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改组前后发展党员的“标准”与“实际”中
时间：2021-07-05 08:02: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主要以国民党改组前后发展党员视角出发，对比发展党员标准和实际发展中的差距，浅略总结其经验问题。试图从他党历史中，以另一种视角理解新时期我党提出从严治党中“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中国国民党 入党标准 从严治党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形成中共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而如何准确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中，五大内核之一的“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的科学内涵与历史使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索和理解的问题。
一、改组前的探索。
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完成改组之前，对党员的发展标准都是比较松散的，这有其历史因素，早在孙中山组织第一个革命团体中兴会就可看出端倪。当时革命团体成员主要来自华侨，很多人并不会直接参与革命，所以在规定标准时仅是赞成会议宗旨和资金援助。這样的标准对后面组建的革命团团体和政党都有其影响。其中二次革命的失败，让孙中山反思其原因，在日本重新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后，亲自拟定了入党誓约，规定入当者必须绝对服从其个人的领导，无论资格多老都必须重新立誓约，并加按指印。体现孙中山对其问题的反思与看重，妄图用极端的个人强权卡紧发展入党关卡，做出肃清党务的第一步。
但就这一漫长摸索阶段而言，发展党员的标准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信仰相同;服从（孙中山个人）领导与履行党员的（经费）义务;最后能牺牲自由与生命献身于党是最好不过的。这一阶段的探索对后面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个人领导和经费义务。因为后任的蒋介石对培养忠于个人领导的党员队伍就格外痴迷。
二、改组时的进步。
学者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他将国民党改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第二阶段为1923年预备“容共联俄”;第三阶段为1924年实行“容共联俄”，完成改组。
第一阶段：1919年孙中山组成中国国民党，发布其《中国国民党规约》关于入党标准就规定了：凡中华民国成年男女，与本党宗旨相同者，由党员二人介绍，由本党发给证书，始得为本党党员;……不得兼入他党。党员的义务更多的体现在其经费的支持上，体现在《中国国民党规约》的第二章：“交纳入党费（10元）是党员的义务”。
这一标准很快又融入其新色彩，那就是第二阶段：1923年的预备“容共联俄”。被军阀伤透了心的国民党在这一时期与共产党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双方在民主友好的旗帜下从“容共”到“联俄”，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层更是进一步认识到其党务的问题，逐步着手从“改进”到其“改组”。廖仲恺就在“改组”前夕一次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提到“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之历史而已……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这段话体现国民党上层当时对自身党员问题的一个认识：注重上层，忽视下层。
重大转折出现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即第三阶段：“容共联俄”，完成改组。这一时期，国民党发展党员的标准依靠官方党章执行的话，首要应是：凡信仰三民主义，愿遵行本党党章及党员守则者，得依规定申请入党，经本党核可后为本党党员，党员入党办法另定之。在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鲍罗廷的指导下，初次规定了党员参加党的工作的义务和党费的调整：开始由中央资助党的支部，并下调了党员党费，对特殊人群免除党费。不难看出，这一阶段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以俄为师”，借鉴他国经验更加规范严谨，向“国民的党”进行转变，让老百姓更多了解和加入其党;同时也向“党军”发展，学者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指出：国民党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现在将争“党统”了……而其中有一点却备受异议，成为争论焦点，那就是是否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这一条。在此之前，关于国民党发展党员的标准上是明确提出过“不得兼入他党”，以保党员的纯洁性。但此次“容共联俄”对共产党员加入党内，怎么处理？在国民党党内引发争执，最后廖仲恺的一句该条款“没必要明文规定”似乎让国名党找到解决问题的不错办法，就是暂时搁置，结果就默许了“跨党党员”的存在。故在这一阶段形成多种政治力量的联盟，其中大量吸收农工入党，党员数量急剧增加。
三、改组后的混乱。
改组完成后，基本奠定了中国国民党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此后也有诸多调整和修订，比如对遗留的“跨党”问题就是到了1928年才解决，以蒋介石，陈果夫，丁惟汾等联名发表的《整理党务计划案》就提出：要规正党员资格，严守“登记（预备党员）——考查——训练”三条原则，“绝对不能组织或加入其他政党团体”……以求纯化党员，党员数量大大减少。除此之外党内追求“以党治国”和“理想党员”（对党信仰），以精化党员，给党员单方面的负担加重，同时也让一般群众难化入党。
直到1931年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了以孙科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方案，后又由于受战时因素影响，发展党员标准变得有些凌乱。早期，孙科的改革是标志着国民党放弃了“革命党”形象，舍弃了训练大众动员其入党的途径，转向培养精英领导群众，这些精英被允许从事其专业领域活动，小化或撤除参加党工作义务。在1937年蒋介石为打破这种局面，寻求其理想党员，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以补充忠实于自己的理念的党员组织，并使之成为国民党党员的正式途径。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国民党已有的问题，又激发了新的派系纠纷，加速国民党的分裂和溃败。所以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发展党员的标准和接受党员的途径，在内外因素双重影响下显得格外凌乱：1.对一般党员征收，程序相当简便，因在1938年废止了预备党员制，入党不需预备期，不需向组织思想汇报，更不需要考核申请者对党的认识。2.对城市知识分子和上层精英则需要一个中央委员做介绍人或两个党员做介绍人。这个方式看似严格，但也并非如此，实际上也是非常随意和不严谨，只能说相对通过这种方式入党者较少。3.集体入党或入团。这并不是战时才特有的，只是在此之前大多为军队集体入党，体现其以党治军。战时集体入党更为宽泛，要么是通过学习入党，要么是威胁入党。1938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一年之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体现其战时国民党对于党员发展过于随意和松弛，不仅不能精化党员质量，还加剧其混乱，直至最终的无力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