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时间：2021-07-05 20:00: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3年11月29日，首届“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研讨会”在与会学者意犹未尽的探讨中结束了，但关于如何创新中国政治话语及其传播方式的话题仿佛才刚刚开始。
这次会议由求是杂志社、中国外文局、中央编译局联合举办，旨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构建融通中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一思想所反映的重要议题，搭建一个全新的跨界交流平台，邀请政治话语创建、翻译和对外传播三方面专家，深入研讨中国政治话语的创新及对外传播。在这次思想的交流碰撞中，涌现出很多真知灼见。
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与会学者认为，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定为“中国政治话语传播”，抓住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传播好中国声音和中国价值理念，提高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与水平，意义深远。
1.话语权建设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必要环节。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研局副局长李鑫炜指出，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起点上，同时也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也是风险、挑战、困难甚至战略陷阱集中的阶段。我们既要为走向世界开拓进取，又要让世界认知、接纳进而欣赏，还要防止外部势力的干扰破坏。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构建我们的政治话语权、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于我国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中国积渐而成的制度体系，需要我们积极探索一套政治话语体系来对其进行阐述和介绍。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孔根红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迄今尚未有过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体量巨大、人口众多，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迥然不同的行为体，以其独一无二的国家治理体系、独具优势的执行能力、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进入国际体系中心，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成功，各国都在用自己的话语进行解读，并试图用自己的话语影响他人。因此，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是展示中国形象，阐释中国理念，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信心的必然要求。
3.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意义重大。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提法，给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指明了方向。融通中外，是能否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进一步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与会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在不断融入世界、形成自己话语权的过程中，面临很多突出的问题和挑战。既有意识形态等方面造成政治话语的误读，也有中外语言习惯、翻译技巧以及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等方面的问题。深入研究、全面认知这些问题，对于创新中国政治话语及其传播方式至关重要。
1.对于中国政治话语特别是关键词“五花八门”的翻译，造成国外受众对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成就等误解和误读。周明伟认为，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对中国的解读总体趋于客观，但全球话语体系仍为西方所主导，大部分是通过英语体系来表达，因此对中国政治语言的解读五花八门，甚至包括负面化、妖魔化的解读和翻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指出，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海外舆论对中国梦的各种误读上。比如，有的把中国梦解读为“帝国梦”，即复兴中华帝国之梦；有的解读为“威权梦”，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挑战了西方启蒙理性以及自由民主的传统，给西方主流学术界带来巨大冲击；有的解读为“敛财梦”，在海外财经报道中频频出现“中国把东西卖给全世界，然后再买下全世界”的话语；还有所谓“强军梦”、“雪耻梦”、“世界第一梦”、“超级大国梦”等等。这些误读已影响到中国国际形象。
2.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更容易遭遇话语权被挤压、形象被歪曲的情况。李鑫炜认为，任何国家发展到战略崛起阶段，都会面临形象被歪曲、被碎片化，话语权被挤压的情况，这在历史上已有许多先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何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认可中国，确实是一个巨大挑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苏长和认为，在国际交往中，国外在话语方面对我们有很多压制：有的对中国政治经济现象进行西方式命名，比如，说我们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是采取他们的道路；有的用过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强权主义政治中为人诟病的概念来说中国，比如说中国是对外殖民主义；有的不断抛出诸如“中国威胁论”、“不守规则论”等，让我们忙于做解释工作；有的对我们的政治话语故意装作听不懂，说我们不接轨、不兼容，似乎只有像西方一样说话才具有影响力，否则就是边缘；有的将我们好的方面都归功于西方政治文明，将不好的方面都说成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有的则利用各种民调机构和评奖活动等，不断抛出政治话语，引导舆情；等等。
3.社会制度、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给我国政治话语的传播带来巨大挑战。《人民画报》社社长于涛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外交往的增多，外国媒体和民众对中国的态度逐渐趋向客观，但挑战依然存在，并且因为交往频繁而产生许多直接的利益冲突，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更加严峻。例如，在对政党、政治主张和政治人物的态度上，我们对中央文件是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西方则习惯于对政府的政策主张提出质疑；我们注重集体、善于综合、关注整体，西方则注意局部、长于分析、关注个人；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广受赞誉，西方的政治领袖在成长过程中则饱受各方批评；等等。在语言文化方面，我国政治话语是高度概括的、抽象的，对内传播尚需解读、学习、领会，更何况要让外国人理解。有些词在中文里是褒义、中性的表述，但在英文里是负面的，比如“意识形态”，对我们来说是褒义或者中性词，英文的“意识形态”则指负面、有争议、有问题的内容。这种文化和语言的差异给中国政治话语传播带来许多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