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研究争论综述
时间：2021-07-05 04:01: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自从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以来, “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很大争议。对这些争议进行归纳与总结，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模式”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模式；国内外；争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D03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2-0004-02
2004年5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作了较为理性、客观、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并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至此，“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也引起众多学者的热烈讨论与争议。其中对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什么、要不要提“中国模式”等问题，学者们争论激烈，莫衷一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厘清、归纳与总结，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模式”的研究。
一、对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议
有没有“中国模式”，国内外学者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存在 “中国模式”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等人就比较肯定“中国模式”。季塔连科在2004年的《远东问题》第5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而在约翰·奈斯比特看来,“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 “它不仅经济繁荣、政治稳定, 而且在世界大舞台上坚定地呈现着自己的价值观”[1]。新加坡的郑永年教授在《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一文中也肯定“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重要的是回答“中国模式”是什么和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2]。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也指出:“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 事实上有很多种。”[3]330言外之意, “中国模式”是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他还指出:“我们得出的现代性概念, 不能仅仅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基础上。随着新型现代性的出现, 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和扩展”[3]90。马丁·雅克对现代性问题的分析, 实际上就是要明确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并强调中国模式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还在形成之中，远未定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此外法国学者托尼·安德列阿尼和吉勒·吉厄，德国学者罗尔夫·贝特霍尔德、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等人也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获得巨大的成就，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二）不存在“中国模式”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主要有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英中可持续发展对话国家协调员里奥·霍恩、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俄勒冈大学阿里夫·德里克等学者。沈大伟在《中国日报》撰文指出:“如果想要确定的确有这么一个‘中国模式’的话, 必须记住的一点就是这是否是中国特有的……并且其他国家也有借鉴的可行性。”但他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很独特，不可为其他国家所借鉴或复制（只有列宁式党国比如朝鲜、老挝、越南、古巴这样的国家可以）；中国存在众多的而且相当严重的医疗、失业、教育、环境等社会问题，所谓的“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来说不值得称赞与推崇；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新秩序、和谐世界等外交理念也不被其他国家所接受。①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里奥·霍恩指出,“是否过去30年中的战略决策和非决策累加起来便形成了成熟的发展模式? ”这值得怀疑,“‘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义: 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4]他更进步提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模式”。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的,可以被复制的而又具有完整计划的中国模式。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 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5]傅高义、黄亚生等人则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南美比较成功的后现代化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就不是什么“中国模式”。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2010年出版的《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也否认了“中国模式”的存在，他认为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上市场经济和法治促进了发展，这是人类共有的模式，不是什么“中国模式”。美国俄勒冈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教授则完全否认了这一概念,在他看来,“中国模式”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因为它与概念和思想没有多少密切联系,相互间或者共同的认识累加并不一定就是共识。
从对“否定”观点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他们持“否定”主要是基于：第一，“中国模式”不可为他国所借鉴或复制；第二，“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能称之为模式的体系；第三，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当年东南亚成功国家的发展并无差别。他们并不否认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国的成功必有其独特之处，中国的独特在哪儿？学者们把对“中国模式”的关注焦点转移在“‘中国模式’是什么”这一问题上。
二、“中国模式”是什么
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是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不同的观察角度，对“‘中国模式’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也持不同的看法。
（一）“中国模式”的内涵
1.“中国模式”即“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有学者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概念混为一谈。如雷默等人把“北京共识”作为“中国模式”的代名词。雷默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速增长的发展途径。中国科学院霍国庆教授指出：“中国模式”也可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沈云锁从发展道路和经验的角度定义的“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6]。
2.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
《澳大利亚人报》驻中国资深记者罗恩·卡利克把中国模式概括为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 并被众多西方学者所认同。罗恩·卡利克认为“中国模式”“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效仿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 通过对外资的大部分开放, 允许实现劳动方面的灵活性, 减轻税收和监管, 并把私营部门和国家的开支相结合, 从而创建一流的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就是继续保持执政党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构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牢牢控制。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 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① 这种描述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肯定, 但另一方面, 却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偏见。
3.混合经济加一党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