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比较研究
时间：2021-07-02 08:02: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世界持久和平是人类追求的梦想，康德文化对世界持久和平的建构与信念是对世界混乱、发动战争的批判。这种构建世界持久和平、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理念思维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从共同愿景、实现路径、价值取向及理论威胁等角度分析两者的共性，同时从内涵丰富性上、理论渊源上、意识形态上、政策路径现实性上的差异性进行理论对话，可知康德文化对世界持久和平夙愿的思维只有内化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外交战略中，才能最终成为现实。
关键词：康德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世界持久和平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8）01-0063-07
2012年党的十八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这是党中央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正式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从而打造一个以世界和平为终极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其实，世界和平这个词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说，是一种渴求，古今中外致力于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理念发展的能人贤士倾其一生奉献于理念的发展与推广。其中，康德就是一位典型的世界和平主义者，他关于世界和平的思想论述主要集中于《永久和平论》一书中，亚历山大·温特将该思想称为康德文化。本文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探析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性，进而更具体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共赢的外交新战略。
一、 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性
《永久和平论》是康德晚年一部关于国际乃至人类发展的著作，该书著作于18世纪末，当时欧洲各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后期民族国家逐渐兴起、新一轮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热潮之中，此时以宗教信仰而发动战争的状况逐渐向为国家安全而进行结合松散联盟的转变。虽该书向世人传达一种世界和平的信念，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期的局部战争都对世界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发起了复杂的挑战，正如现实主义者认为那样：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逻辑关系是一种自主的体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军事竞争甚至战争。建构主义学派重要代表者亚历山大·温特论述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时认为：“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有着三种结构，属于哪种结构取决于什么样的角色——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3]245按照该结构划分，亚历山大·温特将其归纳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其中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康德文化则是以国家间处于朋友状态为关系特征的体系文化，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再存在使用武力和发动战争来解决利益争端，而是形成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若一国遇到威胁另一国则会倾力相助，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的体系，最终目标就是保障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4]。在此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视角，寻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维护与发展世界持久和平。
（一）共同愿景——“世界持久和平”
“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已经在西方兴起，在这种文化中，非暴力和团队行动已经成为规范。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会倒退到过去。”[3]288这是亚历山大·温特对康德文化的进一步展望，该文化理解世界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是“友谊”，认为国家间应该像朋友般相互对待，遇到利益冲突时候国家首选解决方案是非暴力和平解决的方式，国际间国家处于和平的发展道路上前进，各国处于“集体安全体系”与“安全共同体”并存关系中，即成为“集体安全共同体”。“集体安全体系”主要强调的是体系内部与外部威胁进行解决争端，“安全共同体”则主要解决的是群体内部间的争端问题，在康德关于世界和平整体思想中暗含着世界和平的普世价值，具有西方普世价值主义的思想。而康德文化内化的第三等级就是强调“合法性”的问题，基于各国承认这种文化方式的合法性，因此各国之间自愿遵守“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3]288的原则，当一个国家受到侵略，另一国家要进行保护，形成“集体安全共同体”的体系格局，进而推动世界持久和平的良性发展。康德文化认为国家之间友好平等，互利互助的愿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及基础支点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认为世界各国之间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合作以及解决利益争端，人类之间（各国之间）的命运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都处于命运相连的状态，正是取决于国家之间“朋友”的角色结构，一定程度上“集体安全共同体”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主旨演讲上就论述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新型合作关系。同时，“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5]。可以看出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愿景。
（二）实现路径——“非暴力与合作互助”
上文提到亚历山大·温特按照：“敌人”、“竞争对手”、“朋友”三种角色结构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处理方式归纳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就是现实主义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逻辑下国家之间为了自我利益必须进行战争来解决；“洛克文化”认为同样逻辑下国家间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彼此承认相互生存和财产权利，国家间发生利益冲突而使用武力解决的事件虽有发生，但不再像“霍布斯文化”那樣以占有和消灭对方为终极目的；康德文化则是认为国家间应该是以朋友角色来定位，互帮互助追求世界最终永久和平。就在《永久和平论》一书中，康德提出六条先决条款和三条正式条款作为保证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具体路径。其中映射出两条基本原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方式解决争端；（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3]289-290换句话说，康德文化认为世界各国之间处理国际利益争端等安全问题时要采用非暴力、互帮互助的方式来促进世界持久和平，这种视彼此为朋友的角色结构是国家间和平处理国际争端，进行集体安全防卫选择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峰会上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强调四个坚持，这四个坚持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的具体路径：一是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是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四是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6]这四个关键词：平等、合作、安全、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个支点，也是实现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必需的路径选择，其中坚持各国相互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合作互助、实现可持续安全首先是体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其次映射出我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价值内涵，最后也是推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原则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先决条款中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如出一辙。这四个支点又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凸出的共赢、共建、共荣、共享的共性理念，化解国际争端、推动国家间关系友好发展，实现人类的和平之梦。然而实现“共处”必须首要坚持非暴力、非强制、合作互助的原则，在这一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康德文化存在着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