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心灵重创
时间：2021-07-12 12:00: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郭小川绝对没有想到，他写于1957年、给他后半生带来许多痛苦和“恐怖的感情”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居然在他去世之后被改编成一部电影，以另一种面貌遐迩闻名。
1983年，由张军钊导演，肖风、张艺谋摄影，何群任美工，陶泽如、陈道明、赵小锐、魏宗万、谢园等主演的黑白影片《一个和八个》拍摄成功。它是一部风格奇异、极具冲击力、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所有战争片的故事片。它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是第五代电影人及其现代艺术崛起的标志，也是电影史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对后来的一些重要影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影片的成功固然要归功于这批青年电影人的创新理念、韧性坚持和拼命精神，但郭小川长诗本身提供的丰富内涵和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也功不可没。在郭小川的所有诗作当中，这首诗尽管在形式上可能不如他的后期诗作新颖、高超，但却最具有内在的张力和人性的魅力。导演张军钊说，他们所以选中这个故事，是因为“感到它与一般的战争题材作品相比，有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诗中写的这段故事，是任何史书，无论正史、野史，都找不到的”。美工师可群说“它写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悲剧，孕含着很深的东西”，是“另类的对人、对战争的解释”，因此“是一个创作的根源”。
这部诗作的主题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讲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我军政治教导员、共产党员王金蒙冤受审，被投入战时监狱，和一个奸细、三个惯匪、四个逃兵这八个“人渣”关在一起。一边是匪兵们对他的漫骂侮辱，一边是来自革命同志的怀疑与仇视，面对这双重的折磨，王金忍辱负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顾全大局。“真理的巨大力量”，“能给一切黑暗的角落以亮光”，“仿佛有一只神秘的温柔的手，抚慰着他们那残破的心胸”，王金以自己圣徒般的言行感动了匪兵，唤醒了沉潜在他们心中的人性，启发了他们的民族觉悟。最后，在寡不敌众、我军伤亡惨重的危急关头，王金带领匪兵奋勇杀敌，终于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大部分匪兵也用行动甚至生命赎回了自己的罪过。
忠诚与冤屈
这部作品的主题，用电影学者倪震的话来说，是“冤屈和忠诚”，是“关于一个人的忠诚受到怀疑，在极度危险和冤屈中，用血和生命去证明自己清白无辜”。郭小川说：“远在二十年前，我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王明路线’或‘张国焘路线’肃反时，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生。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说过几回。我在延安参加审干时，就有意写一篇文章(小说或散文)，企图用以说明那些被斗错了的同志，一直没有动笔。”1957年4月，好友剧作家海默给郭小川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郭小川“屡有所闻的”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使郭小川一开始就“迷住”了，使他“打算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
这个题材是如此大胆，如此犯忌，写作这样的题材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郭小川落笔之时却毫无预见，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这要感谢当时出现了较为松动的一段时间。从1956年初到1957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方针的提出，文学界就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对“教条主义”的抨击，以及苏联“解冻”文学潮流传来的信息，构成一股“开放性”的思维和环境潜流，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尽管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出顾虑与谨慎，但郭小川的反应是兴奋而热烈的。他是根正苗红的革命作家，他要表现的是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这与“资产阶级作家”“反动作家”毫无共通之处，他有什么可顾忌呢?
他甚至认为，革命者的悲剧也是可以写的。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老舍提出：我们这时代的悲剧有什么规律?是不是可以把一个好人写死?”听了老舍、茅盾等人的发言以后，郭小川也提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农村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者可否把它的害死人事件写出来?”
另一个原因，这时的郭小川已经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成为一个“大作家”。他说自己前期的作品包括《致青年公民》等成名作“都是‘急就章’，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是“浮光掠影”“淡而无味”的“粗制滥造”；他说“我越来越有一个顽固的观念：一个诗作者，一定要有独特的风格”，“在形式上，甚至在体裁上都可以有和应该有独创性”，要“发掘我们的伟大的人民的心灵之美”，尤其要有“新颖而独特的”“作者的创见”；他说，在“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他还说：“作家要想奔向峰顶，就得敢于冒险，独创风格，突破常规，写人家不敢写的主题和题材，说人家不敢说的话。”那么，革命者受冤屈“这个题材新鲜、强烈”，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写入之所不敢写”，一下子就激发起作者“诗的冲动”。
原因之三，用郭小川的话来说，他写这首诗“与当时的气氛分不开”，从鸣放到反右，1957年“是整个思想战线上斗争最尖锐的一年”，“是紧张而严竣的一年”。在文艺界这个思想斗争的主战场，身为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亲身参加批、划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诸多“右派”的过程。他作为周扬的麾下大将，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紧跟上级战略步署，做党的斗争“工具”，他也确实积极参战，承担了很多具体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但是，他的心情既兴奋紧张，又困惑不安，日记中多见他的烦恼与矛盾，他说写丁、陈结论“简直是一种刑罚……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百端愁绪，一起涌来，久而不能成眠……真是最痛苦的一天！”(1957年2月17日)，“简直是无休止的劳役”(1957年4月9日)。反右斗争中，又常常感到“心中沉重，每一想到这次运动，就感到难、难、准。一个伟大的战士自然是不怕这一切的，但是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战士?”(1957年6月10日)
他曾多次要求离开机关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深入生活，但一直未获批准。有人说，如果郭小川看到了底下的情况，很可能会上书，会划为右派，就不仅仅是一个“右倾”问题了。对于基层的情况，他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得知，“海默对农村充满忧虑，主观主义作风似乎在农村十分风行，而农民生活又极其艰苦”，他们“看到的黑暗面如此之多”，使郭小川觉得“在前进的主流中，阴暗的东西很多”。而周围，有些人“很讨厌”，“这批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恶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坚贞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这段话写于“文革”检讨之中，对“十七年”的“旧作协”用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