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
时间：2021-07-03 20:00: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历史上常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1999年，八国集团威迫南斯拉夫签订城下之盟，实施了对科索沃的军事占领。两个“八国”的主要成员大体上没有变化，给人以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感觉。近来常常把“大国”二字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仅没有在处置科索沃问题的大国俱乐部中占据一席之地，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还被北约的导弹重创。不少中国人在激愤之余不免感到沮丧和悲观。难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就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至今还是处在落后挨打的境地?
76年前，梁启超应五十整寿的“馆翁”申老先生(上海《申报》馆)之邀，写了一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的文章，总结了1873～1923年间中国历史的总成绩。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内外交困，但是梁启超并不气馁，他说：“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生发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1]在此前一年撰写的《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中，梁说：“我对于现在的政治，自然是十二分悲观；对于将来的政治，却还有二十四分的乐观哩。到底可悲还是可乐，那关键却全在国民身上。……古来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为什么会灭亡得无影无踪呀?因为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民还是个个站起来了，奥国人民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
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2]事实上，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梁启超文中提到的奥国(奥匈帝国)，当年曾经是欧洲列强和八国联军的一员，却早已四分五裂、不复存在。19世纪结束时的世界大国，既有海上霸主英国和长期以来的欧陆领袖法国，又有新兴工业大国美国(GDP总量和工业产值从世纪初的世界第9位跃升至世纪末的第1位)、德国(工业产值世纪末跃升至世界第3位)和“脱亚入欧”的日本，还有几个多民族、多宗教混合的军事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在这些国家中，20世纪进步最突出的是美国，它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大国成长为一个军事、外交和科技文化的大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所有的领域中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英、法、德、日的原有地位大体上没有变化，英法仍旧保持了政治大国的地位，日德虽然在经济上排名世界第二、三位，政治上尚无缘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事上也未完全取得“普通国家”的资格。在19世纪末的几个庞大帝国中，中国是唯一在原有疆域基本完整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转型的国家。俄罗斯帝国经历了两起两落，最终瓦解为近20个主权国家，现在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排名已经落后于韩国、西班牙和巴西，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525％。昔日雄居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瓦解得更加彻底，残留的土耳其国家已经退缩至区区一隅的小亚细亚半岛上。印度文化源远流长，而19世纪的印度帝国则是英国殖民化的产物，随着殖民者的撤出，印度帝国立刻分崩离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长期处于战争和对峙状态，东巴后来又从巴基斯坦中分裂出来，成立了孟加拉国。横向比较，中国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是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各国成绩榜的前端。纵向比较，中国完全有把握实现梁启超所说的蜕变，在古老“中央帝国”的灰烬中，新兴现代世界大国的金凤凰实现展翅飞升。
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为百年来的成就而自满自傲，世纪初中国人的梦想，经历了几代人，有许多仍然是梦想。一个货真价实的当代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众多高素质的人口；辽阔广袤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及所谓的“软权力”。本文拟对中国20世纪在这些方面的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审视。梁启超说，他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不过是将下笔时所感触的几件事随便写下来，只能算是“杂感”，不配说是“概论”。本文虽冠以“历史总成绩的回顾”这样的大帽子，也只是个人思考的点滴所得，希望读者能够见谅。
一
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中说：“盖‘形成国民’之一大事业，比诸任何事业皆倍极艰辛。”“欧洲各国，其地域，大者当我数省，小者一二县耳；其人口，多者不逮我五之一，少者不逮我百之一，而其对于‘形成国民’之一大事业，犹费千余年。再严格论之，彼千余年者，欧洲各国民，不过一面求自脱于野蛮之状态，一面与新侵入之野蛮人抗战而已，其实能于彼时代‘形成国民’者，不过三数国，自余则又近百年始着手从事，而今乃在进行中者也”。我国古代固有民族之复杂，不下欧洲，其受劣等民族之侵入蹂躏，则较受北蛮之祸的罗马为尤酷。“吾国民在此种环境之下，以三四千年间不断的努力，始能使此世界中永远有所谓‘中华国民’者，庞然屹然，为人类一重镇，此其事实可贵而至难能。”[3]清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已超过四亿，占世界人口的1/3。在整个19世纪，由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几次惨烈的国内战争，再加上华北平原的大旱灾，中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一些富庶省份的人口则有大幅度的减少。20世纪的中国人口恢复了增长，而且增加了两倍之多，现已超过125亿人，占世界人口1/5强。
梁启超说：“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大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4]“中华国民”人口众多对于未来世界大国的潜在价值，在梁说的基础上还可以略作补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最近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提出21世纪和平构想，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必须建立控制全球化进程的集体机制。目前，国际社会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必须大力鼓励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以共同理想和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国际秩序。[5]民主国际秩序的集体表决机制决不能单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否则，越是小国政府越拥有国际事务的支配权，势必会鼓励大国内部的分裂势力。民主国际秩序一旦得以确立，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将与其人口的多寡成正比。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没有理由不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议。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目标是效率，第二个目标就是公正。随着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实现，以国界为藩篱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愈来愈不可能。全球发展以人为本，在一个公正的世界中，人均占有自然资源和资本的份额应当是大致相等的。当然，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以战争方式来调整“生存空间”的诉求是不可取的，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财富的再分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和国际民主机制来实现。“中华国民”众多人口的发展要求有更多的资源与资本，只要全球化进程不开倒车，资本向中国境内的自由流入和劳动力向中国境外的自由流出，便是21世纪不可阻挡的两大历史潮流。而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来临，经济发展对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的依赖将会降低，对于人才资源的依赖将会上升。显而易见，当人才真正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时，世界杰出人才从人口众多的“中华国民”中涌现的机会就越来越大，中国人经济领先世界潮的梦想就越来越可能变成现实。
人口问题向来要一分为二：“人手”和“人口”，干活的人和吃饭的人。上面已经谈了“人手”的一面，接下来再看狭义的“人口”。直到上一个世纪，全世界的人口增长模式还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型的。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发达国家率先降低了死亡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型的人口增长模式。人口的持续增长使人们开始考虑“增长的极限”问题，生物追求数量极大化的自然趋向被“适度人口”的新文明观取代。随着观念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模式再次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甚至零增长率和负增长率)”型。进入本世纪下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也开始大幅下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适时地提出了“新人口论”，他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6]。可惜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延误了十多年。然而，由于实行了“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彭佩云承认，目前低生育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行政制约措施)，中国还是得以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过渡。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TRF)于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先后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96年，中国的TRF为18，发达国家为16，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为44。到21世纪30年代实现人口零增长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5～16亿的峰值[7]。
在20世纪，中国首先扭转了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局面，然后又实现了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目标，从而处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态势：既能享有人口众多带来的好处，又能享有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增长向零增长转换带来的好处。1997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为56％，这在国际标准中是非常高的，它反映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中高比例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和相对低比例的孩子与老人(发达国家一般老龄人口比例偏高，发展中国家一般儿童比例偏高)，呈极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型结构。人口学家预测，中国15～59岁人口增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20年代[8]。
当人们为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感到欣慰时，却不能不为中国人口的素质状况感到担忧。国际上有一种衡量人口素质的人文发展指数(HDI)，是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三个指标的加权平均值。HDI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0表示最低水平，1表示最高水平。根据对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HDI指标的测量，排在前三位的是加拿大(0950)、美国(0937)和日本(0937)，中国排在111位，1994年的HDI值是0594，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数0759，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0570[9]。中国的HDI指数主要是被预期寿命指标拉高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医疗卫生条件确有很大的改善，但在另一方面却是统计数据不实的结果。中国农村地区严重的溺婴现象和婴幼儿死亡，并没有真正反映在预期寿命的统计数据中。如果单独考察教育程度尤其是高等教育程度的国际比较，情况就显得更加糟糕了。教育学家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阶段，超过15％就达到大众阶段，超过50％后进入普及阶段。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在有数据可以比较的153个国家中，52％的国家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45％处于大众阶段，3％处于普及阶段。美国大学毛入学率早在1940年就达到16％，而根据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要到2010年才能达到15％。在4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已进入大众阶段，中东(西亚)、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多数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均已实现大众化，俄罗斯和韩国则更上一层楼，进入了普及阶段，而中国大陆毛入学率1996年只有578％，甚至比印度等南亚国家还要低。以上是高等教育的“增量”指标，下面则是高等教育和一般教育的两个“存量”指标。根据何祚庥等对教科文组织公布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的比例，1990年低收入国家按人口加权的平均数为27％，1981年的印度为25％，而1990年的中国仅为20％。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数据，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 而中国只有542年[10]。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潜力。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68人[11]。如果不能尽快消除如此悬殊的差距，科教兴国又何从谈起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口教育素质低下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表明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失败。1860～1940年间，教育现代化曾经是中国现代化事业起步最成功的一个环节。同文馆的设立，是同治中兴的重要成果；李鸿章、袁世凯等创办的新式军事教育，是国防现代化的先行官；戊戌变法的唯一直接产物是京师大学堂；清季新政最红火的也是教育革命。张之洞的《劝学篇》久已著名，他还写过一首“学堂歌”：“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这与现在所说的“科教兴国”基本上是一个意思。由于中国官绅这时已经认识到西学的价值，他们便以几千年来的那种办学热情兴办新式学堂。清末和民国的高等教育是体制多样化的。后来的著名学府既有官办的，如北大；还有绅办的，如南开；也有外国人办的，如燕京、圣约翰；还有中外合办的，如清华。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纷争和军阀混战，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不大。一方面，外部财政支持未减。张作霖、张学良为兴办东北大学投入了大量私产；张宗昌创办了山东大学；冯玉祥把河南全省的契税指定为教育专款，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款产经理处”，出入不经过省财政厅；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并指定教育专用，为清华、北大等提供了雄厚财源；外国教会和慈善事业对中国教育的投入积极性很高，洛克菲勒仅为举办协和医学院就花了上千万美元(现价几亿美元)。周恩来留学欧洲拿的是旧官僚严修的奖学金，大资本家穆藕初拨专款资助“五四”学运的“五大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赴美留学，生活费每月120美元，高于官费生。另一方面，当时的政府没有向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高等教育的根本原则提出严重挑战。国民政府建立后，企图把民办、教会办教育统一管辖起来，头十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受民族主义思潮的支持，政府成功地把教会教育纳入了教育部的指导范围，但没有完全改变董事会的职能与组成；接收民办大学遇到了严重阻力，国民政府的大学院制最后流产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强制推行“党化教育”，终于阉割了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大学传统和自由精神。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在院系调整、“大跃进”和“文革”中受到三次严重摧残，尤其是在十年“文革”中，教育领域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几乎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年。“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改革还是复旧的选择。工农商学兵，大部分领域选择了前者，而教育领域却选择了后者。由于教育领域是“文革”重灾区，在70年代末又与“凡是派”在“十七年”红线黑线问题上发生过一场斗争，许多人对于恢复高考等拨乱反正的成果已经相当满意。当陈云坚持否定1956年以后毛泽东的左倾经济路线时，教育界并没有相应的人士要求全面地重新评价“十七年”的教育路线，1958年的教育革命被否定了，其余年头的教育政策则被作为红线肯定了下来。教育领域受到的最初定向的一击是1952年院系调整，由于发生年代早而没有被纳入历史反思的范围。“全盘苏化”时期确立的教育思想和体制一直延续至今。“文革”结束后，大幅度地压缩了普通教育，初、高中人数锐减，将经费更加集中在高等教育上。但是20年来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是“稳步发展”(中共十五大报告仍如是说)，致使中国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乃至一部分低收入国家(如印度)的差距越来越大。眼下，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12]。
本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强调中国人除了要继续弘扬传统文化所提倡的“私德”外，还要确立新的“公德”观。公德的一方面是公民自由和权利意识，另一方面是合群利群、自治和义务思想。他说：“世界渐趋于文明，则断无无义务之权利，亦断无无权利之义务。”“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自由，二者缺一，时乃非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府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机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之自由)。”[13]五四运动时期，公民意识和公民运动一时勃兴。梁启超对于中国人政治素质的进步，当时曾有相当乐观的肯定。他说：“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原来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至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便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则是民主的精神。”[14]第一种精神确已在中国人心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前不久发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附近的群众示威游行便是明证。第二种精神是否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确实还不敢恭维。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日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他撰文写道：“‘公民’和‘宪法’，都不是中国传统的概念，但是引进到中国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就我记忆所及，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本。……说来惭愧，十年前，我曾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当过五年委员，也算是参加国家立法工作了，可是我所依凭的法律知识居然不过是六十年前从初中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但是几十年来到处向与我年龄相仿、教育程度差不多的人打听他受过的公民教育，回答我的却大多是一脸茫然。偶尔也还有记得的，但是对所教的内容也已大抵不复能回忆，这使我极其惊讶。”“现在有一句话，好像已成了社会的共识：‘中国人的素质太低!’那末，到底要怎样才能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呢?办法当然有千条万条，然而从初中一年级起就实行公民教育应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条。”[15]本世纪国人民主素质的提高不尽人意，以致有人说中国还需要再过50年或100年才能实行国家领导人直选。公民教育的欠缺固然难逃其咎，民主实践的欠缺才是根本原因，因为民主素质不是单纯从书本中能够学到的，而是民主运作中亲身体验的结晶。现在有人把农村村民委员会的“海选”视为一种民主的新生事物，其实在60年前的抗日根据地中就曾广泛实行。如果以这样的一种速度来推行民主，恐怕100年后还到不了市长直选。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斗私批修”，中国人不仅公德不彰，连私德也荡然无存，床头话可以汇报领导，父母祖宗可以断绝关系，邻里互助也要先问阶级成分。很难想象，一个缺乏起码的虔诚和道德心的国家，还会能够具有牢固的内在凝聚力。大国之患在内而不在外，罗马的崩溃，起源于不可遏止的自身腐败而非蛮族的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