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辱不惊 [宠辱不惊邓止戈]
时间：2020-03-25 07:44: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年他在大礼堂给我们几百学员作大报告的场景，我的记忆已经依稀模糊了。唯有那次他回答我提问时的情景却至今未忘，他当时穿的是蓝色棉衣、棉裤，平易近人，就像一名普通干部。
在贵州的党政干部中，五六十岁以上的，几乎无人不知邓止戈之名，尤其在毕节、福泉一带，他的影响更大。如果要对他的一生作一评价，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宠辱不惊邓止戈，为国为民献一生。
兢业一生川黔之间闹革命
邓止戈又名邓国忠，四川省筠连县人，1906年12月生，解放前曾一度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找到邓止戈、秦天真谈话，要他们回贵阳领导贵州的地下工作，邓止戈当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三人为委员。
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邓止戈、秦天真从延安来到贵阳后，省工委继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抗日进步势力，明确党委和支部的领导和成员。1939年的4月、9月，在晴隆县和贵阳近郊分别办了党员训练班。
1940年3月，邓止戈去重庆找中央南方局汇报请示，4月回到贵阳后因有些同志已暴露，便调整了领导班子，成立了邓止戈任书记的贵州临省工委，陈于丹、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为委员。邓止戈把工作安排好后，撤回延安。1946年7月邓止戈被派到华东区工作。
1949年，邓止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任西南服务团四支队政委，四支队人员参加四川的解放，大多留在当地工作，邓止戈也留在了四川。
对于邓止戈在贵州的活动，如曾在平越（今福泉市）被捕、巧计脱险等事迹，不少媒体也已刊发过不少，但对他四川工作的情况却鲜有所闻，因笔者曾是他的学生，故略有耳闻。
重庆解放后，化龙桥办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由于房子不够用，便于离城1 3公里的小温泉成立分部，即俗称的第四部。我当时在西南区百货公司工作，领导比较信任我，1950年初冬将我调到该部学习。有一天休息日，我在校门口看到几个学校工作人员在换挂在门上的标语，把原来剪出的“反美援朝”四字改为“抗美援朝”。我不懂其意，恰巧邓止戈走过来，他当时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教育长，是到四部来给学员们作报告的。我就问他：“教育长，把这‘反’字改成‘抗’字是何原因？”他看了我一眼，不假思索答道：“那反美援朝是一种鼓励口号，抗美援朝则是行动口号了。”我那时刚学过邓初民著的《政治学大纲》一书，迅即领会此意，就又问道：“那么是否我们要出兵了？”他笑而不答。不久，那“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豪迈歌声，就响彻全国了。
当年他在大礼堂给我们几百学员作大报告的场景，我的记忆已经依稀模糊了。唯有那次他回答我提问时的情景却至今未忘，他当时穿的是蓝色棉衣、棉裤，平易近人，就像一名普通干部。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撤销后，邓止戈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第七党校教育长、校长，该校设在重庆歇台子。1955年7月至1956年1月，第七党校举办过西南地区哲学师资培训班，抽调了云、贵、川的各单位80余理论教员去学习。我省绥阳县的宋科炳、省财政厅的常征、贵州省党校的胥明贤等4人也是学员。邓止戈同志给他们上政治经济学课。
宠辱不惊留得英名世间存
1956年秋，我考进西南政法学院，见到报上一条新闻，提到邓止戈同志担任中央第七党校校长，就想抽空去看他。但终因各种琐事未能如愿，只想等放假时再说，结果被打成右派，这一计划就难以天从人愿，至今深为遗憾。
2010年10月，我专程到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去了解邓止戈这位老领导的情况。事先我作过一番调查，知道他已因病去世，于是找到该院院长候水平，他跟我算是校友，听说我要来访邓老事迹，十分支持。除了让有关部门提供资料外，还专门开了个座谈会，请一些老同志们参加，回忆和介绍邓老的情况。我又找到他的女儿邓晓筑同志，面谈了3个小时，方知邓老离开第七党校后的一些经历。
1959年，在批判“彭、黄、张、周”时，当时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曾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布置了参会者发言、批判等事宜，邓止戈同志把“彭、黄、张、周”人员的名次作了改变，他认为应该称“周、黄、张、彭”，意思是彭德怀不能算“首犯”，这一下惹脑了李井泉，会后竟把他调遂宁县委当书记去了。后来，他被调回成都，担任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副院长。“文革”中，他担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算是走资派了，尽管他为人正直，也免不了被关进牛棚，挨批斗、停发工资。邓止戈的女儿邓晓筑对我说：“那时我和弟弟邓新元两人尚未参加工作，每人只有12元生活费，我爸爱抽烟，12元钱不够用，就把一种什么树的叶子卷起来吸。”
“四人帮”粉碎后，邓老已年逾古稀了，领导上安排他到四川社会科学院当顾问，并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常委。这时他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从不向单位要求照顾。他对同志平易近人，对儿女要求却很严。邓晓筑曾对我说：“我结婚晚，怀孕时又是高龄产妇，有次想搭爸爸的小车去医院检查，却被拒绝，只好去挤公共汽车。”
“四人帮”被粉碎后，1983年7月28日邓止戈曾来过贵州，在省党办张烈等同志陪同下，到了福泉市，专程到当年他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拜望救难恩人薛德海，回忆共同进行斗争的张正光同志。张是留日回国的，曾担任过平越（即福泉）地下党负责人，不幸的是张在1951年被错杀了。张是被一国民党连长为立功而诬告其组织暴动，参与的还有国民党上层人士谭克敏，还把该地失火焚毁一条街的事故也强加在张正光头上。当时的政法部门未经核实就把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错定为反革命。对于这一沉痛事件，邓止戈十分不满。邓与秦天真同志为此事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复查的要求，历经10多年的曲折，终于在2000年8月这个冤案获得平反。《贵州都市报》为此还登了长篇报道，可惜邓止戈已看不到老战友恢复政治名誉了。
当年和邓止戈一起在贵州搞地下斗争的一些老同志，1976年“拨乱反正”以后，有的担任了副省级职务，可是邓老却仍在四川厅级单位任职。每次职务调动，不管工作性质前后如何不同，职位有高有低，邓老都从不计较。
1991年11月30日，已85岁的邓止戈因心脏衰竭、肾衰竭等症在成都逝世。追悼会上，领导和广大干部对他60多年兢兢业业、勤劳工作、坚持党的原则、忠于党的事业的精神，表示了无比的敬佩和怀念。
（作者系贵州商业专科学校经济法教授、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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