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

时间：2021-07-03 20:02:4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基督教，在中国单指新教，又称耶稣教，它是16世纪时由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派，故称新教，以示与天主教旧教的区别。”新教的创始人是德国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启了新教来华传教的擎端；但较之植根于中国已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天主教来说，当时的新教毕竟是初来者，由于恰逢晚清政府的闭关和禁教政策，其影响力及活动范围仅限于澳门、广州等地。但自此开始直至20世纪初新教在华活动明显北移，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早其200多年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会。史学界有些学者将此称为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现象，笔者谨围绕北移问题作一探析。
　　
　　一、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问题的提出
　　
　　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并同时带来西方的文化，史学界一般的提法是“东来”或“东渐”，指的是西方传教士及文化来到或传播到东方的中国。但近年来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新教在华活动还有一个北移问题。吴义雄教授提出：“五口通商取代广州独口通商，从而使中外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后……新教在华活动的中心也渐渐由广州向北移动，上海变成新的传教中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并认为：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现象基本发生于1807年～1900年间，尤其是其中的1840～1900年间，所称的北移，也是将新教在华活动的1840～1900年阶段与之前的1807～1840年阶段相比较；或将1840～1900年阶段的后期(即1860～1900年)与前期(1840～1860年)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当然，提出新教在华活动北移问题，还因为相对而言，新教传教士的第一个来华者马礼逊1807年来华时已与早于其来华200余年的天主教传教士处于了不同的境地。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明嘉靖帝批准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居住后，传教士接踵而来，在澳门传教。“1601年1月4日，利玛窦偕庞迪我身穿儒服来到了北京城，他们受到明万历皇帝的优礼，在宣武门内赐屋居住，‘所须皆由朝廷供给，每阅四月，领赐银米，约合每月六至八金盾之数，足敷神甫们需用”’。“利玛窦在晋京前已在华南共招收天主教徒一百多名。北京开教后，1603年已招收五百多名，1605年增至一千名，1608年增至约二千名，到1616年在北京和华南所招收的天主教徒共约二千五百名”如此发展至清雍正帝开始禁教之前的1705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已达30万之众。马礼逊1807年到达广州时便没有利玛窦幸运：当时中国唯一的与外国通商的口岸并不能公开传教。因此。马礼逊只能“作为广州外国商馆里来的‘新客’隐居在美国商馆里一年之久。后来的不少美英新教传教士也都是以广州外国商馆的‘新客’为掩护，潜居下来进行为当时清政府所不容许的传教活动”。因此，相对于天主教200年前直奔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并受到欢迎而言，新教以后如要在中国扩展与传播，便存在一个北移问题。而相形之下，天主教在华活动便不存在明显的北移问题。
　　
　　二、新教在华活动北移的三方面原因
　　
　　1　清政府禁教的法令政策与传教士向“三亿不信仰上帝的人”传播“福音”的使命之矛盾与斗争是新教在华活动北移的基础性原因。
　　马礼逊开始踏上广州的土地时，他所面对的是清政府持续了几十年的禁教政策与法令：“1692年康熙帝曾经正式敕准可以传教；但是继位者雍正帝在1724年收回了这道敕令，因为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动机。接着，中国基督教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在后来一百二十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别”。禁止基督教的条款甚至写入了大清律(直到1870年才从大清律中删除)。雍正时，清政府规定除留京效力的传教士之外，其余各省教士俱安置澳门，令其附舶回国。可见，当时除澳门因葡萄牙人以欺骗方式租借，归葡人管属因而仍准天主教公开传教外，其余中国各地是禁止传教的。自此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地域基本限于澳门、广州等华南沿海一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秘密性质；甚至在澳门，由于澳门的外国宗教势力毕竟以葡萄牙人支持的罗马天主教为主，新教传教士在此也只是暂时栖身。所以新教来华后40余年，活动受到了严格限制。到1840年，传教士增加到20人以上，代表六个不同的差会，接受洗礼的华人还不到100人。但恰恰是因为新教来华后40余年被限制在华南沿海狭小一隅，才有了其今后在华活动的北移问题。
　　上述境遇与新教传教士来华的使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圣经》记载耶稣复活后要求他的11个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新教自16世纪产生以来即自称为传播上帝福音的使者，新教皈依者必须决心开始新生活，以引导他人皈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巴乐满在鼓吹来华传教时说：“我为什么到中国?……原因之一是在那辽阔的土地上每天都有一百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状态中死去。……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中国生活着三亿不信仰上帝的人。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能够想象活着不信仰上帝吗?”而美国公理会差会在向中国派出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裨治文时，给其的指示信即称：“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你要以此自勉，让那神圣的热情在你胸中燃烧，竭尽所能和坚忍不拔……”
　　很显然，以上两方面之矛盾与斗争是新教在华活动北移的基础性原因。
　　
　　2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新教传教活动为西方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本质之矛盾与斗争是新教在华活动北移的深层次原因。
　　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湾后曾开“海禁”，设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对外通商，并对外商减免商税以示“怀远”。但这一局部的开放并未长久贯彻下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活动，清政府传谕外国商人，从这年开始，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厦门、宁波等地。此外，清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如外商不得在广东省城过冬，外商需听中国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随意奴役中国人，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时也加强了对内地商人的限制……”“加税也是限制与西洋各国通商的办法之一……”。清政府这样的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业经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及工业革命的列强征服世界的强烈愿望是格格不入的，列强必然以各种手段(包括战争)来打破中国紧闭的关门，实现扩张的野心。扩张首先表现在政治、经济上；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征服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掠夺，而且还表现在精神上的征服和文化的扩张……从一定意义上说，传教运动就是这种精神和文化扩张的表现形式之一。”无怪乎晚清洋务派大臣郭嵩焘一针见血地指出：“夷人之与中国交涉者，一日商、二日教、三日兵，三者相倚以行而各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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