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多边外交思想的价值取向
时间：2021-07-02 08:01: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周恩来在领导和组织中国多边外交活动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价值取向，即维护世界和平、主张国际正义、谋求协商和解。周恩来多边外交思想的价值取向在改革开放后更加明晰，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当今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键词]中国外交 周恩来 多边外交 价值取向
多边外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对多边外交的价值判断却因国家而异，因形势变化而不同。通常情况下，多边外交的发起者与一般参与者，成员方与非成员方，往往有着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一行为主体，由于形势和多边机制结构的变化，对多边外交的价值判断也会有较大差异。在复杂多变的冷战时期，周恩来明确提出了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价值取向，推动中国多边外交在艰难中发展。
促成和平维护和平的目标追求
冷战时期，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多数多边外交活动也是为此而展开的。然而，世界各国参加多边外交活动的目的和动机比较复杂，且不说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导致各国对和平理解不同，即使价值观相同，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其态度也比较复杂。有的国家可能会极力阻挠某个协议的达成与和平的恢复。中国参加多边外交活动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推动多边外交以促成和平并维护和平。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抵达日内瓦机场，在他第一次亮相世界多边舞台的书面声明中指出，“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在谈到亚非会议召开并邀请中国参加时，周恩来非常高兴，并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这个会议是为扩大和平区域而努力的。”由此可见，中国高调参与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既是为了打破西方封锁，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是为了以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推动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周恩来指出，“我们争取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其目的是要完成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就是要使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要努力去推动。”也就是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不仅关系到维护中国的合法权利，也是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需要。因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可以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理念与和平外交政策，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和平理念的传播和深入将对超级大国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构成进一步的制约。这一认识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努力，而且也显示了周恩来对多边外交维和作用的独到认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使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目标追求更明确、更全面，从而推动了中国多边外交的大发展。
主张国际正义的价值原则
世界和平虽然有多种形态，但积极的和平、持久的和平都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霸权治下的和平是难以持久的。因此，为了实现促成和平和维护和平的目标，必须在多边外交中主张国际正义，并把它作为中国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的重要价值原则。
正义的基本涵义是平等、公平。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对正义两个原则的新阐释进一步表达了他对平等的高度关注。第一个原则可称为自由原则，主要是为了确保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主要是确保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利益分配。啦该说，多数多边外交机制均有形式上平等的色彩，但在冷战时期，却又普遍存在着超级大国干扰甚至操纵的阴影。从历史上看，如果多边外交活动长期被少数大国所操纵，其价值和意义不仅难以实现，甚至会对世界和平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主张国际正义的首要课题就是反对霸权，因为霸权是导致国际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源。周恩来在回答美国《时代》杂志记者提问时指出：“世界上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在政治上应该一律平等。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问题应该由大家来共同讨论，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这种讨论，甚至把有利于少数垄断者的决定强加给没有参加讨论的国家。”在中国多边外交实践中，维护国际正义、反对霸权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第一次亚非会议上，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举起了反帝反殖反霸的旗帜，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地位作为重要使命。在联合国舞台上，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一直为主张国际正义而努力。乔冠华在首次联大发言中指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的上述言行无疑是对中国参与多边外交价值取向的最好诠释。
协商与和解的路径选择
协商就是共同商量以取得一致意见，和解就是通过协商而达成协议。和解既是国际法上通过政治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之一，也是多边外交中达成协议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在多边外交中，周恩来不仅积极倡导协商与和解，而且还是推动协商与和解的大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为实现参会十九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和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1954年6月15日下午，在朝鲜代表的建议再次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最具和解性”的建议，并指出：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末，这种拒绝协商与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虽然周恩来的建议最终仍被美国所拒绝，但周恩来谋求和解的精神和诚恳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时，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到日内瓦来是抱着和解精神的，我们要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和解与合作的精神贯穿会议始终：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是为了和解；避开意识形态论争、智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解；倡导中美谈判更是和解。和解是合作的基础，正是这种和解精神，推动万隆会议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形成了“万隆精神”，使亚非国家开始走上团结合作的道路。在国际关系较为紧张的冷战时期，周恩来较早地提出了走协商与和解道路的价值取向，为中国多边外交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对中国多边外交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多边外交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它内在地包含着目标追求、价值原则和路径选择，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价值体系，是中国多边外交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建国初期，中国外交在周恩来多边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得有声有色，并通过这些多边外交活动扩大了国际影响，提高了国际地位。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周恩来多边外交思想的价值取向逐渐被丢弃。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追求被准备世界大战的激进语言所淹没，也被中国否定西方主导的维和行动、裁军、核不扩散等多边机制的功能所淡化；主张正义的价值原则在不妥协的反霸斗争中走上极端，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歪曲，被不了解真相的人所误解；协商与和解的方法和途径也在“反帝”、“反修”的口号下变得没有任何可行性，被激进的语言和战斗的姿态所否定。目标被模糊、原则被曲解、路径被堵塞的状况使得中国多边外交受到严重制约。对周恩来多边外交思想价值取向的背离，导致了中国外交的严重挫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一步明确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多边国际机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使周恩来多边外交思想中维护和平、主张正义、谋求和解的价值取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活动中，明确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中国参与多边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不仅要全面深入地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而且要大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影响国际社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并推动旧国际机制向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方向变革。@和谐世界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推动着中国多边外交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