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生成的工人阶级历史意识思想及其价值意义管窥

张尚弘，乔瑞金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太原 030006）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生成的工人阶级历史意识是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对历史尤其是对英国历史发展的态度和意识，通过将人民的立场同其开放的、探索的和自我批判的历史态度相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英国历史进程的融合，并形成了其对于英国未来社会主义理路的基本预设，而这一理论结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英国的复杂状况，汤普森指出，英国的历史是一个包含了人民能动性的独特发展过程，只有立足英国本土，考察英国人民的能动行为与离散的历史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好地把握英国的发展特征与规律，继而揭示资本主义弊端在英国的真实表征，减少英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盲目性。

在汤普森看来，历史是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过去不是离散的历史的集合体，而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整体”［1］40，研究历史可以 “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人类的能动性会被展现出来，并且通过历史我们能够知道尽可能多的社会进程的逻辑和形式”［1］47。因此，汤普森非常注重对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肯定，这不仅体现在他对阶级形成过程的思考，也体现在他对于未来的思考。从整体来看，汤普森生成的工人阶级历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现实的人” 是马克思审视历史的基本前提，也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想像的活动”［2］30，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118。同样，以 “现实的人” 为基础审视历史也是汤普森历史意识的一个基本特质，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英国历史学家小组的影响下，汤普森将历史上真实的英国人民纳入了自己的考察视野，认为正是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实践帮助英国人民实现了自我觉醒，并推动了英国历史的发展，因此汤普森指出，如果对历史的变革感兴趣，那么必须考查清楚人民的活动［4］47。

在汤普森看来，二战铸甲销戈之后，随之而来的冷战、美国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入侵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困境，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丧失了往日的活力，甚至表现得有些冷漠，以至失去了创造历史的活力。对此，汤普森指出， “今天的人民之所以冷漠，是因为他们不想行动，他们也许并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但他们不相信有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者他们非常不喜欢提出任何替代方案。”［5］9究其原因，汤普森认为主要有两个：其一在于 “个人面对当代体制......无能为力”［5］6，因为 “体制本身已经深深地卷入了维持现状的行列，以至于异议的能量在触及权力的中心之前就已经分散在体制内了”［5］6～7；
其二在于 “公共生活的官僚化”［5］8， “政客们通过假装想要的东西与公众想要的东西非常相同，并假装他们由于面对压倒性的环境时的无能为力而无法实现这些目标，从而使公众保持冷漠”［5］9。而事实上，通过对18世纪和19世纪初那段英国人民不畏强权、英勇斗争的真实历史的追溯，汤普森认为英国人民早已具备为了实现心中理想和信念而顽强斗争的潜力，而这种潜力就是历史意识，亟需在当前的困境中被再次唤醒。

汤普森对18、19世纪英国人民的考察虽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但却没有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现有的理论，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探索的和自我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英国人民的斗争实践过程。在汤普森看来，以这种态度细致地考察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状况，客观分析当时人民成功和失败的某些事业， “也许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须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4］5。经过考证，汤普森认为，历史上英国人民的斗争实践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汤普森指出，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意识是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流淌在英国人骨血里的东西，英国人对自由的渴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 “英国人除了自由自在的权利之外几乎不要求其他权利”［4］77。当自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英国人民的抵抗是富有成效且意义深远的。汤普森进一步指出，自由的指引是英国人民积极抗争的重要因素，然而，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民众以及民众团体，自由所指向的内涵却并非一致，相反 “自由这个词的内容要丰富得多”［4］76。19世纪之前，英国人民所争取的自由是恢复宪政，因为他们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的意识，即 “1688年革命的解决方法是英国独立和自由的保障”［4］74；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不受外国支配的爱国主义则成为自由的首要之义；
随着资本主义进程的逐渐加快，旧的体制、习俗土崩瓦解，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意识形态入侵的反抗又赋予了自由新的含义。在汤普森看来，英国人民为了自由进行的斗争并不是受经济决定的或者是在预先给定的社会结构中被动生成的产物，而是基于一定客观条件基础上的有意识的主动选择。由于影响每一次行为的自由的含义不同，因此每一次斗争的目标、过程和结果也会不同，但是，这些相对独立的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离散的事件，它们构成了英国人民能动性行为的一个整体， “每一个方面都以一定的方式与其他方面发生关系”［1］40，也正是生成于这些相互关系的结果，推动了英国历史的发展。

其次，英国人民具有自我提升的积极意识。汤普森认为，这些积极意识并不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 “官方” 意识，而是 “人民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常识，从应付艰难时世的需要中产生的与周围伙伴的认同，对上流生活权威的服从，以及......共同使用的语言（如方言）对行为的限制”［6］。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在工厂这个强大的社会力量日益摧毁 “自然进程” 的过程中，被迫转型为工人的英国人民不得已进入了被剥削的生产关系中，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们思想的萎缩。

“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散工、工匠、零售商和职员以及小学教员以几个人或小组的形式一直在自己教育自己”［4］836， “目不识丁的劳工则每周去酒馆听别人宣读......并且参加讨论”［4］836，不仅如此，辩论还存在于书摊周围、酒馆、工场以及咖啡屋里。汤普森指出，这就是 “工人群众在与他们自己的劳动及雇主对立的过程中，为自己制造的凝聚力”［4］525。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每一次抗争行动背后的信念选择。在汤普森看来，英国人民的每一次暴动、骚乱和喧闹游行 “常常是一种理性的反应”［7］337， “是一群人、一个社区或一个阶层对危机的反应”［7］336，而且从每一次行动背后都能发现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即 “群众中的男人和妇女被他们的信念告之，他们正在捍卫传统的权利或习惯，而且......他们得到团体广泛的一致意见支持”［7］217。也就是说，英国人民的抗争行动并不是偶然的、盲目的现象，而是他们充分准备之后的主动选择，人民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目的，并且往往能够采取针对性很强的行动方式。

第三，英国人民经历了完整的工业革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过程和资产阶级的本质有着最彻底和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权利的要求也最彻底，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由英国人民转化而来的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也是最彻底的。汤普森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个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任意的，而是在英国这一独特的领域发生的、具有英国特殊性和合理性的历史过程，因此人民群众基于这一过程所呈现的反应和行为也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在于英国人民由农民向新型工人的转变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在英国人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地位的丧失，也体现在了宗教、工厂、社会、激进运动等各个方面。在汤普森看来，正是这些史无前例的历史变迁和苦难的经历，使英国人民更加渴望一个恢复自由、可以实现每一个人平等与全面发展的社会。

通过回溯英国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汤普森看到了具备上述三个特征的英国人民蕴含着的积极革命潜力，认为当前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失去方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了人民而把希望寄托于统治者。在汤普森看来，英国人民 “正是通过反对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自觉行动，他们才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是获得了创造自己历史的行为者的尊严”［8］；
英国人民始终是推动英国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回归人民的立场，以根植人民、造福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核心，才是历史给予英国的正确方向，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从全体人民出发，并获得全体人民的支持。

关于阶级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过丰富的思考和讨论，但这些思考大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所展开的，对阶级意识本身的形成与发展以及阶级意识与阶级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阐释。汤普森对于阶级意识的挖掘和思考是在其考察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完成的。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反映了英国工人阶级从自发走向自为的过程，也印证了英国工人阶级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展现的英国工人阶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积极意识与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对于当前英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当前英国的工人运动之所以面临困境，关键问题 “在于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对自身的意识，对自身潜在力量的认识”［8］。基于此，汤普森希望通过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的梳理，证明英国工人阶级并不缺乏革命的传统，当前的冷漠与麻木并不能掩盖英国工人阶级蕴含的许多积极因素与革命力量，只要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合理引导，就能重新唤醒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以及为之奋斗的热情。在汤普森看来，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产生于对经验的文化处理过程。汤普森指出，通过文化的方式处理产生于人们之间共同经验的过程，就是阶级意识发展的过程。关于 “经验” 这个概念的使用，汤普森解释说， “经验” 与经验主义不同，后者 “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声名狼藉的表现”［1］2，而经验是产生于实践中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归根结底是从‘物质生活’中产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产物”［1］171，因此经验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对人民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在汤普森看来，正是在经验这个术语中， “男人和女人作为主体回归——不是作为自主的主体、‘自由的个人’，而是作为人经历着他们确定的生产状况和关系，经历着需要和利益，经历着对立，然后以最复杂的方式在他们的意识和文化中‘处理’这种经历，然后反过来根据他们确定的状况采取行动”［1］164。汤普森认为，有了 “经验” 和 “文化” ，人们就处在一种连接点上，因为人们不仅在思想及其形成过程中把自己的经验作为观点，或者作为无产阶级的本能，他们还把自己拥有的经验作为感觉，并在自己的文化中处理这种感觉，同时，他们也将其作为规范、作为家庭和亲属之间的义务和相互关系，作为艺术和宗教信仰中的价值观［1］171。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就这样产生于经验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它并不是盲目地、被动地反映，而是有选择地、饱含情感地主动生成。

第二，形成于长期的、复杂的、主动的斗争过程。汤普森并没有把对阶级意识的研究停留在1830年后工人阶级走向成熟的阶段，而是将其放进了整个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中。通过对18世纪包括平民与贵族的关系、粮食骚乱、暴民暴乱、喧闹游行等方面的考察，汤普森发现18世纪的英国平民虽然还不是工人阶级，他们的斗争和反抗甚至还存在一些历史倒退的动机，但是 “18世纪的劳动男女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横向的团结和意识”［7］74，在他们的这些对抗中， “很可能看到之后产生的阶级形态和阶级意识的预兆”［7］23。也就是说，在汤普森看来，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萌芽是早于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出现的，它形成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旧的腐败制度之间的相互碰撞中，并不仅仅是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被动反映。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工业分工开始逐渐细化，汤普森通过分析包括农业工人、工匠、织工、童工等在内的不同种类工人在各自生产关系中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主动和被动行为、这些行为引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各行各业的工人虽然在工业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有所差异，斗争的形式千差万别，但这些经历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都可以被称之为 “工人阶级的经历” 。正是这种共同的 “经历” 不仅使得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所捍卫的权利的一致性、斗争目标的一致性，而且使工人们逐渐 “超越了自身经历......形成了有组织的社团”［4］836，开始 “寻求以阶级的集体力量使环境人性化的途径”［4］979。汤普森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拥有 “工业革命的经历以及大众激进主义的暴动和失败经历”［4］835，也具有 “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共同进步的传统”［4］874。在汤普森看来，长期复杂的自我提升过程使得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充满了反抗与革命的意识。不难看出，无论是对于 “经验” 的侧重，还是对斗争中 “自我提升” 的发掘，都显示了汤普森对于人民立场的信奉和坚守：一方面，通过立足人民，汤普森看到了英国人民在转型为工人阶级过程中的独特品质；
另一方面，汤普森也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据为人民立场提供了丰富的英国支撑，从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英国历史学派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同样重视在工业化历史和劳工史的漫长过程中对阶级意识生成的考察。不同的是，相较于汤普森坚定的文化向度，霍布斯鲍姆更加强调立足经济向度考察阶级意识的生成过程，强调基于阶级意识生成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认为这种政治力量才是推动社会变革取得突破的关键，即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演进必定是政治革命”［9］87。然而，尽管霍布斯鲍姆认为研究阶级意识形成的历史应该首先考虑经济，但他并不认可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同汤普森一样，霍布斯鲍姆也从生活方式入手对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得出了 “英国的无产阶级不只是以其所戴的帽子被辨识出来......更是以他所居住的物质环境、生活风格、休闲方式以及某种阶级意识而被指认出来，这种阶级意识逐渐表现在参加工会以及认同一个属于工人的阶级政党之世俗倾向”［10］94。不同的是，霍布斯鲍姆认为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形成之后的产物，认为 “工人阶级是在汤普森书中所论述的时间结束不久之后方才‘形成’的”［10］96，因此在阶级意识的产生节点问题上二人存在分歧，但两位大历史学家对阶级意识的强调，对英国工人阶级意识艰难形成过程的生动描述，都反映出他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非机械力量的重视，以及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能动性的认可。

第三，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人民立场，汤普森给予了工人阶级极大的关注和认可，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否认少数人的推动作用，因为在汤普森看来，在很多现实状况下，这些少数人可以被看做多数人愿望的载体。汤普森指出：
“工人阶级的历史并不是一种连贯的‘生活方式’的记录，它始终是一种斗争的方式，是相互竞争的道德观之间的斗争”［8］，而这种包含了反对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互相竞争的道德观念的斗争方式， “从来都不是对客观经济条件的盲目的、自发的反射，它一直是一种自觉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斗争”［8］，而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正是这种自觉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生成的重要载体。由是，汤普森继续指出：
“我们越是仔细研究，就越不得不承认政治上活跃的少数人的作用”［8］，因为一百多年来， “政治上的少数人一直是多数人愿望的载体，它是弥漫的共同体理想得到有效表达的地方”［8］。

汤普森通过追溯科贝特、韦德、加斯特、霍奇斯金以及欧文等 “少数人” 的优秀思想成果，认为他们的思想不仅重塑了工人阶级新的愿景，而且改变了工人阶级与统治者的对话方式，使得工人阶级与统治者的关系处在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变化过程中，也正是得益于这一过程，工人阶级的利益意识和新制度意识逐渐走向成熟。汤普森指出，科贝特通过朴实实用的类推方法和政治问题人格化，并 “用工人或工匠非常理解的语言”［4］885表达自己的观点，使读者产生共情，赞同他的立场，这种特点正好 “适应了刚刚具有政治意识的读者的实用主义倾向”［4］889。具体来说，科贝特的历史贡献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 “揭示了变化中的生产关系的真正本质”［4］894，其次是 “把 18 世纪的传统工匠精神汇集起来，加以新的强调，并把它引入19世纪”［4］894。在汤普森看来，虽然科贝特并未形成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未能为工人阶级解放提供更加符合历史特征的依据，但其对工人阶级苦难的感知，援助社会中贫困和无依无靠的人的新主张，无疑是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韦德的贡献在于其社会结构理论和《女怪》中对于劳动意义的强调。这不仅使得工人阶级开始清晰劳动创造价值，也使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 “工人的状况一点也不依赖于雇主的繁荣或利润，而在于他们有权利为他们的劳动要求——而不是硬要更高的价格”［4］911。加斯特否认了 “所谓‘自然的’和自我调节的政治经济模式”［4］916，主张通过力量来解决阶级利益对立的问题，同时加斯特强调各行业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并通过 “行业报” 阐明了工会运动的力量，肯定了结社的积极意义。霍奇斯金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同样在于强调结社的主张，其建立广泛工人阶级联合， “以工人阶级全部力量以及思想和道德的手段增加有组织的压力，以没收资本家掠夺的全部财富”［4］918的主张是符合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尤其是伦敦各行业的实际经历的，对于工人阶级走向联合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关于欧文，汤普森指出欧文本人作为环境机械唯物主义者，不仅是个 “颠三倒四的思想家”［4］926，还是个 “坏事的政治领袖”［4］926，但是欧文主义却不同于欧文， “它是一种不准确的欧文理论，但仍然提供了可替代的社会制度的景象，而且还变得适用于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了”［4］929。在汤普森看来，欧文主义已经在工人阶级的经历中有了衍生和新的发展，由于欧文主义的模糊性，使得怀有美好愿望的工人阶级可以在欧文主义中 “见到一个平等的、人人皆兄弟的、用相互帮助取代相互争斗和竞争的社会”［4］947。尽管欧文主义的弱点和局限性毋庸置疑，但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 “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制度而不是各种不相干事物的凑合”［4］950，并且使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 “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没有任何东西似乎是既定的、不可避免的、是从‘自然’法则中产生出来的”［4］950。

基于以上考察，汤普森认为，这些积极投身于英国社会变革实践的 “少数人” 对于推动阶级意识同工人阶级的对话以及工人阶级走向成熟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这需要培养一种基于工人阶级立场的历史感去审视， “如果没有这种历史感，我们工人阶级的记录就会显得是一种本能的、几乎是植物性的进化，在这种进化中，少数人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的积极作用，以及在整个斗争方式中被召唤出来的道德和智力资源都被轻视了”［8］。

汤普森指出，如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困境，革命迟迟未发生的原因并不是工人阶级已经失去往日的活力、满足现状、自甘堕落，而是工人阶级失去了与阶级意识的对话，忘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致使 “我们不敢突破我们和这种形势的常规”［5］304。在汤普森看来， “革命不会‘发生’，它必须由人们的行动和选择来实现”［5］302，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明确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中的革命潜力并加以正确引导，如此一来 “革命就会再次降临”［11］6，英国的历史就会继续向前发展。

不同于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强烈的国际主义立场，汤普森十分强调立足英国并通过审视英国历史的沿革过程来探索英国社会的未来演进趋势。一方面，汤普森的这种历史分析范式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即 “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2］43。另一方面，汤普森沿用了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分析模式，试图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的暂时性，得出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和必然性结论。马克思通过《人类学笔记》以及之后的《历史学笔记》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做出了较为完整的整理，在得出了唯物史观同样适用于研究原始社会的同时，亦得出了 “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12］398的重要观点。汤普森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也继承了马克思所采用的分析范式，即 “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3］93，并以此来分析英国的历史过程。与马克思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析范式侧重经济向度， “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14］642，而汤普森则侧重于文化向度，注重对人民日常生活中那无法用数字进行统计的因素的考察，通过对英国人民生活方式的深入钻研，揭示了英国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

与此同时，汤普森还批判了历史过程分析中的结构主义范式。汤普森认为，结构主义的分析范式过于强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历史，而事实上政治经济学远非人类历史的全部， “整个社会包括了许多活动和关系，有权力的、意识形态的、两性的、文化的和行为规范的，它们与政治经济学无关，不受政治经济学所规定，政治经济学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名词术语”［1］62。在汤普森看来，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给定的结构，结构的存在本身是合理的，但其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充斥着很多形态的结构，每一种结构都有其生成的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特征，受到相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并且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结构主义可以用来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但却不能将历史置于结构主义的框架内加以研究。汤普森进一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所得出的那些重要命题， “都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长期观察得来的，这种观察不是对离散事实的逐一观察......而是对系统的社会形态和共同的过程逻辑的证据的观察”［1］47。也就是说，调查历史的过程 “并不是在翻阅一系列的静态”［1］47，而在结构主义的概念中，包含于其中的变量 “都保持了它们作为范畴的原有固定性......这些范畴都是静止的范畴......运动都被封闭在预先给定的结构的总体限制和决定中”［1］83，这就导致了对历史的认知也被限定在了静态的范围内。在汤普森看来，范畴这一概念 “应该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被定义的，但又不断地进行着历史性的重新定义，其结构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多变的”［1］84。因此， “任何历史时刻既是先前过程的结果，也是未来流动方向的索引”［1］47，是处于动态的历史过程中的，而这种 “过程的逻辑只能用历史分析来描述”［1］84。

基于上述立场，在考察英国的历史过程时，汤普森指出，一方面，英国的历史是在英国这个 “给定” 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只有在英国的语境下才能被定义，虽然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在时间上和地点上相距甚远，但当它们相互联系时，就可以揭示英国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汤普森严厉地批判了以安德森和奈恩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追求国际主义放弃英国本土的观点，认为他们将法国大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典型，并以此来衡量英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份《新左派评论》编辑部成员内部散发的报告中，汤普森指出：
“事实上，在这个顽固的、受传统束缚的、不善变的岛屿之外，事件似乎总是更‘真实’、更关键、更紧急......当我们努力寻找第三世界、巴黎、波兰、米兰的话语时，难道就不能看看我们身边是否有一种日益增长的话语，一种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其他国家人民都充满了可能性的话语。这种话语很奇怪，我们几乎无法解释它，因为它是用一种我们不再理解的话语在述说。”［15］在汤普森看来，英国历史的运行逻辑已经证明了存在一种可以推动历史继续前行的话语逻辑，而这种逻辑就蕴含在男人和女人的物质生活之中， “在他们的决定性关系中，在他们对这些的经验中，以及在他们对这种经验的自我意识中”［1］97。因此，只有立足英国，找到英国历史主体与客观史实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话语逻辑及关系变化规律，才更有可能得出关于英国未来的合理论断。

另一方面，英国工人阶级独特的生成历程决定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过渡不能按照一般化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方式进行，英国的社会主义 “不仅取决于‘科学’，或取决于必然性的决定，而且取决于价值的选择，以及使这些选择生效的斗争”［1］192。在汤普森看来， “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英国也许是最适合实现这种过渡的国家。这里的平衡最不稳定，劳工运动分裂最少，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最强大，正是这一特质，有利于一举打破冷战的‘僵局’，掀起新一轮的世界前进浪潮。西欧的进步和东方的进一步民主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5］308。汤普森进一步指出，在英国 “决定革命程度和后果的不是革命的暴力，而是人民的成熟的活动”［5］302，因为大多数受欢迎的成果——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时、建立合作社——都是通过人民的直接行动赢得的［5］306，这是英国人民悠久而顽强的革命传统，正是这种传统， “可以使社会主义世界充满生机”［5］308。由是，在汤普森看来，英国的革命无须剧变的危机或暴力，英国完全有可能通过非暴力的方式，通过思想和文化上的变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工人阶级立场始终是英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必然选择。

汤普森的历史意识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曾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学。”［16］但是，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汤普森并没有选择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现成的理论，而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开放的态度探索历史，在他看来教条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不能预见或者解释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同样，汤普森也并不赞同把一般化的工业革命过程理论或者一般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成理论用于考察英国的历史，在他看来，坚持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的、实证的探索传统，运用、发展和修正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概念［1］169，才是对待历史的应有之义。

汤普森生成的工人阶级历史意识主要包含三条线索。首先，汤普森把审视视角固定为英国人民自我觉醒的历史斗争实践。马克思曾经指出，考察历史就是要描绘出 “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7］153的生活过程。汤普森通过审视英国人民的斗争历程，认为英国的历史并不是人的行为的机械汇集，而是人们的有意识的、有选择的能动性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忽视人的历史主体性地位， “我们将看不到活生生的劳动人民内在的潜力”［8］。正如恩格斯所说， “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 ， “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18］249。汤普森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充分认识到，我们的 “出发点是改变人的需要......今天的伟大战斗是为了争取劳动人民的思想......他们的社会主义愿景需要的不是连续不断的选举竞选，而是对人的整个生活的革命改造”［8］。其次，对阶级意识生成的合理审视。在审视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历史生成的过程中，汤普森用批判的态度看待学界对于阶级意识的经济决定论看法，通过挖掘经验与文化的重要作用、工人阶级与其阶级意识的相互作用以及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揭示出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真实面貌。最后，坚持立足本土寻找未来发展的历史逻辑。汤普森立足英国视野，将英国社会的未来走向置于英国历史的延长线上加以思考，最终得出了英国工人阶级有能力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以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论断。汤普森生成的工人阶级历史意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立场出发，完成了对英国工人阶级历史脉络的整体审视，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发展、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一最终的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我们知道，历史意识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的一个向度，他曾多次强调学习历史、认识历史以及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9］121，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远”［19］261，只有树立历史意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才能真正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才能真正认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而汤普森胸怀人民、立足本土、面向未来的历史意识正好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在学习历史、嫁接历史与当下的过程中，要牢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恪守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坚持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另一方面，只有牢记历史，尊重历史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寻找到正确的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过的历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19］119， “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19］119，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历史的学习，强化历史意识，对于在新时代永葆初心恪守人民立场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汤普森 “用历史镜鉴现实，从历史求解未来”［9］79的生成的工人阶级历史意识，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工人阶级立场基础上探寻英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积极尝试，是其开放的、探索的、自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态度的真实呈现。厘清汤普森的历史意识，对于研究汤普森的思想发展脉络，进而把握汤普森的思想内核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其以历史引导未来的坚定信念和对于历史积极求索、矢志不渝的积极态度，无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培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历史意识提供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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