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李富春在延安时期的中央组织部
时间：2021-07-11 20:00: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云和李富春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的岁月里。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两个人共同参加了长征；经历了延安岁月，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一起进军东北，陈云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本文选取了延安时期陈云和李富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历史片段，再现他们患难与共、相互支持的革命情谊。
组织部就“像一个大家庭，上下级的关系非常融洽。部长陈云同志、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采取直接领导的办法工作，办事效率很高”
1937年11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全国工作大开展，领导干部不够分配，请即刻将陈云……等诸同志派回中央工作。”11月29日，陈云同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面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并对各地工作重新作出部署。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陈云、李富春等组成党务委员会。不久，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自此，两个人的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了党的组织工作上，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当时，中央组织部人很少，包括陈云和李富春也只有十来名干部。中组部内设机构也很精干，除陈云、李富春外，下设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科。1943年，李富春调离中组部以后，中组部就不再设副部长。许多同志回忆，当时，“那里风气很正，大家团结很好，陈云、富春同志十分平易近人”。
最初，陈云和李富春的办公地点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角下一座小巧的四合院里，院内的小山坡上有七八个土窑洞。第一口就是陈云的办公室兼住所，里面非常简朴，但摆设很有条理。陈云秘书回忆说：“办公桌上文件的摆放，都有一定的位置顺序。哪些放在桌面上，哪些放在抽屉里，都有一定之规。而在桌面上放的文件，也都是一叠一叠的分类堆，哪些是急办的，哪些是预备提交部务会议讨论的，都有各自的位置。我去给他送文件时，都按这种规律摆放，有时我放错了，他会马上纠正过来。书架上的书，大都是马列主义原著、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一些理论参考书籍，堆得满满的，但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也都是按一定位置摆放的。”后来因为敌机轰炸延安，中组部先后搬到延安北门外原中央党校住处和杨家岭，同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为邻。
关于中央组织部工作方法。“那时，每星期六的上午，中央组织部召开部务会议。会议由陈云、李富春同志主持，参加的人员还有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记录由秘书长负责。部务会议主要讨论的有执行组织路线中的重大问题，比如，组织工作如何贯彻党的总路线，如何为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总路线服务；还有全党组织、干部政策，地方组织状况，干部任免，党务委员会工作以及组织部机关建设上的比较重大的问题。部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由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头去办理，例如干部的任免、调动由干部科办理。重要的由富春同志签署‘陈李’两个字就发出去，不再传阅画圈。”
中央组织部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十分健全。领导之间亲密团结，既有各自的分工，又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重大事情都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陈云同志是总的负责，李富春同志承担常务工作。”在部内，陈云平时说话不多，但讲起话来“条理清楚，观点明朗”，给人以“聪明机智，精炼果断，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印象。组织部就“像一个大家庭，上下级的关系非常融洽。部长陈云同志、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采取直接领导的办法工作，办事效率很高”。陈云看上去“瘦瘦的，显得精干、文静”。他“对人很和气，总是以一种很平等的姿态来与你交谈，说起话来像唠家常似的，使你感到十分亲切”。
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这是全面抗战初期党的一项重大决策。据此，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为此，从1938年春天开始，陈云和李富春等用相当多的精力对全国组织工作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他们要求中组部建立相应机构，确定人员，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工作情况，以便制定不同的对策，加强指导。3月，陈云向中央书记处建议调一些下面的干部来中央汇报工作，得到中央批准。这个时期中组部的工作重点和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全国各地派遣干部，二是解决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党籍问题以及安置革命家属问题，三是训练干部。陈云认为，组织部是中央的一个得力部门，解决问题的态度是大公无私的。“对干部的分配较有计划”，“能按照他们的能力分配工作，派出的人都很适当”。当然，这离不开陈云和李富春的正确领导。
“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现在仍要注意过去经验，使党有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使延安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重点逐渐从面向延安一地转为面向全国。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陈云和李富春等出席了会议，李富春担任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抗战以来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干扰。根据全面抗战形势的变化，中组部的工作内容有所增加：其一，研究全国组织工作，为党的七大做准备；其二，研究外省组织问题，包括党的巩固与发展问题、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关系问题、不同地区的不同工作方法问题；其三，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其四，把延安的工作经验推广到全国去。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议，对延安各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整理。检查工作目的是，“发扬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提高工作与学习的效能，克服工作中的困难，纠正工作中的弱点，以便更顺利地完成各部门应负的工作任务，准备迎接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党中央决定，这项工作由中组部“负责领导和督促”，由陈云、李富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