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国长期阶段性减速推算2050年中等发达国家标准
时间：2021-07-09 00:00: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从长期看，全球政经环境、人口变动和技术进步等会对各国经济增长产生系统性阶段性影响，据此可将1950—2050年全球各国经济长期增长大体分为1951—1985（1981）年、1985（1981）—2015年及2016—2050年三个阶段。通过纳入Conference Board 世界经济数据库中1950—2015年经济指标数据完整的所有国家，基于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的长期经济增长都会阶段性减速，分别以各国1951—2015年、1951—1985（1981）年及1985（1981）—2015年的GDP、人口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速进行阶段性减速外推，得到2050年各国人均GDP排名前50%国家人均GDP均值、2050年各国人均GDP排名30%分位数和2050年各国人均GDP排名40%分位数，将其分别作为2050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较高标准、中性标准和较低标准，在不同情景下分别约为人均22000美元、20000美元、15000美元。
关键词：全球环境 阶段性减速 中等发达国家标准
一、对各国经济增速有系统影响的全球环境等呈现阶段性变化
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和科技进步等，是长期内影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重大系统性变量，会对各国经济增速产生直接重大影响，是研究全球各国长期增长的重要视角。根据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和科技进步等阶段性变化，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至今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50年左右至1985年前后，1985年前后至2015年前后关于全球周期阶段是否明显及其划分，已有大量研究做过这方面的典型事实梳理。全球多数国家经济增速和通胀率都在1985年前后出现了明显变化，进入了所谓的大稳健状态（Great Moderation）。并且，如果把本研究涉及的1950—2050年作为长时段，以中间某年为节点分段时，在节点年份向前或向后几年，比如说以1981或1989年为节点，在对上百个国家约35年时间跨度求年均增速时，理论上应该没有很明显的影响，一是35年左右的时间长度球年均增速本身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前后几个年份可能出现的增速较大变化造成的影响，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985年前后几年的经济增速数据也没有异常到变化跳跃太大；二是涉及到对上百个国家球人均GDP排名上四分位数或均值，由于估算不同国家相关指标增速时可能存在方向相反的误差会彼此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就会使得误差或偏差较只对一个国家进行计算或估算时小甚至忽略不计。为确保结果可信性，下文同时采用1985和1981年作为节点进行分阶段测算，以形成对比。。
（一）二战后以来全球政经环境经历冷战对峙和全球化两阶段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演变进程，有三个重要的节点，给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带来了系统性变化。第一个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50年左右以来，全球各国进入战后重建和冷战对峙，世界自1950年以来进入了长达30—40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时期，以美苏争霸主导的长期冷战波及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国家，全球化几乎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倒退。美欧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快速发展，前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增长整体上不尽如人意，拉美、非洲等候殖民地独立国家也经历了波折的发展。第二个节点是自1985年前后以来，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开始融入以美国欧洲主导的不断向全球扩散的市场经济体系。前苏联解体及柏林墙倒塌，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进入全球体系循环，原社会主义阵营中绝大多数经济体先后融入了美国、欧盟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发达国家则恰好经历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大了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设厂。两相结合，由此带来了过去30多年低物价商品的全球生产和全球供给，全球经济也出现持续的高速增长。第三个节点是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逆全球化抬头。自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并逐渐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仍在经历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上升阶段实体经济产能扩张后的周期性调整，世界经济总体进入低速调整期，全球经济不得不进行发展模式、结构和动力机制等的新一轮调整。欧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去杠杆化导致消费需求减缓，难以摆脱增长乏力局面。新兴经济体虽然发展前景广阔，但目前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持续减速迹象，并未真正与发达国家脱钩。由于短期内难以在重大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方面有所突破，世界经济中期内缺乏新增长点，加上热点地区动荡的冲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整体呈现反危机的宽松取向，改善全球治理和加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的诉求日益强烈，但全球政策协调困难加大，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运动又日益凸显。
展望到2050年的未來30多年，国际竞争加剧将可能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趋于放缓。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看，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作为全球化领导者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趋于激烈。但是，由于世界主要经济板块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也有助于会限制极端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因此，从短期看，也不宜太悲观。
（二）二战后以来全球主要大洲和国家人口结构呈现阶段性变化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的全球、各大洲和主要经济体的人口结构演变进程，也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给全球各国长期经济表现带来了系统性变化。第一个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50年左右以来，绝大多数国家为了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等都想法设法增加人口，纷纷以各种方式出台促进人口的政策措施等。如以中国、美国为代表，分别出现了“毛时代”的人口总量翻番和影响美国达半个多世纪的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婴儿潮，欧洲等国人口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恢复性增长；一些第三世界和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也带来了人口增长的加速，尤其是印度人口增长异常明显。第二个节点是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美欧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带来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污染约束越来越明显，以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大多数国家开始在人口政策取向上做出调整，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速逐渐放缓；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就业社会稳定问题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问题等，也对人口政策做出调整，尤其是中国自1985年前后开始严格实行“一孩政策”，对后来30年的人口增速产生了明显抑制，并带来了今天日益凸显的“未富先老”或过早老龄化问题。第三个时间节点也许正在发生或出现，目前尚无法定论。一方面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们的生育意愿确实在逐渐下降，另一方面是像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应对“未富先老”问题正在放松人口政策，发达国家也在出台鼓励生育的福利政策以应对缺乏年轻生产者的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社会。未来全球各国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取决于以上因素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