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

时间：2021-07-12 00:05:2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一、同一个“新民主主义”，潜在的倾向性分歧
　　
　　新民主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思想，“新民主主义”在1940年经毛泽东提出，刘少奇等也有论述，到1945年党的七大前后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其核心主张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要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后，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注意到，党的七大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国际政治判断是战后美苏合作，国内政治构想是与包括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国民党组建多党联合政府。但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两个阵营冷战格局的形成，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革命胜利指日可待的形势下，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新特色。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召开政协、成立中央政府时，毛泽东一方面说政权的性质是工农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却要“点明一句话”，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强调：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要“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资产阶级的“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但刘少奇从调查研究到理论思考，继续坚持着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论。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谈的是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总方针”下具体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他虽也承认夺取全国政权、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却又明确指出：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应是“经济竞争”、“和平的竞争”，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我们今天与资本家的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看谁经营得好”；“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因此要发展供销合作社，“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另一方面，要防止农业生产合作社好高骛远、强迫命令、报表邀功，必须是自愿参加、自由退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机器条件。
　　1949年1月接管天津、北平之后，两市财经困难、生产荒废，天津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北平更多，而有些干部对民族资本家有“左”的情绪。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而造成困难的原因除战争外，工人、店员在解放后大搞“清算斗争”导致资方疑惧、开工不足，是为“突出问题”。于是，刘少奇在4月中旬来到天津视察，特别强调：在执行七届二中全会路线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2页)。他在对干部、工人、资本家的讲话中，反复说明“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阵线”，工人与资本家有矛盾，但“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要做到“劳资两利”，搞好关系、发展生产。他设想：建设新民主主义，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由国家收买资本家的工厂，资本家就成为“国家工厂的经理”。据报道，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既使资本家提高了经营情绪，也使工人受到教育，减少了劳资纠纷，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推进作用。
　　接管大城市后遇到的严峻困难，也曾使毛泽东的思路有所调整。在刘少奇赴天津前夕，毛泽东4月7日起草中央给华东前线领导人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的指示说：“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收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刘少奇视察天津期间，毛泽东在北京也谈到了同样的政策思想。4月15日，毛泽东接见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时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四面八方”缺一方面，“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对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明显调整。
　　
　　二、信念超越党规国法
　　
　　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对中国革命、苏联和东欧经验的比较、总结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考，为筹建新中国作了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对此，邓小平曾经以“天津讲话”为例高度评价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在渡江南下解放全国的时候不犯错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并且确实发生了“左”的倾向。我们渡江后，就是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作为开国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什么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总原则，以及为什么回避提出社会主义前途。《共同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宪法化，它使源自六大的“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转变论”思想受到抑制，甚至连毛泽东的所谓“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革命转变论”展望也受到了抑制。
　　在《共同纲领》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作出实行人民民主、保护人民私有财产、人民享有广泛自由权利规定的同时，作为开国法统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还规定：政协全体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以前执行人大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包括就国家的根本大计和重要措施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国家政权，有制定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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