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１９５８：一桌五亿农民的“大锅饭”
时间：2021-07-12 00:04: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生存危机(一)
庐山会议后全国出现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高潮时，粮食危机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此时不再办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将粮食直接分配到户，允许社员耕种自留地。粮食虽然少点，但还可以干稀搭配，多种蔬菜补充粮食的不足，应当说是可以渡过难关的。可惜当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5亿多农民重新捆绑在公共食堂，吃那一日少于一日的“大锅饭”，其结果可想而知。到1960年春，粮荒已经开始危及社员的生存。
据河北省3.5万多个生产队1960年4月的统计，社员平均吃粮水平达到1斤以上的。有7759个队。占21.7％；12两以上1斤以下的，有21292个队，占59.6％：半斤以上12两以下的有5316个队，占14.9％；不到半斤的有1346个，占3.8％：最少的只吃3.4两。这个3.4两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的2.5～3两。而当时，河北省委提出的要求是每人每天1斤以上。可由于无粮可吃，实际上多数生产队达不到要求。
到1960年冬，河北农村的吃粮标准被进一步降低。这年11月，宣化市农村人均每天粮食消费5.4两。其中，3～4两的有109个食堂22565人；4～5两的有805个食堂139316人；5～6两的有286个食堂61780人。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截至1960年11月17日前，全社的132个食堂中，吃5两的共有76个食堂：6两的31个食堂：6两以上的25个食堂。全公社存粮仅有2467333斤，这点粮食就是全社至1961年6月的口粮。按此计算，到1961年6月底，每人每天平均只有3.2两粮。其中1两以下的有6个队：1～2两的有13个队：2～3两的有6个队；3～4两的有11个队；4～5两的有5个队；5～6两的有1个队：6～7两的有3个队：7两以上的有两个队。
河南叶县旧县公社的老鸦张管理区1959年受灾较重，全年粮食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口粮本来就不足，加之管理不善。用粮没有计划，以至于这年11月起就开始缺粮。缺粮之初，由于干菜、蔬菜较多，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到了1960年2月，干蔬菜吃完，粮食更缺，在全管理区的7个大队中，5个大队有8天的时间平均每人每天吃二三两豆子，有9天每天吃2两谷子，其余的时间大部分是每天吃4两粮。最多吃到6两。粮食不够，群众只得找雁屎、树皮、青苗、坏红薯充饥。
1960年2月18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到1960年2月15日。全省有44个县235个公社5600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5.9万多人，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万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1960年1月1日至4月27日，河南省内黄县东庄人民公社共死亡572人，占全社总人口的1.9％。死亡最严重的渡店、大村、管庄、卫流河、野庄等5个大队，从这年1月以来共死亡284人，占人口总数的3.9％。该社渡店大队在此期间。死亡85人，占全队人口的4.8％，该队的第一生产队240人，死亡25人。这个大队在4月17日至23日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由于无粮可吃，连续让社员吃粗棉籽面4顿，由于消化不良得干结病死亡的有22人。该社卫流河大队1019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3月28日共外流人员90人，死亡33人。原有牲口47头。死去30头。大村大队原有人口1920人，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16日，死亡82人，外逃182人。原有牲口130头，死去68头，其余的62头，有42头不能干重活，20头完全不能用。除了非正常死亡外。社员患病率也很高，卫流河大队第八生产队有156人，病情严重的有33人，其中营养不好、患浮肿病的有13人。该大队的第五生产队，有53户。户户有病人，全家人都生病或生病人数在半数以的有24户。
由于无粮可食，东庄公社不少公共食堂只得停伙。这期间，除了少数农户可以吃到点粮食外，大部分没有粮食的社员，主要靠挖野菜、拾红薯、捡萝卜叶维持生活。大村大队社员卓文志在临死时对儿子说：“你去问问队长，看批下了粮食没有……”卫流河大队一个12岁的小孩，因饥饿难忍，只得以吃红薯秧充饥，结果得了干结病，7天拉不下大便，得干结病而死。
公共食堂停伙期间，东庄公社的大村、卫流河等大队，大小榆树的皮被剥光充食。以致不少榆树枯死。1960年2月，上级批给食堂的粮食指标下来了，一些生产队由于没钱买粮、买煤，要社员自己出钱买饭吃。有点外来收入的社员可以买到饭吃，没有钱的社员只得贱卖东西换粮。卫流河大队200余户，贱卖过东西的有60户，一个女社员拿一把大铁壶当废铁卖，得了3角钱。社员卫某，因没钱买饭吃。给下放到该村工作的公社干部磕头，哀求给点饭吃。也有社员因无钱买饭。在大街上号啕大哭。
这个公社的口粮指标，对上面汇报说有12两，实际上只有8两5钱，相当于新秤的半斤。另外的3两5钱是棉籽。就是这8两5钱的粮食，还有20％的谷子和稻谷，是以斤对斤的计算方法顶吃粮指标，按当时的稻谷去壳技术，一斤稻谷只能出米7两左右。就是这么低的口粮指标，内黄县也只能安排到5月5日，根本接不上夏收。有的公社担心接不上新粮，又把口粮指标压低为半斤。有红薯育苗的生产队，将已种地下的红薯种，按4斤红薯种顶1斤粮食计算，作为吃粮指标。可是，又不能直接取出红薯种，而是要等到红薯育苗插完秧后才可取出吃，可采摘了秧苗后的红薯种挖出后大都已烂掉，即使没烂掉的部分，也是无淀粉无水分，更不用说有营养。
由于内黄粮食库存少，一次只能给食堂拨10天的口粮，一些经济困难的大队，完全靠借款、贷款、动员群众拿出储蓄来购粮，有的大队因粮款不够，常是头一天拉回的粮食，仅够第二天一天吃。由于不能按月或较长时间安排生活，有的食堂常是有什么吃什么，今天有粮食就吃粮食，明天拉来的是棉籽就尽吃棉籽。哪天借贷不到钱，食堂就停伙断炊。食堂时停时开，社员生活根本没有着落。棉籽在过去灾荒时群众也吃，但一般在春季后不能吃，而且棉籽面粗。棉皮和棉绒又不容易去掉，掺粮一少，吃了就容易生病。东庄公社有不少社员就因吃棉籽生重病以至死亡。
这个公社出现浮肿、重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粮食问题，而其背后却与干部的素质、干部作风有密切关系。该公社党委书记在这年春召开的公社社员代表会上。听了后寨大队支部汇报说大队有粮食，当即予以表扬。实际上这个大队食堂的问题很大，大部分食堂尽吃红薯干。对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则当场给予批评、辩论和斗争。大村大队第六生产队妇女队长向公社党委书记如实汇报了玉米因生虫产量低的情况，却当场受到斗争，并一再被追问：玉米虫是哪一天生的，共生了多少个，吃了多少玉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