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发展述论
时间：2021-07-11 00:00: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文化是政治与经济的产物，抗战文化即是抗日战争时代的产物。抗战文化在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上海得到实现、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高涨，并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先后形成了以“孤岛”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抗战文化，出现了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抗战文化中心和以延安为代表的边区抗战文化中心，构成了抗战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 键 词抗战文化发展抗争民族救亡
作者朱敏彦，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教授。（上海：２０００６０）
文化是政治与经济的产物，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抗战文化即是抗日战争时代的产物，它给予伟大影响与作用于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１］抗战文化在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上海得到实现、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高涨。上海沦陷后，一方面，以“孤岛”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抗战文化在进行着艰难抗争，乃至上海全面沦陷后，仍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下顽强苦斗；另一方面，随着抗战文化的西迁，出现了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抗战文化中心和以延安为代表的边区抗战文化中心，抗战文化在曲折中繁荣和发展，形成了抗战文化发展的新格局。
一、抗战文化在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上海得到实现、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高涨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在阶级矛盾为主向以民族矛盾为主的国内社会矛盾转换中，决定了文化的双重性和过渡性的特征，即左翼文化与抗战文化的交替和转换。
３０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化界，左翼文化代表着进步倾向的主潮。以１９３０年３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为标志，一批左翼文化团体推动着中国革命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积极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展现了革命文化工作者队伍的雄厚实力。他们纷纷创办刊物，开辟和占领舆论阵地，扩大革命影响，使白色恐怖下充满阴森的中国文坛，呈现出盎然生机。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抗战。上海各界人士倾其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也都纷纷声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第一次抗日救亡高潮。革命文化工作者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各类报纸和文学刊物立刻转向刊登反对侵略、主张抗日的小说、诗歌、剧本；许多学校、团体抓紧排练演出，宣传抗日救亡，抗战文化气氛浓郁一时。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领域，先后涌现了“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歌曲”等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化热潮。如《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等作品；《桃李劫》、《风云儿女》等救亡故事片；《义勇军进行曲》、《黄河之恋》、《热血》、《青年进行曲》等救亡歌曲。
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以后，尤其是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２日，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２８３位文化名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１２月２７日，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随后上海各行各业各界也纷纷成立救国会。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８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上海的救国运动迅速推动了第二次抗日救亡高潮。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左翼文化团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于１９３５年底到１９３６年这段时期自动解散，走上了新的战场。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抗战的旗帜下，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各界救亡运动一下子达到沸点。据《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上旬的统计，卢沟桥事变以来上海各界先后成立的救亡团体达１４０多个。上海成为第三次抗日救亡高潮的中心。在抗日救亡热潮中，广大文化工作者一致表示：要下定决心，“上文化战线，唤醒同胞，组织同胞，共同为抗敌救国而奋斗”［２］。文化界人士把文化与抗战紧密相联，并积极主动地用文化的表现形式为抗战服务。
文学领域的表现最为突出。如郑振铎的《战号》、王统照的《上海之歌》、郭沫若的《战声集》等诗集，茅盾的《炮火的洗礼》、巴金的《控诉集》等散文、报告文学集，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华北的烽火》、《给予者》等。这些作品揭露日军暴行，歌颂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传播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宣传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道理，对鼓动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和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起了重大的作用。
其他如戏剧、报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保卫卢沟桥》剧本汇集了话剧界和电影界近百名主要演员排练了１０天，８月７日正式公演，轰动全上海；又如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等，这些戏剧报刊成为上海抗战文化实现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外，上海的艺术家们以歌咏、漫画、朗诵等最活跃的艺术形式，广泛传播抗日救亡思想，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的感染中高扬起抗日救亡的爱国意识，极大地发挥了社会教育和鼓动的功能。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向文化界发出了紧急动员令。所有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坚持抗战高于一切的原则，自觉地将自己的所有文化活动纳入为抗战服务的轨道，从而使自３０年代初就萌发的抗战文化，终于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的上海，很快得到实现、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高涨。
二、抗战文化在以“孤岛”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的艰难抗争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上海沦陷，成为一座“孤岛”。上海大量文化机构团体和大批文化名人纷纷西迁。轰轰烈烈的文化救亡运动突然沉寂下来。然而，租界的相对“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日军侵占上海的战争火焰。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使“孤岛”文化出现了奇特的繁荣。
战斗在“孤岛”的爱国报人，首先冲破重重障碍，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借外商的名义，在租界办起了一批抗日进步报刊。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报人创办的《每日译报》等。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５日创办的《文汇报》，由英国人克明担任发行人。《申报》也于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１０日重新迁回上海，挂起美商招牌复刊；《新闻报》也挂起美商招牌，得以免受日军的检查。一段时期“孤岛”上海出现了抗日进步报刊林立的状况，抗日宣传阵地日益扩大。
“孤岛”时期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孤岛”时期，上海先后出版的各种文艺刊物有１５０多种，其中文艺期刊９０余种，文艺丛刊近２０种，文艺副刊４０余种，陆续印行出版的各种文学作品集、单行本达１５０余种［３］。
除了文学创作的复苏外，出版界的成绩也十分突出，除了许多文学类著作问世外，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鲁迅全集》、毛泽东有关抗战的著作和外国进步新闻记者访问延安的著作也相继出版，表现出“孤岛”出版界的活力。
然而，随着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上海全面沦陷，上海步入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岁月。日军对文化界的法西斯主义统治，造成了沦陷时期上海文化的萧条。“孤岛”时期文化领域出现的繁荣很快就消失了，伴随而来的是以《古今》为代表的汉奸文化的大肆泛滥。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周作人、梁鸿志等汪伪政府要人纷纷在《古今》上摇唇鼓舌，大放厥词。最先与汉奸文学抗争的是一些上海通俗文学作家。他们利用通俗文学表面上较为“温和”的形象和一贯注重娱乐性、消遣性的表象，用一些健康的作品去影响社会、影响市民，宣传爱国的思想，暴露汉奸的卖国嘴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