一加一减”，对运动训练理论体系进行了结构性调整。
3.2.1 项群训练理论的创立与拓展
项群训练理论是研究各个项群内运动训练的规律性特征以及成功组织各项群运动训练活动实施行为的科学。在对竞技运动项目进行逻辑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田麦久等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构建项群训练理论的设计，把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嵌入一般训练理论和专项训练理论之间，组成3个层次的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并搭建了一个开阔的研究平台，以4大类9个项群为基本单元去认识和概括各个类属竞技项目运动训练的共同特点，获得了远远大于单一运动项目训练实践的视野，使一组运动项目共同的训练规律清晰地显现出来。我国运动训练学者这一原创性理论研究成果得到了业界的普遍共识和广泛应用[30−32]。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以“项群”为主题词检索1985—2021年的文献达1 914篇，各年份的文献数量如图4所示。
图4 在中国知网以“项群”为主题词检索得到相关文献的历年数量变化Figure 4 Number changes of literature with "event group" as key words in CNKI
3.2.2 竞技参赛理论的分野
在运动训练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曾把运动员选材、竞技参赛组织、竞技体育管理中的多个问题都包含在自身的理论体系之中。随着各个领域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这种“超载”现象已逐步“减负”。竞技参赛理论的分野即是其“减负”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竞技参赛的实践与理论和运动训练的实践与理论既密切相关，又有着许多不同的特征。准确地讲，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主要是运动训练活动的任务，而表现运动员的竞技能力主要是竞技参赛活动的任务。可以说，运动训练学是对如何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而竞技参赛学则是对如何表现运动员竞技能力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竞技参赛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系统，包含赛前准备、参赛行为、赛后认知与调训3个紧密相连的时序，以及丰富的理论问题。竞技参赛理论是竞技体育理论中具有鲜明独立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麦久、熊焰、吴瑛、胡亦海、石岩等中国竞技体育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构建独立的竞技参赛学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在国际上率先将竞技参赛理论从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中分野出来，于2011年出版了《竞技参赛学》[13]专著与高等院校专业教材，推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创立了竞技参赛学理论学科，有力地加强了对运动员参赛活动的科学指导，推动了竞技体育理论体系的完善。同时，提示教练员与运动员应高度关注运动训练活动与竞技参赛活动的有机衔接，注意实现竞技能力发展向竞技能力表现的顺利转化，依靠运动训练与竞技参赛的高效协同，实现参赛目标。
3.3 一般训练理论多点创新举例
如前所述，依涵盖运动项目数量可把运动训练理论体系分为一般训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和专项训练理论。其中，一般训练理论是指涵盖所有运动项目共同规律的普适性理论。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推出了丰硕的创新研究成果。本文仅就辩证协同训练原则的确立与应用、运动训练计划结构理论的拓展与应用进行简明概述。
3.3.1 辩证协同训练原则的确立与应用
人们在运动训练活动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称为运动训练原则。我国运动训练界关于运动训练原则的认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沿用了苏联运动训练的教育学原则体系。在多部教材和词典中，比较一致的表述集中于自觉积极性原则、直观性原则、一般训练与专项训练相结合原则、不间断性原则、周期性原则、合理安排运动负荷原则、区别对待原则[3−4，16，33−35]。
在多年的运动训练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运动训练活动的多个影响因素之间是紧密联系、彼此促进或者相互制约、相生相克的。辩证地认识事物、辩证地把握运动的进程是人类各种行为的重要准则，在运动训练活动中更有着特殊的需要。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员健康安全的高风险性与运动训练中运动员机体负荷的高挑战性等特点提示我们，应特别细致准确地把握各种相互矛盾的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
辩证地认识和解决训练实践中遇到的诸多矛盾、有效地组织和推进矛盾双方的协同效应，对于人们成功地组织运动训练过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在吸取衍生于教育学理论的训练原则、孕发于“跃进”思维与军队练兵实践的“三从一大”训练原则体系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以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运化规律为基本依据，进行了辩证思考，着力强调协同效应，建立了新的辩证协同训练原则理论体系。
田麦久于1988年首次表述了关于运动员竞技能力演化要素组合协同的认知，把“训练过程的连续性与阶段性”“机体在负荷下的适应性与劣变性”“训练过程组织的集群性与个体性”“训练过程的多变性与可控性”两两并列作为运动训练过程的基本特性[26]2-35。2006年，田麦久、邓运龙在《运动训练学》教材中提出改变单维度训练原则的思维定式，将运动训练中密切相关的2项行为准则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原则[36]。历经十几年的教学与训练实践，逐步确定为由10个范畴两两组合的5对训练原则，即导向激励和健康保障训练原则（指导训练动机）、竞技需要与循序施训训练原则（指导训练内容）、适宜负荷与适时恢复训练原则（指导训练负荷）、系统训练与周期安排训练原则（指导训练安排）、集群组训与区别对待训练原则（指导训练组织），并于2017年将其赋名为辩证协同训练原则[5，37]。
深刻地认识每项原则中2个范畴的辩证协同关系对科学组织训练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导向激励与健康保障原则为例，在训练活动中必须不断地激发运动员奋进争先的强烈动机，鼓励运动员克服疲劳、伤病等困难，刻苦训练；
但同时必须准确把握好刻苦训练的“度”。严格训练要严得合理，而不是越严就练得越好；
加难训练要难得适宜，而不是越难成绩提高得越快。加大训练负荷能够引发运动员机体更为深刻的适应性变化，但过度的负荷会使运动员的健康受到损害，也必然会导致其竞技能力的下降。因此，应该把“健康保障”与“导向激励”同时作为重要的行为准则， 使得训练的要求严得合理，训练的难度加得适当，训练的负荷增加有度。运动员在健康的身心条件保障下，严格要求，刻苦训练，承受训练负荷后及时消除生理与心理上的疲劳，实现竞技能力的不断提高。可见，在运动训练过程中，导向激励和健康保障是不可分离的重要行为准则，二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把二者联组为运动训练的一项基本原则，辩证地认识二者的科学内涵，更好地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应该能够更有效地指导科学训练的组织实施。
同样地，其他组合的辩证协同训练原则也都是把具有紧密联系而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矛盾的2个范畴组合在一起的行为准则。这些训练原则广泛地涉及运动训练的内容、负荷、方法、安排等基本问题，指导运动训练团队辩证地认识、协同地组织运动训练过程中的各个主要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运动训练原则体系。辩证协同训练原则是我国运动训练业界几十年训练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可贵成果，我们应有坚定的理论自信，运用好辩证协同训练原则，指导我国竞技运动水平更快提高[38]。
3.3.2 运动训练计划结构理论的拓展与应用
运动训练目标必须依托有计划的运动训练活动方可得以实现。运动训练计划就是为了实现运动员竞技能力的现实状态向预定目标成功转移而选择的通路，是对运动训练过程预先做出的理论设计。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学者对于运动训练过程和运动训练计划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和实践。本文仅从田麦久团队的研究成果中列举几例。
运动训练过程与运动训练计划是田麦久团队的重要研究领域。对运动训练过程的整体研究有《论运动训练过程》[26]、《论运动训练计划》[39]等。对多年训练计划的研究有《我国不同年代优秀运动员多年训练过程的类型特点及其合理结构的设计（上、下）》[40−41]、《中国高水平女子投掷选手全程性多年训练方法学体系》[42]、《优秀举重运动员全程性多年训练的阶段性特征》[43]、《运动员全程性多年训练过程中的区间链接机制》[44]等。关于年度训练计划与大周期训练计划的研究有《运动训练周期的宏观设计》[45]、《运动训练大周期的项群特征》[46]、《高水平运动员年度周期的项群特征》[47]、《备战北京奥运会的年度训练周期安排》[48]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田麦久提出了2种训练大周期的理论（表2），这也是对列·马特维也夫训练分期理论的有序拓展。
表2 2 种大周期训练特征的比较[45]Table 2 Comparison of training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wo major periods
我国竞技体育管理部门与广大体育科技工作者高度重视训练理论对训练实践的科学指导，并直接开展了大量应用研究。早在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便组织了多个项目比赛的技术统计工作。中国运动员走上奥运舞台后，更是紧密结合奥运参赛的需要，组织了大规模的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工作。如：在2001—2004年雅典奥运会周期，国家体育总局奥运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立项169项课题，参与人员1 470人次；
在2005—2008年北京奥运会周期，立项313项课题，约3 600人次参与了36个运动项目的科技攻关与科技服务；
在2020—2021年备战东京奥运会时，约请了63名高层次专家组成9个领域的专家组，开展全面的科技服务工作。
通过科学理论的指导，教练员的科学素养明显提高，在70年的训练实践与科学探索中，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运动员，积累了可贵的成功训练经验，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了辉煌的赛绩。
4.1 我国优势项目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在半个多世纪的训练、参赛实践中，在夏季奥运会多种竞技项目集群中逐渐形成了一组中国优势项目，包括跳水、体操、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和射击。我国这6个大项的运动员在9届夏季奥运会上共获得192项次金牌，占中国运动员金牌总数（262项次）的73.2%（表3）。中国优势项目训练参赛的成功既为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也得益于我国科学训练理论的有力指导。
表3 1984—2020 年中国夏季奥运会优势项目获金牌数Table 3 Gold medals for Chinese advantageous sports in 1984—2020 summer Olympics
论述中国优势竞技项目科学训练之路的代表性专著有1992年谢亚龙、王汝英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优势竞技运动项目制胜规律》和2019年田麦久、吴瑛、胡亦海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我国运动训练的理论创新与竞技实践》等，分别对我国跳水、体操、乒乓球、羽毛球、射击、举重6大优势项目以及女排等单项的理论创新及成功经验进行了理论阐述。
4.1.1 跳水、体操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跳水、体操同属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我国跳水、体操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主要体现于标准明确的早期专项选材、多年训练大纲规范指导的基础训练、不同年龄参赛队伍的梯次配置、适应于亚洲地域学特征的技术风格的形成、适应评分规则周期性调整的超前技术创新、训练方法与辅训器材的不断创新与改革、参赛套路中动作难度的选择与组合等方面。表4为中国跳水奥运冠军始训年龄统计结果。
表4 中国跳水奥运冠军始训年龄统计结果Table 4 Initial training age for Chinese divers with Olympic gold medals
4.1.2 乒乓球、羽毛球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乒乓球、羽毛球同属技战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我国乒乓球、羽毛球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主要体现于大范围普及的早期选材、各年龄段运动员的层层选拔、不同级别训练队伍的竞争机制、动作规范的基本技术训练、多种风格打法运动员的适应性对练、引导项目竞技水平发展的技战术创新、对应不同比赛场景的加难训练方法、针对主要外国对手特点的模拟训练等方面。表5为我国不同年代乒乓球技战术特征的演变与发展情况。
表5 我国不同年代乒乓球技战术特征的演变与发展Table 5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s of table tenni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China
4.1.3 举重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我国举重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主要体现于举重运动员的早期专项训练、适合亚洲人类学形态特点的技术风格、下蹲式挺举技术的精细化研究与稳定性掌控、最大力量与爆发力量的创新训练方法，以及由优势轻级别向中、重级别逐渐拓展的发展路径等。众所周知，多名中国举重运动员运用下蹲式挺举技术获得了奥运冠军（表6），这正是举重训练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突出例证。
表6 运用下蹲式挺举技术的中国男子举重奥运冠军Table 6 Chinese male weightlifters with Olympic gold medals who use clean & jerk squatting
4.1.4 射击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我国射击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主要体现于：通过加强技术动作规范化、训练操作程序化，运用电脑激光测试仪协助训练等措施，提高射击技术的精准化程度；
建立适应中国运动员特征的心理训练模式；
改进临赛小周期安排，制定运动员的参赛预案和教练员的参赛指挥预案，诱导运动员最佳竞技状态在赛场展现。
4.2 我国优势竞技运动项目成功的主要经验
综合我国各优势竞技运动项目的理论创新与竞技实践可见，这些项目的工作团队在为社会生产优秀竞技表现的生产链上，在准确把握专项制胜规律、严谨的科学选材、系统的多年培养、成功的竞技参赛、有力的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有着高度相似的理论认知和成功的竞技实践，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4.2.1 精心探索：准确把握运动项目的竞技特点与制胜规律
多种多样的竞技运动项目各有独特的竞技特点。深刻认识竞技项目的竞技特点是组织科学训练和成功参赛的必要前提。把握竞技项目的竞技特点首先要明确：比的是什么，是竞速、竞距、竞重、竞准还是竞美；
竞技的组织形式是次第展示还是同场竞技，是多人同赛还是每轮淘汰。进而才能够明确相应的训练要求，提高所必需的竞技能力，最后参赛取胜。跳水、体操、滑雪空中技巧比的都是动作的难度和完成的美感；
游泳和短道速滑比的都是通过比赛全程所用的时间；
乒乓球、羽毛球比的都是谁先得到规定的胜分。我国优势项目从业团队对项目的竞技特点和制胜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不断创新，所以才能长盛不衰。
4.2.2 科学选材：梯次构建优秀运动员团队
自20世纪80年代起，原国家体委系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选材研究，我国以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为目标，先后推出了20多个运动项目不同年龄段的科学选材标准，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市）建立了科学选材网，梯次构建优秀运动员团队，为我国多个运动项目有计划地系统组织多年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如表4所示，我国多位跳水奥运冠军都是经过早期科学选材、多年系统培养而成为世界级优秀运动员的。
4.2.3 多年培养：有序发展运动员竞技能力
从一代代优秀运动员的成长经历中，笔者深刻地感受到，只有进行多年系统的科学培养，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多年训练过程中，必须以不同专项主导竞技子能力为核心，有计划地综合发展各种子能力，要符合青少年运动员生长发育的阶段性特征，安排好序列发展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多年训练计划。我国国际级乒乓球、体操、射击运动员的不断涌现便是多年训练计划的成功例证。
4.2.4 成功参赛：准确掌控运动员竞技状态
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使运动员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特定的赛事中发挥最佳竞技状态是教练员最高指挥艺术的完美体现。这就要求教练员准确把握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变化走向，细致掌控训练负荷与调整恢复的辩证协同关系，让运动员的高峰状态准确地展现在大赛决战的舞台上。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我国举重冠军吕小军、石智勇，游泳冠军张雨霏、汪顺，羽毛球冠军陈雨菲，跳水冠军谢思埸、全红婵的出色参赛都是成功的案例。
4.2.5 社会管理：举国体制的有力支持和保障
运动员成功参加国际大赛离不开组织、医疗、科技、物资、交通等全方位的支持与保障。我国的举国体制发挥了巨大作用，选拔最优秀的运动员集中备战，组建高水平教练员团队带队训练，为运动员提供最优质的场地器材、最适宜的生活环境和训练环境，建立严格的保障制度保证运动员不受病疫干扰。祖国和人民的有力支持是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的重要保障。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优势项目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既要努力保持位居前列竞技项目的领先优势，也要努力提升潜优势项目的竞技水平，不断壮大优势项目的队伍。我们的运动训练学者也在为此而努力，刘大庆等[49]的《我国潜优势项目特点及制胜规律的研究》即是一例。我国游泳、击剑、赛艇、自行车等项目的运动员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优势项目的出现。
4.3 我国运动训练实践的科学化进展与面临的课题
我国优势竞技运动项目多年来在国际竞技赛场上取得的优异赛绩是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科学化进展的有力证明。理论出自实践，继而指导实践，这正是实践论的重要科学理念。我们应该看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探索，我国教练员队伍的科学素养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并将在科学化训练的道路上继续向前。
4.3.1 我国运动训练实践科学化的巨大进展
通过科学理论的指导、教练员科学素养的提高，从总体上看，我国运动训练实践已经在科学化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积累了可贵的成功训练经验，主要表现在：从粗放式的自发训练转变为精准计划的自觉训练；
从脱离实际的跃进式高目标要求转变为实事求是的高标准动机激励；
从简单划一的训练要求转变为依据对不同项目竞技规律的深刻认识指导训练；
从无限加大训练负荷单向思维的引导转变为训练负荷与恢复协同组训等辩证思维的引导。
4.3.2 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面临的问题与机遇
当然，在不同组织层面还有一些训练管理者和教练员常常只靠自己的单纯经验和局部的陈旧知识指导训练，训练工作难以取得理想的进展。中国运动训练科学化的持续发展没有终点，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深入探讨。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认识也正是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发展的新的机遇。例如，运动员动机激励与健康保障的科学掌控，运动训练负荷与恢复的辩证认知与组织实施，科学训练方法与手段的新发展，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科学调控，同场对抗性集体项目合理身体对抗意识的培养，难美项群动作难度与完成质量的优化配置，不同运动项目制胜要素的准确解析与训练应用，归化运动员的定位、准入与规范管理，教练员、学者和后勤保障团队工作的有机协同[50]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继续开展深入研究，并运用科学的认知更有效地指导训练实践。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运动训练界努力提高理论研究与竞技实践的科学化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国运动训练学者对运动训练理论中的多个核心概念做出了准确的科学界定，对运动训练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推出了一批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创新成果。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辉煌赛绩是我国运动训练科学理论的实践验证，也为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随着人们对于运动训练的认识不断深化，现代竞技运动的发展不断面临新的问题。中国运动训练科学化的持续发展没有终点，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并运用科学的认知更有效地指导训练实践。
本文所述虽然只是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历程中的部分成果，但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于我国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成功之路，我们应有坚定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应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对基本理论的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训练实践的需求，促进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同时，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认真学习、吸纳国际优秀的运动训练理论与竞技实践成果，在竞技体育发展举国体制坚定有力的保障下，建设和发展好运动训练理论的中国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