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双城：深港流动中的跨境母职*
时间：2022-12-07 20:2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覃云云 梁慧娴
(1.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北京 100089；
2.阿姆斯特丹大学 社会与行为科学部，荷兰 阿姆斯特丹 999025)
作为“一国两制”的空间表征，深圳和香港两地的边界构成了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的一道独特风景。两地不同的社会和人口政策，造就了一大批“跨境学童”，即居住于内地(主要为深圳)，每天跨境到香港学校(幼儿园和中小学)就读的香港籍学生[1]。
跨境学童每天清晨从深圳的家中出发，跨境到香港学校上学，中午或者晚上再回到深圳的家中。这个“上学记”的过程，通过一个个家庭的微观实践，串联起深港两地的宏观结构，并成为观察两地社会互动的绝佳透镜。深入理解这个群体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对于理解“一国两制”背景下深港两地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及其对于个体和家庭产生的时代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与政策价值。
跨境学童这一群体的出现，深刻反映了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中国内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直至2016年终止。期间30余年，很多信奉“多子多福”的内地家庭不断寻求官方限制之外的生育途径，赴港生子即成为相当一部分家庭的选择。2001年之前，赴港生子的人口数量还比较少。2001年，香港“庄丰源”案判决，父母双方均为非香港居民(没有居留权的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生下的孩子，都可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03年，香港向内地开放“自由行”政策。自此之后，大量的内地女性赴港生子。2013年，香港政府全面实施“零双非”政策(即所有香港公立医院和私家医院均不接受非香港本地孕妇的分娩预约)，从2001年至2013年，已经有数十万婴儿在香港出生。
这些“双非”(1)“双非”指父亲和母亲均为非香港永久居民。儿童到适学年龄之后，由于其拥有香港居民身份证，没有内地居民身份证，无法在内地上公立学校，而内地私立学校费用高企，以及对于香港教育的憧憬与想象，使得很多家庭选择让孩子成为跨境学童。直到2018年1月，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非深户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的通知，港籍儿童才有了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的可能。表1显示了2001-2018年跨境学童在香港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分布数量。由表1可知，近20年来，深港两地跨境学童的数量达到20多万人。
表1 2001-2018年香港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跨境学童的数量 (单位：人)
20多年来，数量庞大的跨境学童群体不仅为深港两地的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目前对于跨境学童的已有研究中，以政策性报告和调查研究居多[2][3][4]。已有研究所涉及的主题包括跨境学童的身份认同[5]、情感归属、流动特征[6]、家校合作[7]、社会共融等，主要聚焦在儿童群体本身，且有一种将跨境学童“问题化”的倾向。很少有研究从性别角度，尤其是母亲的视角，来理解跨境学童在深港两地流动中的教育经历。本研究拟通过母职的视角，聚焦跨境学童这一群体，探究儿童教育流动中的母职认知与实践。
(一)从“养”到“教”：母职实践的教育取向
母职研究的代表人物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专门区分了作为一种制度架构的母性、母爱与母亲角色(motherhood)和作为一种经验和实践的母职(mothering)[8]。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母职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对制度性母职的批判转向对经验性母职实践的探讨[9][10]。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拉·鲁迪克(Sara Ruddick)界定了关于母职实践(maternal practice)的三大主要范围：保护(preservation)、养育(nurturance)和培训(training)[11]。纵观国内外关于母职以及儿童教养的相关研究，有关“教育”主题的讨论得到了有限但不充分的讨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母职研究偏重生育和养育实践，对于教育实践的研究不足。目前关于母职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个体与家庭的范围，重视对照料劳动和行为的研究。在子女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方面，偏重对于“生育”和“养育”的研究。比如，在生育阶段，林晓珊探讨了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身体经验与主体性[12]；
高碧叶探讨了女性在孕育过程中的母职与母性赋权实践[13]。在养育阶段，许怡和刘亚基于自我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探讨了城市女性的哺乳实践[14]；
郭戈和徐依婷分别运用话语分析和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探讨了“丧偶式育儿”这一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育儿方式[15][16]。在教育阶段，最为突出的是杨可在中国教育市场化背景下对于母职“经纪人化”的探讨，将对母职的探讨从传统的家庭私领域的日常照料职责，扩展到对于子女教育责任的分析[17]。此外，金一虹和杨笛对于“教育拼妈”的探讨强调了母职中“教育”权重的加大[18]。
第二，儿童教养研究偏重家长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对于母亲参与的研究不足。“家长参与”是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议题。在近代工业社会之前，儿童教育的主导者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父母，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家庭。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尤其是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大规模学校教育出现之后，国家代替家庭接管了儿童的教育，儿童教育的主导者变成作为国家代理人，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资质的教师，教育的主要场所从家庭转移到学校，家长则变成儿童教育的协助者。进入21世纪之后，各国的教育改革明显。一方面，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国家将原本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让渡于市场，允许市场力量参与各级各类的教育事业。东亚各国的校外补习和影子教育的盛行即为明证。另一方面，伴随着教育民主化的推进，国家通过各种形式，让家长充分参与到学校教育的各项工作中。风行各国的家校委员会和家长学校等即为实例。在多重影响下，家庭及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权重和影响力得到重新强化。有些学者将这种趋势称为“家长主义”(parentocracy)[19][20][21]，其逻辑是强调给予家长更多的选择，家庭(而非国家和学校)要为子女的教育负责[18]。
学界对家长参与对于儿童成长与发展，尤其是对儿童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已经展开广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主要立足于学校，从教育学的角度，强调学校可以如何改善与家长的关系，促进家长参与，从而弥合学生因家庭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教育表现差异[22]。另一种是主要立足于家庭，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及家长在儿童教育参与中的表现和差异[23][24]。然而，遗憾的是，在大量关于家长参与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中，无论是立足于学校还是立足于家庭，“家长参与”都以一种“去性别化”的方式存在，“母亲参与”被掩盖在“家长参与”的大主题下，缺乏性别的视角，缺乏“母亲”的声音，缺乏从母职的角度来理解母亲对于子女教育的参与及对自身的影响，掩盖了其中“性别分工”的差异与不平等[25][26]。
第三，母亲参与儿童教育的研究偏重阶层分析，对于其他理论路径的研究不足。在海外研究中，大多倾向于运用阶层分析或者阶层与种族、性别交叉分析的视角，探讨母亲如何参与子女的教育。比如，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中，虽然是对美国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教养方式的整体研究[23]，但是母亲的角色也凸显出来。此外，她在《家庭优势：小学教育中的社会阶层和家长参与》一书中，单列一章专门探讨了家长参与中的性别差异[27](PP 93-107)。她发现，无论是在中产阶层还是在工人阶层中，“家长参与”仍主要以母亲为主，而父亲尤其是中上阶层家庭的父亲扮演着重要却是象征性的角色。英国社会学家戴安·雷伊(Diane Reay)专门探讨了英国不同阶层的母亲在子女小学教育阶段的参与实践[26]。她认为，拉鲁对于社会阶层的分析依然基于男性为主的视角，并且对于中产阶层与劳工阶层的二分对立过于武断，忽略了阶层内部教育实践的多样性。她认为，大部分女性无论其阶层地位如何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且从丈夫那里得到的支持都比较少；
中产阶层母亲与劳工阶层母亲的区别重点不是关注母亲参与的具体活动或者只看母亲所具有的文化资本，而是要结合母亲参与的具体情境，即应将文化资本的概念与惯习和场域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因此，在雷伊的分析中，对于学校制度和教师群体在塑造社会不平等中的批判更加深入。除了传统的对于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母亲的研究之外，人类学家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以美国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田野研究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和生物学结合的角度，从母职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专门探讨了精英阶层的母职实践，展现了森严的阶层界限、明确的性别区隔与高度的育儿焦虑[28]。
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中，阶层分析也是主要的理论视角，尤其关注城市中产阶层的母职认知与实践。比如，陈蒙发现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呈现出“知识与情感密集”的特征[29]。陶艳兰关注了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认同与实践，展现了城市女性建构“好妈妈”身份的不同策略[30]。此外，还有研究从城乡差异和代际差异的角度对母职进行了探讨。雷望红的研究发现，城市家庭的教育资源动员能力和家庭教育竞争压力，使得城市母亲倾向于扮演“虎妈”形象。而农村家庭处于教育资源匮乏和家庭教育去竞争化的境地，农村母亲倾向于扮演“猫妈”形象。城市家庭教养制度从民主型走向压力型，而农村家庭教养制度从专制型走向松散型[31]。肖索未考察了城市家庭中的代际育儿合作现象，发现家庭内部形成了“严母慈祖”的分工格局[32]。
总体而言，在当代社会，随着子女的成长，相比于“生养”，“教育”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场域，母亲都成为子女养育和教育的主要负责人和参与者。相较而言，当前母职研究中关于“子女教育”问题的探讨，还远远不够。跨境学童的家长，无论是寻求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还是寻求孩子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体验，均是以“教育”为中心而发生的跨境流动行为。跨境学童的母亲，不仅要负责子女在深圳家庭中的衣食住行学，要负责在两地迁移中的日常通勤和交通等各种注意事项，还要关心子女在香港学校的学业和表现。这种“参与”的形式、内容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通常在同一时空背景下的“家长参与”和“家校关系”。研究这个话题，对于加深“母职实践的教育取向”的理解及其在不同场景的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静”到“动”：母职研究的流动转向
上文提到在目前中西方已有的母职研究关注到了阶层差异、种族差异、城乡差异、代际差异等。然而，在西方学者强调的关于“母职”的三个面向中，无论是探讨母职作为某种制度的产物，还是作为一种经验和体验，抑或是作为自我认同的构成，大部分关于母职的探讨，都是在相对静止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研究。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流动作为一种世界趋势，也深刻影响了人文社科研究的“流动”转向。
流动现象古今有之，在社会学中亦有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悠久传统，然而将“流动性”(mobility)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则是晚近的事情。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及其追随者在倡导社会理论的“流动”转向中居功至伟。厄里批评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静态(static)和无流动性(a-mobile)特征，主张将“流动性”作为理解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开展社会研究的中心问题以及构建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倡导一种新的流动研究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33]，并致力于构建一种超越传统社会学的流动社会学[34][35]。这种新的研究范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中对于空间的关注以及空间分析思维的传播，并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发展为“流动”转向[36]。这种新的流动研究范式，不仅关注人在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而且关注人在不同时空的水平流动；
不仅关注人的流动，而且关注物体以及资本、信息、观念等的流动；
不仅关注全球与区域等宏观层面的流动，而且关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包括日常通勤等微观层面的移动；
不仅关注流动现象本身，而且关注流动对人的经验和身份等的塑造；
不仅关注流动性，而且关注非流动性(immobility)[37][38]。这一理论视角也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不同学科领域。林晓珊从现代性、全球化与反思性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中，较早引介了西方社会理论中对于流动性的探讨[39]。孙九霞等学者专门就“流动性”进行了深入的跨学科对话，促进了国内学界对于流动现象和流动性理论的关注[37]。
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推进下，流动性正在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文化研究、交通研究、移民和边境研究等学科领域重要的研究视角[37]。新流动性范式不局限于关注流动现象的发生方式、规律、结果和时空效率、效益等，而是更关注流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验、实践、差异性和多重社会关系，赋予流动现象更加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37]。在此影响下，近期的母职研究主张从“流动”的视角来考察“母职”在不断变化的时空范围下的特征、体验与机制，尤其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群体以及(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内部移民群体的母职的关注在不断增加。
跨国流动现象也从多个层面对于母职研究有新的贡献和发展。首先，从母职意识形态上，挑战了西方国家以中产阶层白人女性为主的“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作为一种主流母职形态的迷思和神话，强调尊重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下的母职方式。有学者提出了“母职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otherhood)的概念[40]，而且大量关于黑人、墨西哥移民和东欧移民母职的研究，凸显了扩展母职(extensive mothering)[41]、集体母职(collective mothering)、循环母职(circular mothering)[42]、远距离母职(long-distance mothering)[42]、他者母职(other-mothering)[43]的意义。其次，从母职实践上，发展了对于远程母职(mothering from afar)的研究，尤其是信息技术对于传统母职的影响。很多关于香港和新加坡家庭的菲律宾移工的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使用，突破了传统母职要求的必须与孩子时空一体的母职方式，创造了密集合作但是被动的母职形态[44][45]，同时也时刻提醒母亲其母子分离的状态，并引发了母亲更多的内疚感[46]，以及更多的情感商业化行为(commodification of love)，比如礼物补偿、奢侈品购买等[47]。再次，由于移民流动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移民过程造成的家庭分离状态，很多移民母亲遭遇了更多的身心挑战、情感张力和道德压力，遭遇抑郁、焦虑、忧伤等心理压力的程度和风险都比较高，因此呼吁关注移民母亲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祉(health and social well-being)[48][49][50]。
在国内流动群体的母职研究中，肖索未和汤超萍通过对北京家政女工的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指出乡城迁移家政女工的母职认知具有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的双重面向，家政女工在实践中通过“远程照料”和“阶段性迁移”来弥合双重面向之间的张力，凸显了中下层女性“母职协商”的复杂性[51]。许怡和辛荣探讨了农民工女性在流动中构建的母职实践与主体重塑，研究发现，流动妇女的母职形态表现为工厂制度下的时间贫困、传统性别意识形态下的双重劳动以及城乡二元制下的教育排斥[52]。她们通过社区互助育儿、成为负责的“远程母亲”、对家庭婚姻中的夫妻角色分工进行反思和调整等方式，重塑母职空间和身份定位。卜娜娜和卫小将以“老漂”母亲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照料子女及孙辈的母职体验[53]，发现“老漂”母亲在跨代际、跨阶层与跨地域的影响下，其母职实践呈现出劳累、拉扯与孤单的状态。同时，“老漂”母亲通过调适育儿方法和代际相处方式来发挥一定的主体性。赵洪萍运用“视家为社会田野”的叙事研究方法，从“工人”“妻子”“家长”三种角色探讨了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中的“打工之苦”“婚姻之韧”“教养之难”[54]。吴惠芳等探讨了为进城读书的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农村女性群体即“陪读妈妈”的照料劳动的新特点[55]。
然而，在以上关于流动母职的研究中，跨国母职(transnational motherhood)是在国际与跨国流动的背景下，而中国流动母职的研究，主要发生在中国内部同一制度时空的城乡流动的背景下。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跨境学童母职这种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制度时空下的双城流动。这种流动方式，从理论层面，兼具了国内流动(intra-national mobility)与跨境流动(cross-border mobility)的特点[56][57]，成为探讨流动性理论的一个绝佳研究案例。
在流动性的研究范式中，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标尺，是分析流动性的两个相互依赖的重要维度[37]。流动性涉及时间与空间，而时间与空间的切换则定义了流动性的本质[58]。跨境学童群体及其母亲在深港两地的流动，涉及在深港两个城市之间日复一日的穿梭往返。在这个双城流动的过程中，自然时空、社会时空、心理时空三者交织交融[59]。这个流动过程天然地体现了不同时空的变换与交汇，塑造了独特的个体体验和主体意义，承载着多重的社会与文化内涵[37]。
综上所述，本研究希冀结合“母职”研究、“儿童教育”与“流动”研究三者的交叉空白点，致力于应用流动性的理论视角，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跨境学童母职的流动体验，从而透视社会结构的力量以及与个体能动性的相互影响与建构。本研究旨在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和深港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对于跨境学童母亲的母职实践与认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跨境学童的母亲采取了哪些方式和策略来进行应对？
本研究以2018-2019年的田野研究为主要资料，并运用流动研究中所倡导的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60]。田野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18年2-3月，通过个人社交网络等方式寻找和招募研究对象。在这个阶段，一共联系了7个跨境学童家庭。另外，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关于跨境学童的微信公众号，并试着联系了其创办人。同时，开始广泛收集关于跨境学童的新闻报道和两地政府的政策文件等。2018年3月，研究者在深圳开展了第一轮访谈，包括5名母亲和3名父亲。访谈的地点大部分在公共场所，包括餐厅、咖啡馆等。有两个跨境学童家庭邀请研究者参观了他们在深圳的家，并跟随一个妈妈及其孩子体验了从关口到住宅的全过程。研究者还跟随一个妈妈和孩子参加了香港某小学的面试过程。
第二阶段，2018年6月开启了第二轮访谈，寻找新的访谈对象，以及对边境关口进行田野观察。其中，有4个家庭同意接受第二轮访谈。另外，研究者联系了5个新的跨境学童家庭。在这个阶段，研究者也加入了两个关于跨境学童的微信群组。一个群组是由一个社工组织所创办，另一个群组由一名跨境学童的父亲所创办。每个群组都包括400多名跨境学童的家长，为研究者理解跨境学童家庭的日常经历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第三阶段，2018年7-8月，研究者分别在深圳、香港和边境关口开展了田野观察和访谈。观察的方式主要是在福田口岸和深圳湾口岸于早中晚三个时间段进行田野观察。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参观了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和罗湖口岸专门针对跨境学童的各类补习机构。
第四阶段，2019年底-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跨境学童的上学旅程受到极大的影响。研究者对先前的12个跨境学童家庭进行了部分回访，了解疫情下跨境学童的家庭安排和教育实践。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给予了每个访谈家庭300港币的购物券作为回报。
在招募研究对象的过程中，由于寻找访谈对象的难度，本研究基本上遵循了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本文的研究对象以跨境学童家庭中的内地户籍母亲为主。跨境学童母亲群体内部在年龄阶段、职业特征、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阶层地位、个人性格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本研究在抽样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第一，跨境学童的学段。跨境学童的学段覆盖了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在幼儿园阶段和小学阶段的初期，由于孩子年龄较小，需要家长尤其是妈妈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而到了小学阶段的后期，尤其是中学阶段，孩子基本上已经熟悉和适应了跨境上学的整个过程，很多家庭会让孩子独自或者结伴上下学。因此，本研究所关注的母亲群体，其子女也主要集中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见表2)。其子女开始跨境上学的起始年龄集中在3-6岁，尤其以3岁居多，这也是“港宝”开始跨境去香港上幼儿园的年龄阶段。孩子跨境上学的年限为1-5年，以3年居多。第二，家中孩子的数量。由于很多“港宝”的诞生，起因于家庭中对于多要一个孩子的渴望，因此，大部分跨境学童家庭都有两个甚至多个孩子。因此，本研究关注的学童家庭也主要集中在两孩家庭。在参与访谈的跨境学童家庭中，11个家庭有2个孩子，1个家庭有3个孩子。其中，9个家庭有1个孩子出生在香港，另外1个孩子出生在深圳；
1个家庭的另外1个孩子出生在美国；
还有2个家庭的2个孩子都出生在香港。第三，跨境学童家庭夫妻双方户籍构成。依据其父母的户籍情况，跨境学童家庭可以分为“双非”和“单非”两类(2)“单非”是指父亲或者母亲一方为香港永久居民，另一方为非香港永久居民。“双非”见注释①。。由于在跨境学童群体中，“双非家庭”占比较高。因此，本研究也主要关注“双非”家庭中的母亲。这12个家庭中，11个家庭属于“双非”家庭，只有1个家庭属于“单非”家庭(其丈夫是香港永久居民，妻子是非香港永久居民)。第四，跨境学童妈妈的职业。考虑到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在母职实践方面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研究兼顾了两个群体，包括6名全职妈妈，其他6名妈妈从事“微商”“代购”“保险经纪”等自由职业。第五，跨境学童家庭的阶层。访谈家庭既包括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企业主和管理人员家庭，也包括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代购和微商家庭。
表2 访谈家庭及其子女基本情况
中外研究者用“时间饥荒”(time famine)的概念来表示在现代社会人们所体验的时间匮乏、焦虑、不安和矛盾的状态[61][62]。同样，在“港宝”跨境上学的日常生活中，“时间”是“港宝”家庭面临的首要难题。由于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深港两地的通勤时间，使得一日之内完成跨境上学成为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也给母亲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为了使跨境学童顺利实现赴港读书以及离港回深的日常旅程，母亲必须要面对长时间的通勤要求、高强度的时间节奏以及深港两地的时间冲突，由此带来了跨境学童母亲“时间饥荒下的紧张母职”。
(一)全天待命的时间长度：“睡个懒觉都是奢侈”
根据跨境学童家庭距离关口位置的远近不同，跨境学童每日单程的通勤时间为2小时左右，往返总时间为3-4小时。思宁的女儿，每天回到深圳的家后，先倒头睡一觉，然后起来写作业。为了配合孩子的日程，妈妈们也不得不跟孩子一起早出晚归，起早贪黑。在这种长时间的消耗下，妈妈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很累，很辛苦”“不仅孩子辛苦，大人也很辛苦”。
表3显示了天心一天的日程。天心的儿子从幼儿园大班开始跨境上学。从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三年级，天心每天清晨把儿子从深圳的家送到香港的学校，下午再把儿子从香港的学校接回深圳的家中，基本上一整天就在深港两地来回穿梭。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她每天把儿子送到关口，儿子自己过关和坐巴士到学校。傍晚，她再从关口把儿子接回家。天心每天的日程，都是以儿子的时间为基准来安排(见表3)。“要么在接送孩子的路上，要么在准备接送孩子的路上。”在将儿子送到关口或者学校以后，到儿子放学之间，天心才能稍微松口气。但是，松口气也是暂时的。在等待孩子上下学的时间内，她还要处理各种跟孩子学习和生活相关的各种事宜。
表3 天心的日程表
母亲在育儿时间上的投入以及女性作为家庭照料主要责任人的情形，已经在很多文献中得到了研究和证实。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年发布的《2020年世界妇女：趋势与数据》报告中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平均而言，全球女性每天花费在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上的时间是男性的3倍，约为4.2小时。202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分别占76.1%、67.5%和63.6%；
女性平均每天用于照料/辅导/接送孩子和照料老人/病人等家人的时间为136分钟。已婚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120分钟。
跨境学童由于空间距离而产生的额外时间长度，更使得母亲不得不全天超长待机、随时待命，还要应付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意外和特殊状况，这无疑加重了母亲的身心负担，使得大多数妈妈非常疲惫，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天心感叹：“(即便)作为全职妈妈，(竟然)连睡一个懒觉，都是一种奢侈。”
(二)高度快速的时间节奏：“心脏病都要出来了”
除了全天待命的时间长度以外，几乎所有的妈妈都会提到的一点是：时间紧张。尤其是在送孩子上学的过程中，必须要争分夺秒，才能顺利到达香港的学校，开启一天的学习。妈妈们必须在小朋友起床之前，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穿衣、洗漱、早餐等所有的工序，然后迅速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和时间节点。晚上接到孩子以后，也必须尽快回家，督促孩子迅速吃饭洗漱写作业，见缝插针地补补课，然后迅速睡觉。否则，第二天孩子根本无法按时起床并到达学校。
因此，为了让孩子能够实现跨境上学，母亲的时间压迫感特别强，时时刻刻都在计算路程和时间。几乎所有妈妈在向研究者描述每天的日程时，都是用分甚至用秒作为计量单位。安萌以下的描述，惟妙惟肖地再现了早上送孩子上学这个“鸡飞狗跳”的过程。
我们家孩子是6∶05起床的。为了让他多睡5分钟，我跟孩子奶奶两个人5∶30到5∶40左右就准备起来了。做早餐的做早餐，准备衣服的准备衣服，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然后，孩子闭着眼睛在床上，我给他穿好衣服，然后拉过去洗手间。孩子自己尿尿，我给他刷牙。我们以前都是孩子一泡尿撒很久。现在实在是等不了那1分钟了。他尿完了之后呢，就过来漱口，然后就洗脸，抱出去。嗯，我喂早餐，奶奶穿鞋子穿袜子，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家还买了一个电动车。因为我们小区大，从楼下走到他上车的地方需要3-5分钟。我骑电动车的话，就只要1-2分钟。知道吧，就这样。(安萌-2018-07-04)
此外，由于上学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妈妈们必须保证孩子的日程“无缝衔接”。一旦错过某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如果错过了校车，家长就只能自己把孩子单独送到香港的学校，需要耗费的时间成本更高。而且，孩子的迟到行为还有可能被记录在案，从而影响升学。所以，“不能迟到”就像一把达摩克利特之剑时刻悬挂在妈妈们的头上。
你每天要送去关口的时候，你都分分钟卡着那个时间，一定不能晚。为什么？你去晚了，那个校车就走了。所以，你是不能迟到的。所以，那个心，哇，每天都是，很赶的那个心。我都说了，那个心脏病都要出来了。你每天都是属于那个很紧张的一个心理状态。(思宁-2018-07-04)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加速：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结构》中强调，现代社会由于技术的加速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带来了生活节奏的加速[63]。自从钟表时间被发明以来，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钟表时间而进行组织。“赶时间”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时代通病。这种加速感和紧迫感在跨境学童以及母亲每日的生活中更加彰显。校车时间、地铁时间、巴士时间、关口时间、上学时间、放学时间，这一个个时间锁链，一环扣一环，迫使跨境学童以及母亲必须牢记各种时间表，在各种时间规制中完成跨境上学的整个过程。
(三)难以调和的时间冲突：“我的孩子没朋友”
除了时间长、节奏快以外，深港两地的时间冲突也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话题。妈妈的时间以孩子的日程为基准；
孩子的时间，以香港学校为基准。而香港学校的时间，是以香港社会的文化和规则体系为基础。对于学校系统而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一整套自身的时间运作机制，包括上下学、上下课、学期、期末考试、放假等。整个学校系统的运作，也都是以各个时间节点来进行组织的。
在跨境学童的每日通勤中，香港学校的时间规范延伸到其日常生活中，使得学童及其母亲必须要协调深圳时间和香港时间两套制度系统，错位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具体表现为孩子的生活时间和香港的学校时间之间的分歧，尤其体现在作息争议和假期矛盾。
香港的幼儿园和小学，有很多是半天班的设计。跨境学童有的选择上午班，有的选择下午班。上午班的学生，等放学过关回到家中，已经过了通常的午饭时间。同样，下午班的学生放学回家时也已经过了通常的晚饭时间。笔者在2018年夏季在口岸进行田野调研时发现，中午时分，在深圳端的口岸大厅里，挤满了刚刚放学回到关口的孩童和前来接孩子的家长，家长们要么迅速把孩子带走，要么随身带来饭菜，在口岸大厅让孩子先吃饭。对此，很多妈妈比如月影，表现了强烈的关注和忧虑。
就是你看，很多(香港)学校是半天班、半日班。我知道，有的学校是中午12∶45才放学，学校是没饭吃的。早上6点钟，我们吃了早餐，到12∶45才放学，放学回到关口，至少下午1点半了，还没有吃午饭。然后呢，我们接回来，差不多下午2点了，才给她吃午饭。那(不能按时吃饭)对小孩的成长发育，是很严重的(影响)。(月影-2018-06-22)
除了“吃饭”这件大事以外，妈妈们还常常提到的是孩子的假期问题。由于跨境学童住在深圳，学在香港。而香港学校的假期体系与深圳学校的假期体系有不少差别。与深圳本地的小伙伴相比，“港宝”的放假日期不一样，以至于“别人放假，我上学；
别人上学，我放假”，很难有时间和机会与深圳本地的小伙伴玩在一起。与香港本地的小伙伴相比，“港宝”放学后要跨境回到深圳的家中，也很难有时间和香港本地的同学一起玩耍。“港宝”只能和本班本校的“港宝”交朋友，但是问题是，“港宝”回到深圳后，都住在深圳的不同区域，平日也比较难聚在一起。这样导致“港宝”很难交到朋友。对此种情形，安萌、思宁和可馨都感受颇深。
你放复活节假的时候，人家在上课，你没办法找到好朋友啊。比如我们邻居，我们两家的孩子年龄相接近。但是，他们放假的时候，我们没放假。他来按我们门铃，我会说：“唉，对不起，我们家孩子要睡觉了，不好意思，因为明天要上学。”我们孩子放假的时候，去按人家门铃，人家就会说：“我们洋洋要睡觉了，明天要上学。”(安萌-2018-07-04)
这种深港两地制度时间的冲突，不仅影响了跨境学童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而且也给学童妈妈带来了比一般妈妈群体更多的忧心和思虑，使其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体力和脑力来处理和协调“港宝”的生活作息和假期安排，以降低对孩子身心成长的不利影响。
除了时间维度以外，空间同样是观察母职实践的社会场域和透视棱镜。郑震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空间激增的时代，给人的生存状态制造了空前的复杂性与多样性[62]。对于跨境学童及其母亲更是如此。通常的儿童上学旅程只涉及同一个社会中的家庭空间与学校空间的往返穿梭，而跨境学童上学的旅程则关联了深圳和香港两个社会中的三个显著的地理空间：深圳的家、深港关口和香港的学校。在这个三重空间的每日迁移中，勾连起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生活的空间、感知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64]。在妈妈们的空间体验中，体现出空间激增下的复杂母职，具体表现为“一家两制”下的空间区隔与情感劳动，深港关口的空间挤占与身心疲累，“一校两地”下的空间争夺与认知张力。
(一)一家两制：空间分割与情绪劳动
跨境学童的双城迁移带来的直接后果，表现在家庭内部，就是带来了因空间分割而导致的子女身份差异以及母亲的额外情绪劳动。鉴于很多跨境学童家庭都是两孩甚至多孩家庭，在家庭内部制造出不同的空间区隔。与“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相对应，跨境学童家庭内部也呈现出“一家两制”的特点。一个孩子出生在内地，持有内地身份证，住在深圳，在深圳上学。另一个孩子出生在香港，持有香港身份证，住在深圳，在香港上学。这种家庭结构给母亲带来的直接挑战是，需要协调两个孩子的照料分工以及协调两个孩子之间的微妙关系。
月影有两个女儿，相差2岁。小女儿是“港宝”。小女儿经常问她：“为什么姐姐可以在深圳读书，我不能在深圳读书啊？”云溪有一儿一女，小女儿是“港宝”。儿子问她：“为什么妹妹的假期那么多？她们好爽啊。”每次到“港宝”女儿生日的时候，思宁就很发愁，因为女儿的同学大部分都在香港，住在深圳的“港宝”同学数量少又很分散，都没有办法来参加她在深圳举办的生日会。女儿问她：“为什么姐姐的生日会，有那么多小朋友来。而我的生日会，没有小朋友来？”看到孩子的失落，思宁觉得很心疼。安萌还分享了她的一个经历。
有一次，孩子爸爸跟我提了一下：“那不然你带着弟弟去香港住。”姐姐就哭了，当场就哭了。然后，我马上赶紧跟她说：“不会的，妈妈要你的啊，不会不要你的。”我就一直在那里给她安慰啊，抱她啊，哄她啊。(孩子的)安全感很重要，特别重要。(安萌-2018-07-04)
母职是一种情绪劳动，是一种“爱的劳动”(labour of love)，这在既有的文献中形成共识[26]。与父亲相比，母亲承担了主要的情感陪伴和关怀子女心理情绪的角色。而跨境学童群体的独特性，又使得妈妈们的情感劳动更加复杂化。其一，她们不仅要考虑到普遍“两孩”家庭中两个孩子的长幼顺序、性别差异和个性特征，而且要考虑到两个孩子因为(户籍)身份不同而带来的张力，并付出额外的心力来进行协调。比如，天心就特别强调，她特别注意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她从怀上“港宝”小儿子伊始，就开始做大女儿的思想工作，并将两个孩子之间的友好关系视为她作为“母亲”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二，妈妈们还要处理家庭成员，尤其是父亲对两个孩子的不同态度。很多妈妈都提到，有些爸爸会觉得“港宝”被教育得比较好，相形之下，另外一个孩子就没有那么好。而妈妈们则强调，一定要特别注意，孩子是很敏感的，很容易觉察到父母的不同态度。这种因空间分割而带来的家庭安排，塑造了家庭各个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使得跨境学童的母亲不得不随时应对这种多样化的关系和情绪的挑战。
(二)深港关口：空间挤占与身心疲累
在跨境学童每日的旅程中，无论跨境学童的家分布在深圳哪个区域，无论跨境学童的学校分布在香港哪个区域，每个跨境学童及其家庭无法绕过的一个空间都是深港关口。关口与边界的存在，彰显了国家权力对于人口流动的管理与控制[65]，也时刻提醒跨境学童及其母亲，他/她们每天所走的上学之路是何其遥远和特殊。
每天清晨6∶45-7∶10是各个关口最为繁忙和拥挤的时刻，分散在深圳四面八方的“港宝”集中在关口，等待着出关入关，前往香港开始一天的学业。对于关口的体验和感受，在妈妈们日复一日的接送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塞车”和“拥挤”是妈妈们常常提及的两个高频词。
天心的小儿子出生于2007年，她见证了关口的学童逐年递增的过程。她的小儿子在上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早上6点多出门，路上车还比较少，人也不是特别多。后来，她基本无法再开车送孩子去关口，因为关口太堵，很难找到停车位。所以，很多妈妈，包括天心，后来选择早上打车或者坐地铁或巴士前往关口。在晚上接孩子的时候，天心如果自己开车去，就先在车上等着；
儿子过关以后，给她打电话，她再去接儿子。遇到南方夏天常见的暴雨天气，情况就会更加糟糕。思宁对于几次在暴雨中接孩子的经历记忆犹新：“人在关口，出都出不来。全身都湿透了，太辛苦了。”
除了塞车以外，活跃在关口附近的“水客”也是一个问题。很多水客在学生放学的时段，携带大量的货物过关，挤占了跨境学童原本就不宽敞的通关空间。文琪回忆起自己怀着二宝接送大宝过关的时候，自己的孩子常常被“水客”的大箱子撞到头。她气愤地说：“遇到那种时候，我都是用手拦住的。谁的箱子一靠过来，我就一推。就不怕，一点都不怕跟人家打架。”
另外，大量的跨境学童对于关口空间的占据也使得普通的过境旅客颇有微词。有些旅客将这种不满直接指向孩子及其家长尤其是妈妈身上，让妈妈们既气愤又无奈。据文琪回忆，在她的大儿子三岁左右的时候。因为持有不同类型的身份证件，文琪和儿子分别在不同的通道排队。孩子在通关的时候，被边检人员询问，很害怕，因此通关很慢。有些旅客就很不耐烦，使劲催他。文琪说：“儿子那个时候小，因为这些事情，在通关等时候我吵过好多次架。”
据新华社2019年9月报道，在跨境走读学童通关人数较多的深圳湾口岸，一个小时内有7000-8000名学童通关。据香港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2020-2021年度，香港学校的跨境学生数量为26971人。每天数量如此庞大的跨境学童群体给两地的关口带来了很大的通关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童的母亲为了陪伴和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空间挤占的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心疲累。后来，深港两地的政府在关口内部专门划出一部分区域，用做“跨境学童专用通道”，才稍微缓解了关口的无序和拥挤问题。
(三)一校两地：空间争夺与认知张力
如果说跨境学童和妈妈们在关口经历的主要是空间的挤占问题，那么当他/她们跨境到香港，体会到的则是更为直接的空间对峙与争夺问题。这种“一校两地”的复杂的空间体验，也给跨境学童的母亲带来了对于香港学校和教育优劣的双重认知张力。
在福柯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空间不仅是权力的表征，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权力[64][66]。一方面，学校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与外界时空有明显的界限；
另一方面，学校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空间，也反映了外界时空的种种结构和规则。同时，学校又是一个权力生成的场所，对社会成员进行全方位的规训和同化[67]。在跨境学童的日常学习生活中，香港的学校则同时扮演了空间融合与空间排斥的功能[68]。这种复杂的面向，也反映在妈妈们的日常空间体验之中，尤其是对于香港学校空间的体验和感知中。
一方面，跨境上学的经历使得妈妈们对于香港的学校空间抱有一系列美好的想象。“香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文化符号，背后承载了家长对于未来子女的阶层流动和社会流动的想象[56][69]。对于香港教育的认可，对于“优质教育”的期待和未来生活机遇的憧憬，是支持这些妈妈和家庭让孩子跨境上学的动因。在妈妈们的叙述中，港校的尊重、公平、人性化、寓教于乐、英文水平、家校关系简单等，港校老师的爱心、敬业、专业、责任心、职业道德等，“港宝”的纯真、孝顺、讲礼貌、守规矩等，都是妈妈们称道的要点。另一方面，跨境上学的经历也使得妈妈们对于香港的学校空间产生了抵抗情绪。尤其是当跨境学童进入学校以后，香港本地媒体对于跨境学童群体的渲染，放大了一些香港本地居民对于跨境学童的不满情绪，认为跨境学童争夺了香港本地的教育资源，是对本地空间的一种入侵。这种社会污名化所带来的对于跨境学童及其家长的责备和排斥也影响了学童母亲在学校空间的体验。月影提到了一次在幼儿园的电梯里被当地家长辱骂的经历。种种对于空间的争夺，使得不少跨境学童的妈妈“心里会有一点那种不安的感觉”，害怕这种社会环境会影响到自家孩子在港的学习和成长。还有的妈妈则对于香港学校教育中的刻板、条条框框、过于严厉等表达了不同的想法和意见。尤其是安萌，她说：“他(儿子)在(香港)学校里是很乖。但是，我不想要一个被教育得过于文雅的男孩子。我要一个阳刚的、有血性、有野性的男孩子。”
这种认知张力与纠结，在妈妈群体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本研究中的妈妈们不断地比较深港两地的教育环境、水平、师资、资源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等。坚持赴港上学的妈妈们很纠结，她们在日复一日的疲累和不确定的未来中挣扎和犹豫。选择回深上学的妈妈们也很纠结，她们害怕选错，怕给孩子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从而影响孩子的升学和前途。而香港教育的若干益处，也是妈妈们不断纠结和不愿轻易放弃的要点。
上文分析了跨境学童母亲高度紧张和复杂的母职实践特征。这种特征背后，反映了怎么样的社会结构？这些母亲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来适应这种特殊的生活安排？
(一)“我们是很特殊的群体”——跨境母职的结构性制约
母职实践并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制约下所实现。上文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跨境学童母亲的时空体验。但是，在母亲的跨境流动过程中，时间与空间不仅独立作用，而且相互交织。比如，空间距离导致了时间紧张，空间区隔导致了时间冲突。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用“时空延伸”的概念，作为现代性的主要表现和推动力量[70][71](P71)。在跨境学童的流动中，香港的时空概念延伸到跨境学童家庭的日常中，不仅影响着学童的每日学习和生活，而且影响着母亲的母职实践和体验。上文提到的时间压迫和冲突、空间穿梭和区隔都是时空延伸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用“时空压缩”的概念，反映现代人对时空的体验，表明时间的加速化和空间的扁平化[72](PP257-259)。蓝佩嘉用“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来表明，在压缩的时间内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变迁，因而造成不同时期文化(如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并置与重组，以及不同空间(殖民、后殖民、全球、在地)的异质原色交织互动[24](PP25-28)。在跨境学童的日常生活中，一天之内穿越双城，这种“时空压缩”每天都在发生，对母职实践的范围、内容和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下，跨境上学的特殊性在于，不仅涉及两个城市的自然时空的穿梭，而且涉及在两个社会(包括制度和文化)时空之间的穿梭，由此而带来的时空分割、冲突、并置和整合，深刻地影响了母亲的身体、认知、情感和思维。跨境学童的母亲常常称自己是“非常特殊的群体”。
1.自然时空的制约
对于跨境学童的母亲而言，最显而易见的限制就是自然时空的制约，导致了上学过程的“时间密集”与“空间密集”。具体而言，跨境学童需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在深港两个城市之间的地理空间和物理空间的穿梭。这种“一日双城”的上学方式，不仅需要经历常规上学方式中从家到学校的位移，而且需要经历深圳和香港两个时空背景的转换。这个过程，不仅涉及上文所分析的家、关口、学校三个显著的空间，而且涉及两个城市的保姆车、校车、公交车、地铁等各种现代交通工具和基础设施以及各自所代表的制度时间。这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交织的图景(见图1)，构成了母职实践具体而微的日常基础。
首先，由于路途遥远，“孩子的安全”成为母亲首要的一个关注点。可以说，每一次时空的变化对于母亲而言，都隐含着可能对孩子带来不安全和难以意料的隐患。尤其是在孩子尚小或者刚刚经历跨境上学的阶段。作为母亲，需要在所有的时间限制和空间管制中，为自己的孩子规划一条最节省时间、最为安全的路线和日程，并做出相应的家庭安排。因此，一些妈妈，包括天心、文琪、安萌等，刚开始都选择了自己直接送孩子到香港上学；
等到孩子长大一些了，才敢放手让孩子坐跨境保姆车或者校车上下学。妈妈们为孩子佩戴了能够实时定位的GPS手表，并在保姆车微信群内实时关注孩子的上下学情况和往返实况等，不断地保持“心理在场”。即使这样，很多妈妈还多次提到担心保姆车阿姨对孩子不好、打骂孩子等。另外，当孩子跨境到香港端，路上的交通状况和社会环境更为复杂。天心、文琪、安萌等都提到过她们在接送孩子途中乘坐香港巴士的难忘经历。有些跨境学童在巴士上吵闹、哭闹、吃东西等行为常常会使得巴士司机和有些乘客不堪其扰，从而激化了他们与学童及其妈妈的矛盾。安萌曾经目睹过一次在香港巴士上有个孩子为了吃薯片，把包装袋猛地爆开，巴士司机特别生气，直接把车停在路边，一直骂那个孩子。她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文琪则讲述了一次自己在香港巴士上因为孩子吵闹被其他乘客骂哭的情形。
我大儿子那个时候还小，他一上车，就一直哭，怎么哄都哄不好。就有一个男的，就把我都骂哭了呀。他说，之前又不教仔，现在教有什么用啊，不会养就不要生啊。我跟他大吵了一架。我自己当时也很崩溃了，就送小孩送得很崩溃，我就忍不住地哭了嘛。然后，我一哭的话，车上人就不说话了，就讲说：“唉呀，人家带小孩子也不容易，人家又是个孕妇，你就不要这样了。”他也就没说话了。(文琪-2018-03-24)
其次，由于学童年龄较小，活泼好动，常常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使得上学路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增加，使得妈妈们牵肠挂肚。比如，证件丢失或者走失迷路的情况时常发生。在跨境“港宝”的家长微信群中，妈妈们日常交流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寻找学童丢失的各种证件。另外，妈妈们还提到了好几起学童走失或者在关口玩耍或者路上睡觉以至于忘了时间的案例。
图1 跨境学童及母亲时空路径示意图
2.社会时空的差异
如果说自然时空的制约是一种有形的制约，那么深港两地的社会时空差异则是一种无形的制约。学童及其母亲一日之内可以跨越“双城”，能够跨越地理空间的边界，但是，一日之内，难以跨越“两制”，很难跨越两种制度的边界。这种两地社会与制度时空的差异，成为制约母职实践的一个重要挑战。
第一，语言和文字差异。很多妈妈坦言，香港社会普遍使用“两文三语”(“两文”具体指英文和中文，“三语”具体指英语、粤语、普通话)，香港学校平常用粤语和英文较多，并且使用繁体字。这对于惯常使用普通话和简体字的“港宝”妈妈而言，辅导孩子的作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语言的差异也影响了妈妈们与香港学校和老师的沟通意愿与沟通程度。比如，文琪就坦言：“和儿子学校的老师基本不联系，因为粤语不好。”
第二，学校管理与教育体制差异。香港的学校具有一整套自身的教育教学和管理体系，而且学校之间的差异较大。而“港宝”妈妈们基本上都是移民到深圳的内地居民，她们并没有在香港长期实地生活的一手经验和经历，缺乏对于香港社会文化和学校制度的深入了解。因此，对于孩子在香港学校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种种，妈妈们普遍比较陌生。比如，文琪非常不理解儿子幼儿园严格的校服制度，春秋学期的要求不同，一个星期内的要求也不同，她常常因为给儿子穿错了校服而导致孩子在学校受训。云溪特别提到，她的女儿上幼儿园和升入小学一年级的过程曲折。刚开始她们并不了解香港幼儿园和小学的报名机制，后来才逐步去了解相关的招生和录取政策，带着孩子一个一个学校地去面试(香港俗称“叩门”)。在面试了10多所学校之后，又不懂得如何选校，几经周折，才最终给孩子找到了一所比较满意的学校。她坦言，由于前期不了解香港的教育体制，在女儿整个升学和选校的过程中，她都非常焦虑和忧心，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虽然有一些妈妈也尽可能地通过参加义工、家委会等方式积极融入学校空间，但是时间的紧张、空间的分割、语言的差异、文化的隔阂，还是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妈妈们对于香港学校和教育制度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从而影响了母职实践的方式。
第三，人口管理与签证政策差异。深港两地不同的出入境政策也成为影响学童和母亲流动的重要挑战。跨境学童和母亲在出入边境时，由于身份的不同，需要持有不同的旅行证件，而不同的旅行证件在深港两地的停留时间和次数等并不一样。在起初跨境学童上学的过程中，很多妈妈由于签证政策的限制，在等待续签的过程中无法过境到香港接送孩子，或者当孩子在香港发生意外情况时无法及时入境。后来，国家调整了相关政策，才使得这个问题得到了部分缓解。总之，复杂的出入境手续，极大了增加了跨境学童母职的难度。
(二)“自己选的路自己走”——跨境母职的能动性策略
在这种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多重制约之下，跨境学童的母亲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和方法来尽量适应这种高度紧张和复杂的生活。用天心的话说，“硬着头皮也要走下去”。具体而言，母亲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认知与整饰情感
上文已经提到由于跨境上学的高度复杂性与紧张感，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超出常规、极端辛苦。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对于妈妈，无论是对于全职妈妈还是对于职场妈妈，都是巨大的挑战。这种非常规的跨境读书生活，迫使妈妈们必须以孩子的日程为基准，并保持全天待命、全身心随时在场的状态。那么，妈妈们如何来解释自己的这种行为和选择呢？其主要应用了“道德化”策略，通过调整认知与整饰情感来合理化自己的选择。一是调整自己对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心态，将自己的“牺牲”道德化。二是调整自己对于孩子跨境上学的认识，将过程的“辛苦”合理化。
天心和青川都提到，她们家庭内部都曾经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自己带着“港宝”住在香港，这样孩子就不用每天舟车劳顿。但是，这种可能性马上就被否定了。因为，这样的话，一是对经济资本的要求更高。二是家就被分割成了两块。在天心看来，“一家人在一起”很重要。维护“家”在空间上的完整性，也赋予了这些全职妈妈“牺牲”和“辛苦”更大的价值内涵和情感意义。
当时其实很想到香港去租房子，孩子就不用那么累。但是，我又考虑家庭问题啊。我不想一个家两分开。我觉得，对我家家庭的关系不是好事。对，我女儿当时还在(深圳)读书，我更加不愿意丢下她。虽然丢下她，这个说法有点严重，但是毕竟你在那边、她在这边的话，她会觉得(受到冷落)。对，不想这样。所以，辛苦，就大家一起辛苦一点，觉得还是在一起好。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去香港住。(天心-2018-06-22)
此外，好几个妈妈屡次提到的重要一点是，调整对于跨境上学过程的认知。文琪说：“家长群里，很多内地妈妈都会在抱怨，永远在抱怨。我是不看的。当初这是你的选择啊，不能怪跨境。”云溪则强调：“不要老是跟孩子说辛苦。不要给她这种心理暗示。对于孩子来说，她习惯，她其实不累的。我女儿说，像旅行一样，每天坐车。别人看着累，那其实还好。”而且，文琪和云溪等几个妈妈都强调，跨境上学的过程，孩子的独立性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安萌还特别提到，送孩子跨境上学的过程，见证了上学路上的各种变迁，对自己是很好的人生体验。
这种认知的调整与情感的整饰[73]，一方面给这些妈妈提供了一种心理和认知上的屏障和缓冲，另一方面使得这些妈妈减弱了对于孩子跨境辛苦的内疚感，使得妈妈们将跨境上学这种非常规的上学方式合理化和个体化，从而降低了认知失调，减少负面消耗。
2.积极寻求代理母职
由于跨境上学安排的高度紧张和高度复杂，在一些妈妈群体中，除了“任劳任怨”和“自我牺牲”之外，还积极寻求各种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积极与父职协商，让孩子父亲参与到孩子跨境上学的生活中。安萌是这方面的典型。她特别强调：“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妈妈)为什么要一个人扛起来？爸爸妈妈要同时跟上。”除了积极争取丈夫的支持以外，妈妈们也争取双方长辈的支持，并在家庭内部进行统筹和分工，实现全家人的集体母职，减轻自己的母职负担。比如，安萌让阿姨和婆婆主要负责老二，自己主要负责老大。云溪主要负责“港宝”女儿，儿子则主要交给丈夫。华琳则是让开外贸公司的丈夫与双方的父母承担起照料孩子的主要任务，而自己在小儿子3岁以后就出来工作了。
其二，运用市场化手段，将自己从高强度的母职中部分解放出来。比如，大部分妈妈会在孩子略大一点后付费让其乘坐保姆车来往于关口。比如，锦伊给孩子报了托管班。每天孩子从关口回来之后，先到托管班写完作业再回家。这样，锦伊表示能够多一点自己的时间，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再如，安萌请了阿姨，让其主要负责孩子的接送以及饮食起居等，而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孩子的学习和教育。
其三，走出个体和家庭的空间，寻求社会化的支持和服务。由于跨境上学安排的复杂性，很多妈妈除了个体和家庭的努力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和社工组织，寻求外部支持。比如，成立于2009年的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是全国首家为跨境家庭和跨境学童服务的公益服务组织，成为很多妈妈寻求外部支持的一个重要机构。2020年，该中心还专门成立了全国首个“跨境妈妈”妇联组织。此外，除了寻求正式组织支持以外，跨境妈妈还组建各种非正式的社交网络群组，用以交流信息、寻求支持和帮助。有的还诉诸集体行动，为跨境“港宝”家庭争取权益。比如，在笔者参与观察的微信公众平台，很多跨境学童家长就曾参与过向两地政府反映接送孩子困难、交通问题以及签证问题等的活动。
3.母职与生计的互嵌
与全职妈妈相比，还有一类跨境学童的妈妈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必须工作。在这些坚持工作的跨境学童妈妈中，“代购、微商和保险经纪”占据了比较大的比例。这些工作时间灵活，不需要妈妈时时刻刻身体的在场，使得妈妈们在兼顾育儿工作的同时，还能继续探索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文琪夫妻二人都从事跨境代购工作，是这一类的典型。文琪出生在内地，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工作。在认识了香港老公后，他们在父母的帮助下，一起在深圳买了房，又在香港生了两个儿子，过上了夫妻两人双双代购的生活。当大儿子3岁开始在香港上幼儿园(下午班)之后，文琪接送了1年，文琪的丈夫接送了2年。表4显示了文琪夫妇每日的生活日程。从这个日程表可以看到，文琪主要承担了代购货品的销售和服务以及照顾小儿子的工作，文琪的丈夫主要承担了深港两地接送大儿子和在香港购买货品的工作。文琪的丈夫曾经也找过“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后来发现无法满足家庭的需要，收入也并不足够高，因此也就放弃了，转而与妻子一起打理代购和微商生意。文琪坦言：“在家里，我掌握经济命脉，负责下命令。”
表4 文琪夫妇日程表
在肖索未关于北京家政女工的研究中，乡城迁移家政女工通过“阶段性迁移”的方式来弥合母职的经济供养与生活照料的双重面向之间的张力[51]。在以文琪为代表的案例中，跨境学童妈妈则是在每日迁移中将夫妻跨境代购与孩子跨境上学粘合起来，从而重新组合了家庭的经济功能与养育功能。夫妻两人同时工作的家庭模式，尤其是在为了养家不得不工作的情形下，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反而赢得了更大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丈夫也承担了更多的育儿工作，使得性别分工也更加趋于平等。
4.压缩空间换取时间
最后一种情形，则是妈妈为了比较彻底地解决孩子生活和学习时空分离的问题，通过压缩空间距离，以换取孩子的时间。具体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搬到关口来住，或者赴港租房，尽量减少孩子的舟车劳顿之苦。但是，赴港租房这个策略的后果是家庭空间面临割裂。二是转学回深，回归时空一体。无论是哪种情形，学童的母亲都需要与丈夫积极沟通和斡旋。
安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的小儿子2011年出生在香港，从儿子3岁开始跨境上学，依次上完了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在前三年上幼儿园的过程中，她逐渐体会到小儿子不太适应跨境上学的方式，自己也对香港学校的教学方式产生了若干反思，因而萌生了将孩子转回深圳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丈夫的支持，丈夫依然坚持让小儿子在香港上学。安萌因此开始了她历经一年多的“斗智斗勇”的过程，最终说服了丈夫，于2018年9月将小儿子转学回到深圳。在历经四年的跨境上学历程中，从送子赴港到转学回深的整个过程中，安萌展现了积极的主体性：一是战略层面高度重视；
二是战术层面迂回作战。
在战略层面，安萌的叙述中突出了两点。首先是重视丈夫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的影响力。其次是强调必须让孩子爸爸也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不能让孩子爸爸“坐享其成”“只割韭菜”。安萌认为，丈夫刚开始不同意孩子转学回来，主要原因是，他只看到小儿子表现很好，识字多，懂礼貌。但是，丈夫并没有看到自己辅导孩子的过程以及所耗费的心力，“都是我每天坐在桌边，一笔一竖，一撇一捺，这么教出来的”。因此，在这样的观念下，在与孩子爸爸的斡旋中，她采用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
在战术层面，她主要的策略就是将丈夫拉入育儿的阵营，“我三不五时的，把孩子扔给(丈夫)去管”。她说服丈夫并让他参与辅导儿子的作业。一方面让丈夫亲身了解香港学校的作业量和作业难度，以及对于繁体字的要求。同时，让丈夫亲自面对孩子的情绪状态。后来，她又让丈夫参与早上送孩子的全过程，让他真实地体验自己和孩子每天六点起床兵荒马乱的生活，了解跨境上学对于大人和孩子的身心挑战。再后来，安萌丈夫在目睹孩子冬天上学在关口崩溃大哭、母子疲累的情形后，终于决意让孩子回深读书。
在安萌的故事中，安萌与丈夫的“斗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不断地“迂回”。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多次反复，才使得(孩子)爸爸从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到逐渐摇摆，历经四次松口后，才最终同意她将孩子转回深圳读书，实现了她对于孩子教育选择的主动权。在性别空间的分工上，安萌展现了不输于职场空间的优秀的“谈判”能力与策略技巧。她用“割韭菜”这个原本用于金融市场形容强势庄家与弱势散户关系的术语，生动地再现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的不平等，并用一系列策略对丈夫的“割韭菜”行为进行了策略性的反击。
(一)深港流动中的跨境母职
本文在流动性的视角下，通过探讨跨境学童母亲的时空体验来理解深港迁移中的跨境母职。跨境学童在“一日双城”的日常通勤过程中，串联起了整个教育流动过程中的各个基础设施与制度设计，体现了多重的组织与社会结构。围绕着孩子的跨境上学，这种深港流动中的跨境母职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在“一日”流动中、时间饥荒下的紧张母职，包括全天待命的时间长度、高度快速的时间节奏以及难以调和的时间冲突；
二是在“双城”迁移中、空间激增下的复杂母职，包括空间分割下的情绪劳动、空间挤占下的身心疲累以及空间争夺下的认知张力。对于母亲而言，不仅要面对流动的孩子，还要面对流动的城市与流动的制度。因此，深港迁移中的跨境母职，不仅体现出时间密集与空间密集的特点，而且呈现出制度密集与文化密集的特点。发轫于西方的“密集母职”的概念[74]，在中国深港两地的迁移情境中具有了特殊化与细致化的呈现[75]。
“港宝”家庭中的跨境母职，与传统家庭中的母职、跨国迁移中的跨国母职和中国城乡迁移中的母职四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之处。传统家庭中的母职，母子在同一时空，母亲全方位在场。跨国流动中的母职，母子“不同时不同地”，母亲身体缺场，主要通过远程母职实现心理在场。在中国境内的城乡流动中，母子“同时不同地”，母亲身体缺场，而主要通过远程方式和间歇性/阶段性流动实现在场[51]。而在深港两地的跨境流动中，母子在时空体验上趋于复杂化，呈现出“在场”与“缺场”同时并置的特征，兼具了国内流动与国际流动的特点，而且这种“流动”每天都在发生，其频率、节奏、强度与复杂性远远超出跨国流动与城乡流动中的母职实践。另外，在跨国/地区流动和城乡流动中的母职实践中，流动的主体是母亲，孩子是相对静止。比如，菲律宾女性流动到中国香港以及美国、法国等地，而自己的孩子留在菲律宾。家政女工从乡村流动到城市，而自己的孩子主要居住在乡村的老家。跨国迁移中的移民母亲和中国城乡迁移中的流动妇女主要为了“养家”而流动。由于母亲的流动影响了母职的体验、特征与策略。而在本文关注的跨境母职中，流动的主体是孩子，母亲主要为了“教育”而流动，为了“陪伴”而流动。由于孩子的流动影响了母职的体验、特征与策略，无论是为了“养家”而流动，还是为了“教育”而流动，都是为了“他者”的流动。而这种为了“他者”的流动，为了“孩子”的流动，为了“家庭”整体利益的流动，都已经深刻地嵌入女性作为母亲的自我认同中。
(二)教育中心下的母职焦虑
在所有这些跨境学童家庭和妈妈们的母职认知中，“孩子的教育”是中心话题。一方面是无限制的“儿童中心”，另一方面是“教育问题”的不断强化。
本文所关注的跨境学童多处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这正是一个从“养育”逐渐过渡到“教育”的过程。妈妈们通常“养”“教”并重，全方位地关心着有关孩子的一切，从吃饭、睡眠、安全、假期、交友，到作业、课外班、语言、升学等，不一而足。即便是宣称“散养”孩子的文琪等，也并不是不重视，而是没有时间或者缺乏相对应的文化资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孩子最好的一切。即便自己辛苦一点也值得”，成为这些跨境学童母亲跨越阶层的认知神话。即便是后来选择回深上学的家庭，妈妈的初衷和考虑点也是孩子的需求及其未来的发展。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认知取向，反映了近代以来整体社会和文化意识的转向。随着核心家庭的流行，儿童成为“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的神圣代表[76]，而母职则被作为孩子“完美照顾者”的意识形态所裹挟，不断层层加码。
除了无止境的“儿童中心”以外，“教育问题”的不断强化也是跨境学童妈妈关注的重中之重。深港两地跨境学童这个群体的产生，除了深港两地的人口政策的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家长们关于“香港的教育更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的想象[56]也是促进妈妈们前赴后继的催化剂。此外，整个社会教育竞争的下移甚至也成为妈妈们“赴港生子”的动因之一。虽然，很多妈妈强调，“港宝”的诞生，主要是为了多要一个孩子，并不是“让孩子赢在子宫”。但是，对孩子成才的期望，为孩子阶层流动的愿望，为孩子多一种选择的初衷，依然在访谈材料中若隐若现。即便是那些选择回深上学的妈妈，也不断跟笔者强调，不是香港的教育不好，香港的教育有很多亮点，只是可能“现阶段不太适合我的孩子”。或者有一些妈妈，采取了更为开放和灵活的态度，暂时先让孩子回来，未来看孩子的发展，也有可能再送过去。这种种看似不同的行为策略，都指向了一个中心议题，即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18]。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家长主义和密集育儿的双重影响下，母职焦虑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的现象，尤其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文化中表现更甚。在素来重视教育的中国历史传统中，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强调，对于阶层固化的忧虑，以及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家长对于文凭贬值与通胀的忧虑，使得教育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教育竞争”与“母职内卷”和“育儿焦虑”并行。蓝佩嘉在《拼教养》中强调：亲职焦虑/教养焦虑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被生产出来[24]。施芸卿认为，当下中国的育儿焦虑与家庭经济模式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儿童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市场力量对于私人领域的渗透有关，从而导致母职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中被多重精细加码，“当妈越来越难”，尤其在以制度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教育领域更是如此[77]。一个成功的母亲需要为孩子的教育成败全权负责，并担当家庭、学校和校外沟通的枢纽。
本文所关注的跨境学童母职焦虑，在深港流动的背景下呈现出独有的特征。首先，母亲焦虑的范围更广。时空的变换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激增。跨境上学的安排，使得子女的家庭时空与学校时空分离、生活时空与教育时空分离。母亲需要跟随孩子，在深圳家庭、深港关口和香港学校之间往返，并在深港两个城市及两个社会和制度空间中穿行。母亲，既要负责家庭教育，又要负责学校教育，还要负责校外教育，同时还要负责深港两个社会与教育空间的沟通。母亲要与保姆车阿姨和司机、深港两地的巴士司机和出租车司机、深港两地的边检人员和其他旅客、香港学校的教师和校长以及香港本地学生和家长、其他跨境学童家长和学生、深港两地的校外补习人员等各种机构和人员打交道。同时，家长(尤其是母亲)还要面对深港两地对于跨境学童群体及家长的社会污名化和社会排斥的影响[78]。这种教育安排极大地扩展了母职的时空范围，也增加了母职的负担和焦虑范围。
其次，母亲焦虑的程度更高。时空的变换带来了不确定性的激增。一是孩子上学路上的安全隐患和意外情况增多。二是对于孩子未来教育和成长的不确定增多。跨境上学的安排，看似是给孩子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教育选择，但是这也给家长(尤其是母亲)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家长(尤其是母亲)需要在深港两地社会和教育的不断动态对比中，在孩子成长的动态发展中，考量跨境上学的利弊得失，这也使得母亲的焦虑程度更高。这种焦虑状态，也回应了蓝佩嘉对于亲职劳动的解析，一方面高度个人化，另一方面又高度社会化；
一方面高度情感化，另一方面又高度理性和功利化[24]。这种范围更广和程度更高的焦虑状态，也使得跨境学童妈妈比一般的妈妈群体“身更累，心也更累”。
(三)性别分工下的母职困境与展望
跨境上学这种非常规的教育安排，也成为透视家庭性别关系和劳动分工的透镜。
首先，跨境上学的安排，其紧张感和复杂性，对家长时间、精力、体力、情感以及教育程度的极端要求使得很多职场妈妈不得不放弃工作，全身心照顾孩子。在“必须要有人牺牲”的家庭决策中，作为母亲的女性群体常常是主动或者被动“牺牲”的一方，比如天心就坦言“只能是我牺牲”。表面上看，“回归家庭”是妈妈们的个体选择，她们实则是没有选择，不得不妥协和牺牲。正如，沙尼·奥德加(Shani Orgad)所强调的一样，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被迫的选择(forced choice)[79]。
其次，在跨境学童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女性基本上承担了大部分对于跨境学童的照护任务，爸爸基本上是“隐身”的或者只是承担了少部分的劳动。“家长”这个名词，看似同时包含了母亲和父亲。但在现实层面，跨境学童的照护和教育工作主要由母亲来承担，逼得妈妈成为“超级妈妈”“全能妈妈”。“养不教，父之过”，变成“养不教，母之过”。“母职内卷”与“父职缺位”同时并行。刘文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探讨了父亲和母亲在参与子代教育的程度差异及其影响[80]，再一次印证了“教育拼妈”在中国现实图景中的表现。研究发现，母亲参与子代教育的程度普遍高于父亲。母亲更关心子女学校事情，更关心子女人际关系，承担更多的监管子女作业和辅导子女功课的任务，而且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程度越高。安超发现，现代家庭教育出现了一股跨国度、跨阶层、由母亲掌舵、以科学为原则、以卓越和完美为追求的潮流。母亲登上“教育前台”，变成家庭教育的掌舵手、家族竞争的总设计师、资源的动员者和现场指挥者[81]。然而，有趣的是，相当一部分跨境学童妈妈群体都对于丈夫的“经济顶梁柱”的角色表示了认可，对于爸爸履行“有限父职”表达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维护“爸爸”的形象。这种具身化的牺牲(embodied sacrifice)和感恩经济[82]，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妈妈群体内化了“男主外，女主内”“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相夫教子”的传统性别分工。
最后，虽然父亲在孩童日常照护中承担的劳动较少，却在家庭安排和子女教育的关键决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一是在家庭内部分工上。比如，青川在解释自己的辞职决定时谈到了丈夫的影响。“他(丈夫)觉得，把孩子教育好，后面很多麻烦都省掉了。所以，我就没有去工作。”二是在孩子的教育安排上。比如，安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坚持让孩子跨境上学的大多是爸爸，倾向回深上学的大多是妈妈、外婆和奶奶。正是因为女性承担了大部分育儿和照料工作，所以她们更能体会跨境上学的困难和辛苦。在跨境上学的整个教育安排中，妈妈如同工厂的女工，孩子如同工厂生产的商品，而爸爸如同工厂的质检员。
总而言之，这种家长旨在为儿童提供更好更理想更优选择的另类教育方式，却因为对于家庭整体的时间成本、经济和文化资本要求更高，又反过来极端强化了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的不平等[24]。无论是全职妈妈还是职场妈妈，在性别与母职的双重赋税下[83]，在跨境学童这日复一日、时空交织的双城生活中，在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多重规制与规训下，分割了自己的时间，让渡了自己的空间，流淌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教育安排下，跨境学童的母亲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也创造出一些比较正面的母职经验和体验，彰显了一定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而且，正是因为跨境母职的高度紧张和复杂，也激发了该群体一定的集体意识，甚至通过投入集体行动来影响公共政策，展现了母职的赋权面向[84][85]。
2019年，国家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旨在推动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实化，推动落实“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跨境学童的上学之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跨境学童及其家庭的问题也获得了两地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吴小英强调，国内学界对于母职的研究要走出私人化议题，回归公共性，才能挣脱母职是压迫还是赋权的悖论[10]。施芸卿呼吁，家庭问题需放眼家庭之外，架设私人照料与公共生活之间的桥梁[86]。破除跨境学童上学难以及跨境母职的困境，同样需要走出个体和家庭的空间，扩展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更大层面，并聚合两地政府、社会和民众各个层面的合作与力量，方有长远舒缓之道。
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囿于田野时间的限制和寻找访谈对象的难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仅限于本研究；
其次，在对母职经验的流动性分析中，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的角度无法完全割裂[72]，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有交叉之处；
最后，本文主要从性别和流动的角度探讨了跨境母职，后续可以加入阶层分析的视角，从交叉分析的视角进一步深化对于跨境母职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