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运动后期毛泽东对党的领导路线问题的认识
时间：2021-07-12 08:01: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发展，这也是党的优势所在。毛泽东根据国情、党情的状况，对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央领导路线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解释，正是通过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解释，毛泽东思想被全党普遍认识和接受。这种解释、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党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苏维埃运动 中央领导路线问题 启示
回顾党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尤其是对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解释，毛泽东的解释在全党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总结，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正是通过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解释，毛泽东思想被全党普遍认识和接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得以形成，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鉴于此，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启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对我们党执政多年、领导改革开放多年来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的总布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央领导路线的解释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当时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够生存下来的严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根据当时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状况以及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等党情和党的建设任务的迫切需要，进行了一项史无前例的革命性建设工程。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中央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的结论最终形成于延安整风时期。但是，他的研究与解释却早就开始了，在遵义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上他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瓦窑堡会议后，他的研究与解释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毛泽东对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解释与他后来的结论有着很大的差异：
遵义会议在肯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前提下，指出军事路线上的右倾错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对它的历史意义，中共中央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①从而明确地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党中央在领导路线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
然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解释却不是这样的。会上，在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讨论拟定的提纲基础上作了报告，尖锐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接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②毛泽东的发言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时指出：“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③最后，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形成的最终意见体现在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④
毛泽东是较早认识到博古和李德错误的人之一，但由于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对此问题进行解释。于是，毛泽东只能在长征途中，耐心细致地给张闻天、王稼祥作工作，张、王二人逐渐开始支持和理解毛泽东。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有了会上张闻天的报告和会后《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的形成。所以，尽管《总结决议》并不能够充分表达毛泽东的想法和意思。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做毛泽东的解释。遵义会议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毛儿盖会议再次肯定了四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新部署，中革军委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企图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8月5日，毛儿盖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对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工作再次作了肯定：“五中全会在决议案中曾指出：‘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的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决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之彻底转变，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在思想方面指出：‘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在坚决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强了锻炼了自己，获得了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与一致，最后走上了布尔维克化的道路。’必须指出五中全会的决议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的。”“党的总路线是否正确，要看党是否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否正确的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是否正确的提出了并执行就策略上与战略上的各种任务。军事指挥问题是这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如果党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上是基本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的，而军事问题上却在一个时期中犯了错误，那这一错误对于党只是部分的错误，虽是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⑤
毛儿盖会议上的决定是对遵义会议的继续，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给予了肯定，只是指出了其军事上的错误。而且毛泽东在解释军事上的错误时，强调博古、李德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没有提“左”倾二字。在毛儿盖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承认，所以是正确的和合法的。此外，在这一时期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的解释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是通过党的会议决议的形式在进行，毛泽东没有直接地去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