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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祖国三千里(上)_寻找祖国三千里

    时间:2020-08-15 07:2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有一位台湾青年从台湾跑到重庆来,要求参加抗日。在大陆人地生疏,没有一个亲友,他抛弃家庭,跋涉万里,像虔诚的宗教徒般,投奔重庆朝圣。谁能理解这种意志,这种心情呢!   谁能理解?
      也许只有台湾人理解。人类进化经过鱼的阶段。人在进化过程中还保留着鱼的本能。好多种鱼,例如海鳗,从大西洋藻海,与狂风恶浪搏斗,洄游数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识的父母的故乡。这位台湾青年,也许就是这种鱼的本能的表现吧。
      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郝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
      ――李纯青:《无名英雄之碑》(1986)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随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全面抗战,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看到了光复的希望!诚如日据时期台湾的文学运动家张深切所说:“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据说,这段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大陆,寻找重庆或延安的抗日根据地,与大陆同胞并肩作战的台湾爱国志士高达5万多人。
      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传奇,就是典型之一。
      1945年12月19日起,《台湾新生报》(日文版)一连7天刊载了吴思汉所写的《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他那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不惜放弃京都帝大医学部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历经艰难曲折抵达重庆的过程,感动了无以计数的读者;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之问,他那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故事随即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一则时代传奇。然而,5年不到的1950年11月29日,“二・二八事件”后改组易名的《新生报》则刊载了一篇题为《不法叛逆危害党国十四匪谍枪决》的报道,这一次,吴思汉成了“匪党支部书记”,并于前一天的清晨6时,与同案郭�琮、许强等医界菁英,在马场町刑场被“明正典刑”。
      
      台南白河的秀异子弟
      
      吴思汉,原名吴调和,1924年生于日据下台南厅新营郡白河街。父亲吴匀出身穷苦却好学,台南师范1年制讲习科毕业后担任白河公学校乙种准教员,后来因为收入微薄而辞职从商;1931年,通过药商牌照考试,并向信用组合贷款,开设药店,经济情况才逐渐好转。同年4月,7岁的长子吴思汉入学白河公学校。在姊姊与同学的印象中,他的身体很好,聪明,文静乖巧,规矩很好,但正义感很重,择善固执,四年级时曾据理反驳野蛮的日本老师而被无故责打,但他绝不屈服!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37年4月,在台湾学生的入学率远远低于日本学生的艰难条件下,吴思汉考进台南第二中学校(今台南一中)。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帝国侵华政策的加紧推动,殖民当局也在台湾进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规定:自4月1日起,一切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报纸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台湾军司令部宣布:台湾全岛进入战时体制。
      就在这种战云密布、交织着皇民意识强控制的时代,吴思汉的中学生涯展开了。在学校,他跟大多数台湾学生一样,以读书和运动为主,没参与什么政治活动。不过,热血青年的他还是经常为了民族尊严而和日本学生打架。
      1940年2月11日,殖民当局制定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的规则。11月25日,台湾精神动员本部公布《台籍民改日姓名促进纲要》,规定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和日本人同等待遇。
      1941年4月,修完4年课程的吴思汉跨级考进台北高等学校。台北高校每年只录取40名新生,其中日本人占了30名,台湾人只取10个而已,录取率可以说是1000:1。一般说来,主要是台湾学生就读的中学校,一届能有一个考上就不简单了。那一年,台南二中也只有吴思汉一人考上。他因此被誉为“天才中的天才”!
      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生活是相对自由奔放的,不必剃光头,有充分的时间阅读历史、哲学、艺术等各种课外书籍。可在民族歧视的殖民统治下,殖民地学生的命运注定还是悲哀的。他们经常要面对粗暴的日本学生不分青红皂白的欺侮。民族意识强烈的吴思汉与一些敢于反抗的台湾学生,总是找机会讨回受伤的民族自尊心。在所谓“皇民意识之发扬”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殖民地孩子吴思汉,从高校时代起便立下志愿: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
      
      寻找祖国三千里
      
      1943年7月,吴思汉离开台湾;10月,进入京都帝大医学部。11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强征殖民地台湾的学生到前线充当炮灰。他恐怕毕业前就会被迫充当“日本军医”或日军士兵派赴前线,与祖国军队枪口相向,于是决心放弃学业,归返祖国,参加抗战。
      首先,吴思汉计划以转学到北京大学的名义,正式办理出国手续,在1944年春假期间,跟随返乡省亲的祖国留学生戴振本,潜入沦陷区,然后再设法突破日军封锁线,前往重庆。然而,这个计划终因父亲不肯签署转学同意书而无法落实。因为吴思汉的父亲1943年刚在大连设立一家分店,戴振本于是又找了一个就要回奉天(今沈阳)新民县的同学吴继中,帮助吴思汉以探亲名义闯关回国。吴继中回大陆后立即给吴思汉发出“父病危速回”的电报。吴思汉随即据此向大学当局申请返乡探亲证明书,并在历尽艰难之后,买到火车票。然后在1944年4月5日,搭上从京都开往下关的火车,展开了寻找祖国的旅程。
      到了下关,吴思汉又乘船来到釜山,再改搭火车,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铁桥,抵达满洲境内的安东(今丹东),转车奉天,再西行新民县,终于循址找到吴继中家。可吴继中却因为家人反对而不能同行了。原先,他们的计划是等待戴振本归来,3人再一起前往重庆。既然如此,吴思汉认为自己也就没有必要等待戴振本了。他于是身穿吴继中的东京一高学生服,带着一高学生证,搭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继续前行。在山海关,他侥幸通过海关的身份检查但随身带着的各种德制药品(在京都借钱搜购以各必要时变卖来维持沿途生活开销所需)却统统被没收了。第二天清晨,当他搭乘第一班火车来到北京时,身上只剩200元,只好暂时借住就读北京师大的戴振本的哥哥戴振干的宿舍。因为找不到前往重庆的门路,日本宪兵经常到学生宿舍临检,以及经济困难等问题,戴振干又带他到秦皇岛的老家暂住,等待戴振本归来后再作打算。
      5月初,吴思汉和戴振本终于在秦皇岛戴家重逢了。此时,历经河南战役之后,平汉铁路线南段已经完全沦入日军之手。西行重庆的路也被封锁了。不久,戴振本找到工作,于是先行返京。几天后,吴思汉也在他的安排下回到北京,一边努力学习北京话,一边等待继续前进重庆的机会。   6月中旬,为了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吴思汉只好通过戴振本的朋友介绍,暂以日本人的身份,前往天津日本租界某公司当秘书。其后,戴振本转往薪资较高的唐山开滦矿物局当技师,经济上稍有余裕。吴思汉于是听他的建议再回北京,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一面读书,一面继续寻找前往重庆的门路……
      11月上旬,吴思汉在日系报纸看到台湾开始针对适龄役男实施征兵制的消息。他想,这样一来,日警一定会彻底追查他的行踪的,他如果一直待在华北,迟早一定会被发现的……此时,河北省几乎全在八路军的势力范围内,其中离重要都市及铁路沿线几公里处便会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尤其是唐山到山海关以东地区,八路军拥有强大的势力。他想,既然同是抗战组织,与其待在北京被日军逮捕,倒不如投身共产党的八路军。戴振本不同意他的想法,坚持按照原来的计划,前往重庆。经过长谈以后,他们决定:不计任何代价也要到重庆去,同时由戴振本到河南前线探路,吴思汉前往山东潍县,通过在当地一所高中任教的戴振干找路。
      12月3日,吴思汉收到戴振本要他立刻启程前往河南的来信。第二天一早,他在戴振干的资助下先回到北京,转往河南。他按照来信指示到了开封,可戴振本却到许昌西方的郏县找路了。等了10多天之后,他决定前去郏县找戴振本。戴振本的朋友于是帮他在日军联络部蒙混了一张旅行证。他于是搭车来到黄河北岸的码头转乘渡船,然后经郑州、许昌,终于抵达郏县。可戴振本又在不久前去许昌南方的西平找朋友了。他只好继续等待。因为戴振本迟迟未归,他于是卖了大衣,充当旅费,决心自己一个人出发前往国统区。就在出发前,戴振本终于回到郏县了。
      1945年2月下旬,他们听说,日军与国军又重新开战,国军不战而退,日军已进驻许昌西南方向的方城。国军与日军在郏县南方的叶县与方城之间,形成东西对峙之势;除了南叶县依然属于国统区之外,十之八九的县地都已成为沦陷区。日军随时就会展开第二次河南战役。
      吴思汉和戴振本于是假扮成烟草商,动身前往国统区。一路上,他们凭着机智,通过伪军步哨的盘查,经叶县继续南下方城。就在他们途经南叶县临时县政府所在地的刘宾花时,日军发动了第二次河南战役。战事既起,他们无法预料能不能到后方的国统区,更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到达重庆。但吴思汉下定决心:既使命丧他乡,也绝不后退。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第一次见到的祖国官员――南叶县县长竟然怀疑他的举止动作很像日本人;他下令当场检查吴思汉的脚指,然后将他们押入一间草房拘禁。他们一天又一天地被软禁着。看守也视他们为日军走狗而极尽所能地轻蔑。吴思汉只能透过小窗遥望南方未能到达的重庆。他那长久以来紧张而期待的心情泄了气,一种无法言喻的空虚与失望的悲哀涌上心头,先是无奈地长叹着,然后就百般委屈地泪流满面……他那寻找祖国的理想几乎幻灭了。就在这时,事情却奇迹般地有了戏剧化的发展。那个县长不但在查明事实之后立即释放了他们,并且安排他们跟随一名前来视察的河南省政府参议,沿着伏牛山脉的各县边境,越过一山又一山,经过了350公里的强行军,最终平安抵达河南省政府所在的朱阳关。那里,到处是一片后方景象。他们稍事休息之后又在河南省政府的协助下搭乘军用卡车,前往西安。到了西安,他们又转搭火车前往成都;戴振本去找住在当地的叔叔,吴思汉搭乘巴士,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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