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民主恳谈对中国政治学的意义
时间：2021-07-06 00:03: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简介：程同顺（1969－），男，山西闻喜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张国军（1982－），男，山东滨州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071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转换”（批准号NKZXA10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民主恳谈是产生于浙江温岭市的一种新型基层民主形式，专家介入是其显著特征，政治学专家学者在其产生及深化的十余年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民主恳谈推动民主从理念走向实践，提升了政治学的社会政治影响，丰富了政治学的学术资源，对于促进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民主恳谈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有关民主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如民主与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协商民主的特征与本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价值以及决策中民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
关键词：温岭；民主恳谈；中国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67；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4003406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基本术语和研究热点的转变与现实政治发展休戚相关，应着现实政治发展的节拍而不断变换。“革命”、“专政”、“阶级斗争”已经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而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反映新时代主题的“民主”、“和谐”和“发展”。产生于浙江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将民主从理念引向实践，政治学专家学者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作用不再仅是被动地对社会政治现实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而是参与到推广和深化民主恳谈的实践行动中来。知与行的结合，使温岭民主恳谈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温岭民主恳谈的发展历程
（一）发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创新
1999年，浙江在全省农村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鉴于群众对此前持续进行了十年的“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已生厌烦情绪，这次活动要采取新形式。台州市在温岭市松门镇试点，经过反复讨论，松门镇党委决定采用群众当面提问题、干部现场解答的方式，邀请村民同镇领导座谈，村民热情高涨、畅所欲言，论坛取得显著成效。当年，松门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又举办了三届，参加的群众达600余人次，提出问题110件，当场解释或答复84件，承诺交办26件，人们将这种论坛形式誉为松门镇的“焦点访谈”[1]。在对话沟通中，一种新型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方式逐渐成熟，而民主恳谈也渐露端倪。
（二）定型：形成基本模式
在松门镇的示范效应下，温岭市各地陆续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干群对话活动，并冠以“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民情直通车”等名称。这些活动引起了浙江各级党政部门、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1999年12月，台州市委在松门镇召开了现场交流会，总结温岭经验，前来观摩的专家学者指出，温岭的各种对话沟通活动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创新载体，更是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政治。经过专家学者的点拨，温岭市将其所举办的这些活动与民主挂起钩来，对民主恳谈的指导和宣传重心也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转向基层民主。
2001年6月，温岭市委发文，要求将温岭各地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载体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提出规范性要求，并推广到全市所有乡镇，进而将其引入城镇居民社区、基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业单位等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2]。在温岭市委多个文件的规范下，经过几年发展，民主恳谈形成了基本运行模式，并在各领域推广开来。
（三）深化：由体制外走向体制内
2004年11月，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和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大学政府系在杭州举办“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数学者从践行协商民主的角度认识温岭民主恳谈，并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建议。与会专家建议在温岭施行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以此将民主恳谈与人大工作结合起来，实现民主恳谈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过渡，促进其深化和发展。
2005年，温岭市新河镇、泽国镇按照不同模式开展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让民众和代表切实参与到政府预算的审核和监督过程中来。将民主恳谈与地方人大工作结合，融合体制外的制度创新与现行制度安排，不仅开辟了民主恳谈的制度化之路，同时也有效地激活了地方人大的功能，促使基层人大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2008年，温岭市将预算民主恳谈推广至六个镇，2010年又推广到全市各镇和街道，并且，将参与式预算从镇升格到市级政府部门。
目前，温岭民主恳谈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对话型、决策型和参与式预算[3]。这三种类型民主恳谈的存在既具有共时性，在不同场合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又能够体现出民主恳谈历时性的发展，从初期阶段的对话恳谈到参与决策，进而演进到预算民主恳谈。温岭民主恳谈已经比较完善，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将民主恳谈由最初的作为加强对话、获取民意的一种思想政治工作方式，逐步发展成为温岭市各级党政机关处理事关民众利益的各项事务的决策程序，进而将其培育成为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形式。
二、专家介入：民主恳谈的民主试验特征
温岭的民主恳谈并非自下而上的“草根式民主”，而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且有专家介入和参与设计的“试验式民主”，具有非常强的民主试验特征。
（一）知性官员的探索和推动
在温岭民主恳谈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是一个关键人物。从民主恳谈发源至今，陈奕敏一直是该工作的大力推动者和实际执行者。陈奕敏身为官员，却怀有知识分子般浓厚的民主情节，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奇妙混合：他对政治学感兴趣，熟读西方政治学名著，同时又有着强烈的规则意识，脚踏实地[4]。民主恳谈在温岭产生，自有其必然性，但一位被评价为“非常无私”的知性官员的存在无疑为其提供了来自体制内的最大助力[4]。
1999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为陈奕敏的民主理想提供了一个切入点。陈奕敏与温岭市松门镇领导沟通，后者接受了他的想法，民主恳谈由此获得其最初形态。民主恳谈获得稳步发展之后，在政治学专家学者的建议下，陈奕敏找到了深化民主恳谈的另一个突破口，即探索公共预算改革，将民主恳谈与基层人大工作相结合。
（二）专家介入
陈奕敏终究是一位官员，而非知识分子，其为民主恳谈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应是体制内的保驾护航，进而使其得到自上而下的推动。与此相比，一批活跃在民主恳谈发展过程中的专家学者的存在，则使民主恳谈具有了一个更加显著的特征，即专家介入。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和学者，一直谋划和指导着民主恳谈的发展和实际操作，使其更加完善和多元化。正如景跃进教授所做的比喻，民主恳谈就是一个大火锅，专家、学者、官员和老百姓不断往里加佐料，使其“显得更加多元”，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序上都发挥着作用[5]。
2004年11月举办的“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温岭民主恳谈的深化发展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承诺择机到温岭观摩和指导民主恳谈。2005年温岭市泽国镇公众参与本年度城镇建设资金使用安排决策，正是在此次学术会议的推动下产生的一个由专家直接策划、指导、组织运行的成功案例。在此次预算恳谈活动中，12位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组对30个项目的可行性方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每个项目的资金预算；形成关于预算项目的民意调查问卷；采用乒乓球摇号的随机抽样方式产生民意代表参与预算民主恳谈；对恳谈小组主持人进行培训，以确保恳谈的质量；然后，专家组全程监控泽国镇的预算恳谈会，确保了其顺利运行[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