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渗透及批判:网络泛娱乐化的三维逻辑透视

郑磊，陈国华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59）

当前，网络泛娱乐化现象应当引起高度警惕。伴随网络泛娱乐化成为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社会思潮之一，不同研究学者基于自身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从生成缘由、基本样态、硬核本质及治理策略等多重维度对其进行了系统探讨，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对于什么是网络泛娱乐化，有学者指出,“网络‘泛娱乐化’是以现代网络媒介为载体，通过粗鄙搞笑、噱头包装、戏谑等方式，以大量庸俗、低俗、媚俗的语言段子、图片视频、节目资讯为娱乐内容而广泛传播的一种文化现象”[1]，其传染性甚强，弥散性甚广，助推“娱乐超越了自身界限，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2]。对于网络泛娱乐化的基本样态，有研究者认为其主要呈现出饭圈互撕、网络流行语塑造及受到网络直播冲抵三重表征[3]。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网络泛娱乐化主要表现在“挖掘明星隐私,热衷八卦新闻；
制造低质作品,缺少工匠精神；
篡改经典名著,恶搞历史人物；
面对镜头作秀,追求粉丝效应”[4]四层维度。在泛起缘由上，有研究者从社会原子化、后现代主义及文化商业化三个维向度对网络泛娱乐化的生成予以解读[5]。对于这一社会思潮的本质，有学者鞭辟入里地指出，隐匿在网络泛娱乐化面具之下的内核正是试图消解一切价值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6]，并且认为网络泛娱乐化深刻“反映了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与网络文化的‘异化’”[7]。综观既有研究发现，学术界目前在网络泛娱乐化的概念及本质界定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并且对于其基本样态和生成缘由的梳理与讨论也极具启发意义。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没有对泛娱乐化在网络场域中的运行机理做进一步挖掘，对网络泛娱乐化生成缘由也缺乏更深层次的提炼与分析，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深耕的空间。基于此，本文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网络泛娱乐化的生成缘由，在揭示其本质的基础上，解析其运行机理，最后相应地提出纠治进路，以期能够有效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实效。

（一）哲学根底归因: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及虚无主义“合流”

从根本上说，作为一种崇尚虚无、讥讽经典的错误社会思潮，网络泛娱乐化的潮起潮涌可以归因于三重哲学根底。

其一，消费主义。消费主义语境下，“随着商品的巨大丰富，追求使用价值需要的消费逐渐得到满足，消费社会越来越多地把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8]，在“消费至上”的欲望泛化中，娱乐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原初意境亦被扭曲，转而以满足社会成员短暂愉悦与欲望为唯一向导。在“以享乐和私欲为思想内核”[9]的消费主义狂潮推波助澜下，娱乐便由对人精神世界的深度关怀转向对个体感官的浅薄刺激，消费主义成为理解网络泛娱乐化的重要哲学归因。

其二，后现代主义。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10]，目前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訾议颇多，但对其理论特质却形成统一共识：坚持彻底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理性批判精神，否定存在能够反映客观世界本质的“普遍真理”，强调对“元叙事的怀疑”，宣称要对一切传统“陈旧”“封闭”的思维范式提出挑战。由是，这样一种“使人产生简单的、虚无的去理性化态度以及生活态度和方式上的放纵”[11]的后现代主义一经介入，便与以抵制权威、解构价值共识为行动原旨的网络泛娱乐化一拍即合，成为其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其三，虚无主义。网络泛娱乐化的生成与虚无主义有着莫大因果关联。在对超验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和基督信义的彻底清算中，高呼“上帝死了”的尼采将虚无主义把握为“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和“强力意志”的崛起。海德格尔主张“虚无主义在其本质上是一种与存在本身同时进行的历史”[12]。在商业资本助推形成的虚无化网络场域之中，大众对神圣与权威的崇拜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对恶搞、怪诞等文化景观的狂热推崇。作为一种否定真实价值，解构崇高意义的文化思潮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历史运动”，虚无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具体表现为崇高精神的现代性虚无”[13]的网络泛娱乐化具有天然耦合性，成为其重要思想来源。

（二）媒介技术支撑:具身化、圈层化及去中心化的技术“赋能”

技术逻辑成为理解网络泛娱乐化的重要线索。毋庸讳言，网络媒介技术的迭代更新使得现实个人能够以虚拟化状态存在于网络社会中，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然而，盲目的技术崇拜也使“人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14]。总体而言，媒介技术对网络泛娱乐化生成的支撑作用表现有三。

其一，技术具身化。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技术等新一代媒介技术，呈现出与身体融合的特征”[15]。网络媒介技术所具备的具身仿真属性使得主体能够通过身体嵌入，长期沉湎于人为建构的虚拟网络世界，在沉浸式感官刺激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娱乐快感。具身化的技术特性使得大众在自我欲望的无限膨胀中走向沉沦，选择性地忽视现实时空中给其带来巨大压力的道德秩序制衡，在网络场域中随心所欲地释放娱乐天性，助推网络“泛娱乐化”急速扩张。

其二，网络圈层化。网络圈层化指在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下，具有相同价值取向、兴趣偏好、审美旨趣和思想观念特质的个体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信息交互而形成的虚拟社群和圈子。网络圈层化满足了大众对于信息获取的需求，然而，由于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因“同质吸引”而聚合形成的圈子成员出于迎合群体、宣泄精神压力、彰显自我价值等原因，躲避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拒斥客观事实进入，有意图地构筑起与“圈外”世界进行交互的屏障和壁垒，致使缺乏价值共识引导机制的网络圈层成为泛娱乐化濡染作祟的“失乐园”。

其三，推荐去中心化。在去中心化的算法机制应用场景下，信息的精准分发、高效匹配与及时反馈，极大地满足了大众对信息的个性化消费需求。然而，作为一把双刃剑，“算法看上去是为个体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但是它其实是对个体进行控制的另一种手段”[16],在与用户兴趣偏好和选择性心理相契合的推荐算法机制推送下，只选择能使自己愉悦的东西的大众日益被同质化娱乐内容精准“投喂”，娱乐话题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如此一来，长期浸淫在以“取悦受众”为目的的低级文化形态场域中的个体便为网络泛娱乐化的开花结果贡献了不少力量。

（三）资本逻辑驱动:低俗化、感官化和功利化的资本“赋魅”

资本逻辑是理解网络泛娱乐化的生成与渗透的最关键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7]具体而言，资本对网络泛娱乐化的内生驱动性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话语叙事手法低俗化，远离理性说教。在洞察利润获得法则的资本看来，要使文化走出“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赢得大众青睐，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压榨文化产品的娱乐属性。于是，在资本蓄谋已久的精心运作下，无视文化本身禀赋的厚重感和教化性，娱乐成为文化商品市场上的唯一度量标尺和最高价值准则，任何话语都被以娱乐的形式展开与呈现。如战争受难者“慰安妇”被制成全网传播的社交表情包，道德敬畏感全无；
历史人物武则天、诸葛亮等被矮化为商业牟利的游戏人物模型，文化严肃性俱失。在对娱乐潜能的极度透支中，资本将内蕴低级趣味、简易通俗的文化产品通过市场化运作全面推向网络受众，长期在现实世界中接受硬性灌输与道德说教的大众便不可避免地被经过蓄意包装的泛娱乐文化商品所蛊惑，在低俗化的情感体验中迷失自我。

其二，话语内涵意蕴感官化，偏向肤浅意义表达。在“资本芯”的持续运转下，网络媒体为迎合社会原子化背景下大众逃避现实、安于现状的心理消费需求，加工、剪辑及渲染大量与文化继承性、丰富性原初意涵相背离的浅薄文化商品与影像符号，使得处于粗鄙“视觉盛宴”幻象中的个体在大脑皮层刺激的即时满足中渐渐走向沉沦。同时，伴随着具有“去中心化”内在特质的媒介技术成为商业资本在“赛博空间”中布展霸权、谋取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在“讨好大众”教义伦理指向下，铺天盖地且毫无营养的海量娱乐资讯被精准地推向受众群体，个体在虚妄的精神愉悦中获得虚假满足。

其三，话语终极价值指向功利化。资本的一切行为逻辑都有迹可循，正如默多克洞悉到“商品化是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中心动力”[18]，以虚无缥缈外衣示人的泛娱乐化实质上是资本奴役大众，进而压榨文化商品剩余价值的附庸。因此，受资本导控和操纵的网络媒体为了获得更多“流量”和“曝光”，往往热衷于炮制大量以暴力、游戏、猎奇、暧昧为主要议题的文化商品，文化的涵养价值、育人价值、教化价值等超越性向度被娱乐价值所遮蔽。在受流量拜物意识支配的群体狂欢面相下，资本已然将其增殖机理隐蔽浸入到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侵蚀的大众价值符号中。

（四）社会心理基础:转型社会个体原子化心理“诱发”

“社会思潮不是社会心理,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19]。网络泛娱乐化的生成与原子化时代背景下现代个体的社会心理演化有着直接关联。社会原子化理论肇始于社会学对因个体主义兴起而造成的现代社会整合危机所作出的意义批判与省思。埃米尔·涂尔干洞察到社会分工对维持社会团结构成的挑战，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从进化论视角指出，正是由于物竞天择法则下的社会分工导致了社会纽带的崩解和“共同意识”的消亡，进而形成了组织化“权威”对个体的扩大压制，以至于“社会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纷繁复杂，继而变得越卓越越起伏不定”[20]。马克斯·韦伯同样看到了社会原子化困境对现代个体发展的制约。在对德国现代性进程的考察中，韦伯觉察到工业资本的快速前进使得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无处不在，启蒙运动以来供奉于“解放现实个人”的理性精神被异化为支配和操纵现代个体的工具，进而演化出科层化的理性主义“铁笼”，最终使得“个体在抽空了社会的丰富性以后，变得孤独，无所归依，并被专制的权力宰制”[2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以地缘流动性和技术扩张性为主要表征的剧烈社会变迁中，个体被从传统社会血缘与地缘的连接中抽离出来，在社会中呈现出原子游离状态，对礼制、宗族、家庭的依附性日益减少，以个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意识与日俱增。面对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和生存的多重压力联合挤压，现代个体遭受巨大心灵冲击的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变化，在被现代社会抛弃的迷茫无助情感体验中产生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怀疑，陷入对周围事物的“漠不关心”状态。如此一来，现实生活中备受压抑的原子化个体在资本的循循诱导下，迫不及待地逃入了以“诗意”“轻松”元素粉饰的网络“娱乐乌托邦”之中，其对价值存在感和集体认同感的缺乏特质成为网络泛娱乐化滋长的最肥沃的心理土壤。

缺乏主导性理论形态的网络泛娱乐化之所以能在网络空间中弥散开来，正是因为其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合理渗透逻辑。具体来说，网络泛娱乐化的运行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一）拒崇高的虚无化逻辑

虚无化逻辑也可称之为解构化逻辑，这种逻辑的中心思想就在于一味迎合大众的娱乐化需求，通过戏谑政治、媚俗道德、离散价值等方式对一切宏大议题和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在“万物皆可娱”的极致狂欢中，大众已然遁入虚无。具体而言，虚无化逻辑主要有三重进路。

其一，政治戏谑化。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2]。伴随中国进入数字化社会，有序规范的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人们合理表达政治情感，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与方式。然而，民主、权利意识与日俱增的当代民众一方面对政治生活充满热情，易于陷入希冀借助网络政治参与长远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化状态；
另一方面又常常因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有限性而遭遇挫折，心灰意冷。在资本逻辑和网络空间虚拟属性的互构激发下，人们对现实境况积攒的潜意识不满和内心冲动在网络空间中演化为对严肃政治的泛娱乐化倾向。在泛娱乐化的意义言说中，热衷于秘闻野史与花边新闻的大众对政治的神秘幻想被编排戏谑为“阴谋宫斗”，“权术大戏”取代了神圣政治，政治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荡然无存。

其二，道德媚俗化。理性适度的娱乐对形塑公民的正向道德价值认知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泛娱乐化的催化下，脱离现实约束的网络主体刻意淡化世俗道德伦理规约，将生活中内抑的媚俗化、庸俗化、低俗化道德价值取向无限泛化，个人伦理私念超越社会道德共识，私德驾驭于公德之上。至此，在对无底线审丑、娱乐历史英烈、侵犯个人隐私等道德失范行为的极致推崇中，道德已然与其良心、正义、美好的价值基因相去甚远。

其三，价值离散化。在虚拟社会去中心化、多元化、开放化等特质掩蔽下，各类非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滥觞于网络空间。泛娱乐化语境下的人们开始变得更关注个人利益与得失，不再关心集体利益。在社会价值认同与个人价值追求的对立、抗衡和重构中，倾向于自身价值选择的个体将其内隐的极端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外化为普世价值衡量标准，以个人利益之标准决断社会价值共识之“准绳”。这不禁令我们产生疑惑，本是关怀人文、慰藉身心的娱乐，是如何被异化为左右主体价值选择与判断的“幽灵”的？其实，娱乐本身并不指涉任何价值维度，然而，当娱乐在资本授意下，有预谋地传播内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商品，意图离散个体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时，其与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便绝无关联。在虚无化逻辑的推理运演下，娱乐跨越理性边界，成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23]。

（二）斥边界的弥散化逻辑

弥散化逻辑也可以称之为弥漫化逻辑或裂变化逻辑，这一逻辑的中心思想在于内核空心的泛娱乐化深谙自身不足，为了实现虚无意图，必须通过依附其他社会思潮和介入大众生活领域而弥漫扩散。

其一，主旨流变性。一般来说，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由一定的思想理论引导的思想观念或倾向”[24]。然而，网络泛娱乐化实质上是一种“内核空心”的社会思潮，这主要表现在其既没有自成体系学说的主导性理论形态，也缺乏可用于学术化意义表达的理论素材，更多时候趋近为一种大众沉醉于以娱乐方式解读一切社会话题的集体情绪和社会心态。网络泛娱乐化在价值取向上致力于以娱乐价值衡量一切议题，在叙事手法上倡扬以娱乐方式解构诸天万物，在行动逻辑上推崇审时度势以迎合其他社会思潮。如是，缺乏话语独立性的网络泛娱乐化为了最大程度实现自身价值诉求，便不得不以“流变性”手段嵌入其他社会思潮，通过依附、渗透、拆解、重构等形式“与各类思潮耦合而产生新的变体”[25]。于此态势下，习惯“见风使舵”的网络泛娱乐化非但没有因为“委身”于其他社会思潮的生存模式而日渐式微，反而因其娱乐属性加成被大众所欣喜，已产生弥散性毒雾效果。

其二，议题设置生活化。在物质资料获得极大满足的今天，日益强调美好幸福生活的当代民众愈发注重追求精神享受和休闲轻松，娱乐便成为人们缓解繁重生存压力的不可多得“心灵调料”。然而，在资本“赋魅”的背景下，将功利性思维奉为圭臬的网络泛娱乐化助推娱乐冲破自身正向功能和适度边界，其触角以一种“横扫一切”的无敌姿态肆意延伸到大众日常生活各个领域。换言之，泛娱乐化通过设置各种大众关心热议、极具“生活气息”的娱乐性议题，巧妙介入日常生活领域。比如，在因话题性而一度引起大众讨论的“杭州杀妻案”事件中，为了博取关注和“流量”，在一些网络媒体别有用心的引导下，一起单纯的法律事件逐步演化为“化粪池警告”“感谢老公不杀之恩”的全民网络狂欢盛宴。相对于因政治、学术气息过于浓厚而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其他社会思潮，在议程设置上更加贴近大众日常生活主题的泛娱乐化显然更具“魅惑性”，助推其进一步弥散扩张。毫无疑问的是，这样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呈雾霾态势弥漫的被异化“娱乐”，已然与马克思所说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6]应有之义背道而驰。

（三）反理性的情绪化逻辑

情绪化逻辑也可以称之为认知化逻辑或心理化逻辑，这一逻辑的要义在于抓住当代大众在网络空间中普遍存在的远离意义、抵触深度的非理性化思维特点，在“众声喧嚣”掩蔽下扰乱大众的逻辑认知和理性思考，在欲盖弥彰间实现自身不轨意图。

其一，观念极群化。当具有相同情趣、志识和审美偏好而聚合的人们以圈层化、同质化的方式进行虚拟交往时，“本我”人格的欲望与恶念在“他者”的情绪感染下极易被催化激发，值此态势下的大众被裹挟进一个“万物皆可被娱乐”的集群化场域。身处其中的个体在集体意志的压迫下不断接受妥协与改造，丢失自我个性的同时，沉醉于“愚乐”的个体被日趋狂躁和激进的泛娱乐集体意志驯服奴役，难以避免地“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7]。

其二，思维定式化。广大群众“是社会思潮的追随者和接受者，没有这一级的传播，社会思潮就不可能成为影响广泛的思潮，更不可能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群众运动”[28]。网络泛娱乐化为了网罗受众，招揽门徒，往往善于树立“人设”，麻痹大众。具体而言，借助新媒体技术的比较优势，泛娱乐化在长期的隐蔽渗透中对大众进行规训洗脑，以期达到培养大众泛娱乐化思维的邪恶目的。这种思维的核心就在于大众将泛娱乐化视作一切信息解读的“母本”，一切话语内涵都是娱乐价值的衍生，一切话语边界都不能超脱出娱乐范畴，娱乐成为大众唯一认知，意识的能动性与创新性服膺于泛娱乐意志，现实的人的发散性思维已然僵硬与固化。

其三，真实幻象化。在德国学者本雅明看来，科学技术对文化商品的批量化、机械化复制，造成“摹本”的大规模泛滥，进而构造了一个“极度逼真”的幻象世界，在对现实的不真实化改造中，幻象世界“竭尽全力地通过幻觉般的想象和多义的猜测，诱使大众参与进来”[29]。在由海量图片、声音、影像为基本要素编织构成的虚拟景观社会中，任何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主体都能以比特化的模型、符码进行直观呈现，现实的人在网络世界中被分解打包为以单位计量的“数据信息流”。在对现实主体的物化遮蔽下，长期沉浸其中的大众“不得不相信网络世界中的一切都千真万确地真实，此中绝无欺骗和虚假”[30]。通过恣意推销泛娱乐文化商品的方式，泛娱乐化致力于强化大众意识的“在场”，忽略身体的“不在场”，妄图在现实时空之外建构一个由泛娱乐元素堆砌而成的“幻象世界”，以此来达到其让受众长期驻足其中的不良意图。

（四）去主题的潜隐化逻辑

潜隐化逻辑指网络泛娱乐化为了躲避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批判，不得不借助迎合受众、腾挪空间、转换叙事的方式潜伏于世。这一逻辑主要有三重表现。

其一，信息迎合化。就其本质而言，伴随着泛娱乐化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时隐时现，隐匿在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日渐显露于世人。正如出场学所认为的，一切理论和思想都是对现实时空的特定关照，社会思潮的产生和覆灭与其所根植的社会土壤有着密切关联。伴随新时代向往美好生活的人民群众对网络娱乐的热情追捧，一度被主流意识形态严加批判的泛娱乐化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资本逻辑的导控下躲避宏大叙事，借助数字媒介技术的信息分发优势“收敛锋芒”，以迎合受众的屈身姿态，巧妙实现自己的统治意图。在泛娱乐化看来，明目张胆、虚无万物的渗透手法在意识形态把控渐趋严格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然没有存植空间，唯有转变策略“投其所好”，以人们喜爱和偏好的方式进行话语表达，在信息迎合中弱化大众批判意识，方能更好地生长于世。

其二，载体新颖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工具的广泛运用为泛娱乐化在当代的变异潜伏提供了舒展空间。在由因特网、计算机设备、社交网站、网民、流量通道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的网络虚拟空间中，泛娱乐化“心无旁骛”地制造戏谑政治、调侃经典的话题，忙于曝光所谓明星说唱、综艺选秀等娱乐信息，在对打榜、投票、转发、点赞等网络奇观“趋之若鹜”的追逐表象下，是大众被泛娱乐化随意、愉悦、浅薄的话语表述所支配这一客观事实的遮蔽，以至在面对泛娱乐化侵袭时，渐渐丧失深度思考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往往只能“丢盔弃甲”，成为一击就倒的标靶。至此，本是人类创造成果的新媒体技术反而演变为助力泛娱乐化隐蔽渗透，进而支配和愚弄大众的异己力量。

其三，叙事糅杂化。惯常于展现出的“微小叙事”表象实质上是泛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及解除大众戒备，实现自身邪恶意图的最强有力“法宝”。有别于其他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动辄以逻辑演绎、理性劝服为主要手段的社会思潮常常面临大众的“兴致缺缺”或本能抵触，遵循快乐法则，习惯插科打诨、琐碎叙事的泛娱乐化往往更易为大众所喜爱。质言之，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的碎片化传播形态，泛娱乐化以调侃、搞笑、嘲弄等大众乐于接受的轻松叙事风格将一切宏大话题或是社会议题肢解甚至切碎，在隐晦渗透中播散泛娱乐化种子，企图达到“娱乐万物”的叙事效果。

泛娱乐化以其自成体系的渗透机制纵横网络虚拟空间，业已产生巨大危害。对于此，应当立足现实，直面问题，从多维度对这一错误社会思潮予以消解。

（一）激“浊”扬“清”:净化网络空间迷障生态

凭借“联姻”其他社会思潮，泛娱乐化得以纵横网络虚拟空间，其流变式的弥散渗透，已然对网络生态产生迷雾毒障危害。因此，有必要激“浊”扬“清”，退散泛娱乐化迷雾，净化网络生态，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其一，坚持“当下改”，强化网络泛娱乐化治理力度。长期以来，由于网络社会发展的超前性与治理水平滞后性，网络监管部门“难以对层出不穷的新乱象、新问题做到即时规范与管理”[31]，致使网络场域中的泛娱乐化乱象呈现愈演愈烈的演进态势。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作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守望者”和虚拟空间治理的“责任人”，网络监管部门应主动作为，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加强对当下以“存量增长”为主的娘炮文化、偶像养成、机场追星等文娱领域乱象的监督与管控，还大众一个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其二，强化“长久立”，建立健全治理制度机制。要清楚地认识到，加强网络泛娱乐化治理非一时之功。一方面，要从法律顶层架构、行政章程与实施细则出台、权威司法解释与指南颁发等方面着手，制定和完善泛娱乐化治理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树立系统性观念，建立治理长效运行机制。通过明晰治理责任主体、组建“一体化”信息共享机制、搭建风险联合管控机制、定期开展业务培训与交流等方式统筹各级职能部门协作运行，将治理的机制优势转化为阻梗泛娱乐化裂变传播的实际效能。

其三，做到“有重点”，以圈层化治理为突破点。作为虚拟社交新形式，以饭圈、二次元圈、同人圈、动漫圈、电竞圈等为代表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圈层已成为当前泛娱乐化泛滥的重灾区。例如，网文作者以流量明星为原型创作低俗同人小说，阅者无数；
某网红在漫展身穿红军服装扭捏露骨姿势，观者众多。故而，必须高度重视当前在各类网络圈层中广泛存在的泛娱乐化乱象，监管部门要强势介入，积极运用法律手段对圈层乱象进行惩戒，树立娱乐红线，界定娱乐红区，对泛娱乐力量形成强力震慑。同时，避免盲目地围追堵截和一味抵制的“一刀切”线性思维，否则必将引起圈层受众的群体抵触与拒斥情绪。要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圈层良性发展，在润物无声中凝聚价值共识，激发大众自觉抵制泛娱乐化的本真愿望，将圈层化带来的“变量”转化为营造风清气正虚拟空间的“增量”。

（二）守“正”创“新”:深化娱乐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追逐商业利润的资本操控下，“流量”成为网络娱乐内容供给端的唯一生产要素，网络娱乐内容生产进而呈现出重流量、轻质量的结构性失衡格局。因此，必须深化娱乐内容生产端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提高娱乐内容供给质量。

其一，要树立网络娱乐内容生产的科学发展理念。习近平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32]。网络娱乐生产要摒弃“重流量”“重资本”的唯利思想，坚持内容为王，通过生产更多高质量、有内涵、易传播的优质娱乐内容赢得大众青睐，实现流量认可与质量兼得的和谐统一，从而走出网络娱乐低俗化、同质化泛滥的生产“怪圈”。

其二，要优化网络娱乐内容供给的技术支撑，谋求技术“善治”。技术可以中立，但其运用原则应当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一方面，必须导向鲜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引，持续优化去中心化的推荐算法技术模型，在兼顾个性化娱乐内容推送的基础之上，大力推送响应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娱乐内容，着力屏蔽低俗、媚俗的消极娱乐内容，让正能量之风充盈网络空间，真正做到以价值“赋能”技术。另一方面，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助力网络泛娱乐化高效治理。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网络空间中此起彼伏的泛娱乐化乱象做到监测预警、精准识别、智能拦截及监控追踪，助力泛娱乐化治理工作提质提效，推动技术运用向上向善。

其三，要创新娱乐内容供给载体，从多途径充实大众精神文化生活。随着触网时间越来越久，触网成本越来越低，网络娱乐生活逐步占据大众的全部文化消费日常，在网络泛娱乐化单一性、同质性“蚕蛹”的长期包裹中，现代个体所面临的是思想困顿与价值空场。故此，要优化现有娱乐内容供给的新媒体载体，推动娱乐内容供给由互联网领域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并行，继续从政策、资本、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非主流”大众传媒工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创作底色，以更加“接地气”的风格语言和叙事方式，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质文化作品，丰盈大众精神生活。同时，要创新娱乐内容供给的实践载体，通过开设和举办如戏曲剧院演出、相声小品巡演、民族特色展览、历史知识科普等文化活动进一步充实人们的日常生活，挤压泛娱乐的生活化传播空间，引领大众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

（三）固“本”培“元”:大力培育新媒体话语权

网络泛娱乐化的种种乱象正是社会主流价值引领缺位造成的，因此，必须大力培育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媒体话语权，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辐射传播。

其一，要积极培育官方主流媒体话语权。官方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坚持政治导向，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官方主流媒体在娱乐内容生产、娱乐平台建设、娱乐理念创新等方面的强大引领作用。同时，要掌握新媒体话语主动权和主导权，主动占领舆论高地，针对网络空间中各类泛娱乐化乱象，官方主流媒体应主动亮相，先声夺人，对于网络泛娱乐化面具下隐幽的意识形态内核理直气壮地揭露之、批判之，形塑全社会抵制泛娱乐化不良风气的舆论氛围，使网络空间更加风清气正。

其二，创新新媒体话语机制，增强话语吸引力和感染力。正是由于深度契合了当代民众生活的快节奏变化与文化的碎片化消费需求，故而以虚无、恶搞、解构为话语主题的泛娱乐化在网络空间中极有市场。因此，必须创新新媒体话语机制，增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遏制网络泛娱乐化的弥漫趋势。具体而言，第一是新媒体宣传应避免单向灌输、宏大抽象的传统叙事风格，力求以更为通俗化、大众化、时代化与网络化的话语来阐释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在主流话语叙事的严肃性与趣味性间探寻平衡。第二是要构建新媒体话语平台，大力开辟网络宣传阵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让主旋律的声音传得更广、更响、更亮。

其三，精准把握话语关照对象，延展官方主流媒体话语的辐射度和穿透性。当前，“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33]，培育新媒体话语权要看清形势，扭转以往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易于陷入“自说自话”的宣传局势，要深入青年群体，真正感知青年所思、所想与所急，以更加贴近青年的对话姿态、更具人文关怀的深刻话语感化青年，拉近与青年的距离，于无形中培育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与认同度。

（四）正“本”清“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摄资本逻辑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摄资本逻辑运转，推动资本为人民群众供给更多高质量网络娱乐内容，是超越网络泛娱乐化的根本之策。

其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引导娱乐资本良性发展。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34]。然而，网络泛娱乐化思潮的运行机制背后，是娱乐资本以其增殖本性驾驭娱乐内容生产的劳动过程，无情地将资本价值增值的特定需要凌驾于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娱乐生活的现实追求之上。因此，娱乐资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统制网络娱乐内容生产，在创意来源上要善于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挖掘素材，在价值导向上要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娱乐的需要为根本指引，在呈现形式上要以人民群众认可与否作为衡量标准。

其二，要树立底线思维，着力整治娱乐资本无序扩张态势，牢牢掌握新时代网络娱乐事业发展主动权。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是质变与量变的统一，量变引起质变，“一旦构成事物的量超越了‘关节点’，该事物就转化成了他事物”[35]。这要求我们要防微杜渐，在准确把握事物本质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精准预判，因此，必须针对当前网络娱乐领域私人资本的野蛮生长态势进行纠治，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36]。令人欣喜的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娱乐资本无序扩张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构成的挑战与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根本底线，通过颁布如《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定期对文娱领域开展“清朗”行动等系列举措，有效遏制了资本“恣意妄为”的风气，对长期渗透于网络娱乐领域的私人资本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其三，要深刻领悟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和内在本质，以更加全面、联系、发展的辩证姿态审视娱乐资本，准确把握资本对网络娱乐产业发展的辩证作用，避免对娱乐资本产生粗暴排斥的思维。要清楚地看到，占据网络娱乐领域主导力量的“私人资本具有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与一定条件下自觉服务社会主义的二重性”[37]。一方面，要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着力消解资本“唯利是图”的价值本性，推动私人资本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娱乐的实际需求为网络娱乐内容供给的根本指导原则，引导网络娱乐产业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也要严加防范私人资本因过度逐利而产生“唯流量”价值取向，对大众网络娱乐生活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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